“起飞，盘旋，飞行员向欢呼的人们挥了挥手，降落。虽然是如此的简单乏味，但冯如的飞行表演，获得了巨大成功，在场以及不在场的人们，都意识到了一个新的未来。”《超音速论坛报》的记者评论道，“进入新世纪以来，进步不一定要伴随着痛苦与伤痕，而是与欢呼，乐观和幸福相联系。如果那两个人见到这一幕，又会作何感想呢？”
那两个人？
英国人有“光荣的威廉”，美国人将《独立宣言》的签署者称为“费城的五十四位先贤”，法国人在提到拿破仑的时候，用“皇帝”这一称号，雨果也说“那个巨人”，而当共和的人们提及达功鸿和李颖修的时候，只要没有必要称姓名，总是委婉的，有点不情愿的，酸酸的说“那两个人”。
自1833年珠江口首义以来，或者说1844年共和初创开始，达功鸿和李颖修就一直柄政直至1874年两人先后去世。而他们的学生，部属，以及受到他们思想影响的人，至今仍活跃在共和的政治舞台上。然而，共和的任何官方记录中，都是采用一种中性的，甚至故意表现出冷漠的语调，来阐述两人的生平。
有些学者以一种息事宁人的语气写到：“达功鸿本人目睹了拿破仑的悲剧，因此，他无意成为救世主，他只是希望点燃革命的火炬，然后，让人民自发的前进。而李颖修则深受英国历史的影响，也不愿成为克伦威尔。两人的意愿，在官方的表述中明确体现出来。”
“说得多么好听啊，御用学者们，”充满反思精神的专家们一针见血的反驳“达功鸿和李颖修为什么不像华盛顿，或者圣马丁那样自发归隐呢？而是柄政30年，至死仍抓住权力不放？”
达功鸿本人对这个问题是有过回答的，那时，李颖修和他私下探讨执政多长合适的问题。达功鸿说：“华盛顿？那个从来没有打过胜战的总司令就不要拿来作例子了，他唯一的优点，就是识时务，知道自己控制不了大陆军，也扛不过参议院，不如留个美名。……至于圣马丁，如果时机合适的话，我会效仿他的。”
对于这段话，有些反思专家掉进了陷阱，开始执著于“萨拉托加和约克镇的胜利虽然不是华盛顿指挥的，却是在其领导下取得的”这样不着边际的哲学问题，但大多数人目光敏锐“为什么没有效仿圣马丁？”
“圣马丁退休后的南美，内战频仍，是军阀，大种植园主和矿业主的舞台，而且，不到十年时间，就成为美国的猎场。”
“你们居然把伟大的中华文明和南美那些土著相比，”带着高贵的气息，反思专家们继续质问，“我们的文化是他们比得了的吗？你们为什么不找些好的比较对象，却自甘堕落，专门和南美那些下等国家比较呢？”
“有什么不能比的，1830年，独立，自由，共和的思想在南美已经深入人心，中国还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而且，大家都是在19世纪中期建成共和制度。”
“什么叫腐朽的清王朝，那是达李二贼强加的罪名。如果不是共和，大清国仍旧是天朝上国，康乾盛世将成为‘康道盛世’。大清，可称得上世界第一强国（他们明显忽略了大清的时候，‘世界’是不存在的），那里轮得到英格兰称王称霸。”反思专家们如同抓住了什么命门，开始乘胜追击，“英美两国系出同源，可谓同文同种，一衣带水。可是君主制英国高居世界霸主之位，共和制的美国却在繁杂的国内矛盾中苦苦挣扎。”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御用学者们不再探讨制度的优劣，却还不甘心，“如果英国在1840年左右入侵，大清恐怕难以应对。”
“胡说，”反思专家们跳了起来，“明明是英人慑于大清的声威，不敢与大清开战，才派回李颖修这条狗。”
“不错，想来大清朝时，圣君贤相，慈父孝子，如此国势，焉是英伦岛国可比？可恨共和孽党，扰乱纲常，颠倒人伦，华夏道统，皆付东流。”
这种罪状，无人可以抵赖。达功鸿和李颖修，在初举叛旗（官方的“义旗”）时，是以“兴名复礼，明经还义”的口号来团结士人的。这一口号的大致内容是说：清政府所推行的儒教，并非由孔孟至朱子的愿意，而是在明代被“魔教”歪曲的伪经，而建州部由于尚未开化，误将此物作为儒学的瑰宝，囫囵吞枣的继承下来，还大兴*，试图消灭真正的儒家子弟。达李二人正是领悟了这一点，才率师起义，以求恢复儒家道统。李颖修还因此放弃了“反清复明”的口号和日月圣火旗。
