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将媒体反映当代社会发展变化功能与历史文化纪录片记录历史功能结合，找到两者之间见证时间重量的史料价值。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作为肩负着社会责任的主流媒体，在喜迎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史时刻，穿越走西口数百年的历史时空，感受改革开放30年给西口沿线这块古老土地带来的新变化、新发展、新话题，无疑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怎样才能将30年发展的成就性报道和几百年富有文化含量的历史纪录片结合起来，确实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具体讨论拍摄的几次会议上，编导们的意见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有的主张以具体的细节切入，以人物命运的故事来统领全篇，感染观众；有的主张以纯粹的文化内容来贯穿全篇，力求给观众一个独立的西口文化思辨的感受；有的虽主张将两者结合，但是文化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的命运故事在很大层面上并不具有同一性，硬性地结合在一起，往往会显得很牵强。最终，大家还是在张台的启发下，找到了比较好的解决方法，这就是一定要将故事或人物背后的文化意味发掘出来，用文化内在的力量来感染观众，引导观众，打动观众。在黄河入晋第一湾老牛湾，支部书记魏永富在20年前曾经接受《西口大逃荒》的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将来有两个愿望要实现，一个是绿化，一个是旅游，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这些愿望最终得以实现。在他身上发生的变化，蕴涵着独具时空价值的文化含义。走西口人身上的执著和坚韧就这样鲜明体现出来。呼和浩特市晋剧团的现任团长乔惠民，是当代走西口出去的走西口后人，他立志要把在内蒙古人深受欢迎的晋剧进行革新，创造一个更受草原百姓欢迎的草原梆子，打响草原晋剧的品牌。他自身的创业过程所体现的对事业的执著、对传统的尊重、与时代的俱进、与社会的宽容，一旦放在整个走西口的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观照，就会发现那种深深刻在他们骨子里的对西口文化的浸淫，对走西口精神不自觉的投射。古代与现代就这样有机结合，创造出既有传统纪录片历史的深度和文化的厚度，又有现代媒体所承担的对时代的忠实反映，历史和现实、成就与精神，就这样有机交融。
第三，将纪录片对当下的现实纪实与对其背后蕴涵的历史文化的梳理和思辨相结合，找到现实纪实和文化思辨之间因果依存的逻辑关系。纪录片独特的纪实手法，将大量的现实生活鲜明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把正在发生的真实事件，特别是其蕴涵悬念的过程和细节，成为引导人们收视的重要因素。而真正能够打动观众心灵的，则是其背后对历史文化的梳理和思辨的力量。在《西口在望》的创作中，大量的现实生活典型片断的纪录与恰到好处的文化访谈相结合，使感性的生活细节有了理性光芒的照射；而理性文化的光芒则使感性的写实有了生动的诠释。已经在包头生活了五代人的郭孝英老人，祖籍是山西祁县，他从来没有回过山西。因为对家乡的思念，终于使他在70岁那年，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回乡祭祖。大量也许并不十分精道的写实镜头资料，尽管出自一个业余的拍摄者手里，但其中渗透出的故乡深情、文化寻根，却具有很强的思辨色彩。郭孝英的祭祖举动，因为有了纪实资料而显得真实可信，而大量专家访谈和解说的运用则发挥出思辨的作用，升华了文化的含量，强化了理性的逻辑。
第四，将媒体积极融入文化产业与纪录片深度开发有机结合，找到主流媒体开发高雅文化产品和历史纪录片潜在的商业价值之间的有机统一。媒体响应中央号召和适应市场需要，积极投身文化产业的打造工程，这是新时期影视文化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和挑战。但是，目前的文化产业的成功案例，多是一些道德和意识并不十分主流、盲目迎合低端消费市场的产品。这些产品，往往属于过眼烟云，缺少历史的厚重和文化内在的力量，虽然轰动一时，但最终会昙花一现。以纪录历史、反映时代为使命的纪录片的创作，在澎湃着泡沫和喧嚣着浮躁的文化产业大潮中，经常会折戟沉沙。而个中原因，也许是因为小众，也许是因为缺乏对市场的预见，也许是时机不成熟。纪录片《西口在望》的运作，一开始就引入了市场化运作的机制、产业化开发的手段。一家在当地很有影响的房地产公司老板，既出于对走西口文化的热爱，更出于对全国文化市场的大胆预见，果断决策支持纪录片的创作，投入资金，参与发行，显示出新时期晋商的新形象。作为媒体语境下纪录片的创作，也因此少了几分盲目和急就，更多了几分对艺术质量的责任和市场的审视。纪录片的市场开发，很多人认为是比较难的，但是，随着人们文化消费意识的日益提高，对纪录片特别是结合现实的历史纪录片，需求会更加强烈。作为媒体来说，既有适应整体和当前宣传功能的纪录片播出，又有能够体现媒体核心文化价值体系和品位的内容长留人间，应该是一举数得的好事。