然而，共和初创之后，两人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臭名昭著的《十经综考》，《二十四史驳议》取代了四书成为科举的考纲，所谓《十经综考》，是用达功鸿的“正学”（实为法兰西夷的乱语）解释的《十经》（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荀子，繁露，朱子），《二十四史驳议》则是将当年《明史驳议》的谬论扩及《二十四史》，这两套书，错落颇多，粗鄙无伦，而且多少士子白首寒窗的苦功变成了无用之学。
仅是如此也就罢了，达功鸿和李颖修，这两个生于海外的谬种，居然说什么“楷书字繁，不利学习”，推行简体字，须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升斗小民，要做士人，总要下点苦功吧？居然推行简体字。这是对中华文化的亵du。
（御用文人站出来辩解：“秦有小篆，汉有隶书，晋出楷、草，唐代行书风行于世，改简体字，正是中华文化适时而变，生生不息的明证。而且，简体字符合‘六书’，不会影响我们阅读古籍。”）
简体字且不说了，达功鸿推行“正学”，多少名师大儒站出来反对，他就搞什么“明辨是非”，让人们互相攻击，自1849至1859年，史称“十年非难”，整个社会的思潮处于彷徨无序之中，诸多黄口孺子，居然无视伦理纲常，公然批判和质疑名师大儒。而那些名师大儒，以及他们念着师门厚恩的弟子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愤然反击。诸多派别之间互相混战，甚至还发生了暴力冲突，社会生产也受到巨大影响。
在共和的官方记载中，亦认为“十年非难”是达功鸿个人的失策，经常有人假设“如果没有‘十年非难’，我们将……”，也有人宣称“大清就决不会……”，只有一种微弱的腔调辩解道：“在社会思潮急剧转型的时代，思想的混乱一定会出现。它不表现为‘十年非难’，也会以别的形式爆发出来。”甚至有恬不知耻之辈叫嚣：“不破不立，只有斯文扫地，方可再造人伦”
最为反思专家们痛恨的，或者说津津乐道的，还不是“十年非难”本身，而是其造成的1858年至1861年的“美洲饥荒”。“十年非难”本来就造成了农业生产上的困难，1858年对俄战争爆发，由于东北的开发尚未开始，东北铁路尚未修建，大批华北农村的壮丁被征发到前线作民夫，全国的粮食供应依赖长江流域。而在1857年，在未经试验的情况下，达功鸿开始在全国推广“美洲作物”即落花生和马铃薯，并兴修水利。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导致1858年全国农业大规模减产，而且，地方官员们（“达功鸿的徒子徒孙们”）逢迎上意，开河挖渠，乱搞一气，使1858年长江全流域洪水导致中下游六省全部受灾。自此，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全国性饥荒。官方说：“数百万人受到灾害影响。”，反思专家严正指出：“实有数百万人死亡，加上未出生人口，应是数千万人。如果不是共和当时只有3亿人，死亡人数一定会突破1亿大关的。”
有专家拿大清作对比“大清，决不会出现上亿人饿死的情况。清朝的流民，饥荒都是（白莲教，天理教）匪患造成的，绝不能说明大清的无能。”至于大清根本无法进行全国性的人口统计，也就无法确认灾民数量，这样的技术枝节，还是忽略了好。
达功鸿本人留下很多名言，比如抄袭自法国人的“人人生而平等”，“自由思考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权”，同时又有一些表现出暴君倾向的话，如“定期坑儒有利于社会进步”，等等，虽然他从未如此做过，却足以暴露其仇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这个词也是达功鸿提出的）的本质。埋藏在共和主义者外衣之下的，是一颗暴君的心。
国之不祥，必有妖孽。正是共和制这种带有天生缺陷的制度，才会让达功鸿这种夏桀似的人物为所欲为，明代的昏君们，都还受着儒家----文官体系的制约呢。天朝公然推行这种为全世界所敌视的制度，只有达功鸿这种暴君才做得出来。
总而言之，不可行的共和制证明了达功鸿是暴君，而达功鸿这种暴君证明了共和制不可行。循环论证，正是是体制问题党人的无二法宝啊。
注：落花生和马铃薯，在明代就进入中国，但未大面积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