第五，将纪录片沉静的历史价值和使命与当前相对沸腾的文化思潮和现象相结合，找到精英文化与时尚文化共赢共荣的发展之道。纵观历史上和当前纪录片的创作，特别是引起较大社会认知和反响的纪录片创作，往往是在一个具有较大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的背景下进行的。纪录片《西口在望》的创作，固然有着以30年改革开放的政治背景作为基础，更重要的是近几年全社会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以诚信、和谐等更高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为依托。晋商题材热的背后和走西口题材热的背后，乃至更多的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艺和文学作品之所以反响强烈，是由于正在崛起的中国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对融入世界的自信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思考，我们所做的只能是一个特定的媒体语境的“在望”，“在”是一个特定的时空的存在，“望”是对历史的回望和对未来的展望。这个“在望”对于媒体的纪录片创作者来说，不仅仅是针对几百年的走西口历史，“在望”更是一种永远的姿态，一种永远的信念。
（刊自中央电视台《电视研究》2009年第3期）
西口2008
宋沈平
这部片子是拼出来的，不是拼凑的拼，是拼命的拼。3个月，5个省区，500多个采访对象，15集，总片长近470分钟……做完了？播出了？我竟不能相信。一时间，思维断磁，黑场。原先困顿绝境中咬牙切齿、设想过无数次的片子完成后的庆祝方式，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几秒黑场后慢转出的是往事不堪回首的“锥心刺骨”。这几个月，压力就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随时随地会让我崩溃。不光是我，整个摄制组都是咬着后槽牙过来的，不敢松劲儿也不能松劲儿，大家都知道，稍有闪失就会满盘皆输，后果严重。庆幸的是我们扛过来了，想到这儿，又是一阵的轻松，大脑中画面迭出的全是这几个月来所经历的人、事、情、景，走马灯似的，放电影似的，那么转啊转……
无知者无畏
现在回头想想那句话：“无知者无畏。”不由得从心里大喊：“真理真理呀！”如果是现在让我接手这部片子，说真的，就算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敢答应。2008年上半年，我第一次从台长和分管总监那里听到这个选题，隐约中感觉到，这样的机会对做纪录片的人来说，是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那时，“西口”在我的脑子里完全没有概念，充其量就是停留在纸上的几行文字或一段历史。而作为台里纪录片栏目的制片人，对于人文历史类的纪录片的操作并不陌生，因为那正是栏目的风格定位。然而，当栏目真的接下这个选题，才知道一切远比想象中复杂。困难与挑战由此接踵而至，以至于我现在都感觉像在噩梦里挣扎了一遭。
对纪录片来说，做任何选题之前，案头工作都是最基础和最主要完成的事情，而遍寻书海，真正对走西口那段历史有专门研究和专门记述的资料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大家也是寥寥无几。怎么办？根据台里的安排，这部片子要以改革开放30年的献礼片在年底推出。时间太紧了，要想在2008年年底完成制作播出，必须要在7月份前完成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而5月份我还在为到哪里找资料伤脑筋。怎么办怎么办？在搜集资料的那几天，我对“西口”二字高度敏感，终于得知山西古籍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套山西河曲籍作家燕治国的《西口三部曲》，于是疯子一样直接闯到出版社去，最终从出版社仓库抠到两套社里预留的书，之后如法炮制开始拜访各家出版社，慢慢搜集到一些零散的关于走西口方面的资料，其中包括小说、散文、民歌，甚至民歌曲牌汇编。虽然这些资料离走西口的历史主干还有些距离，但毕竟是在描述那段历史中的点滴，于是安排参与拍摄的编导轮流阅读。当时大家几乎是以一天啃一本书的速度在前进。
在这里不得不说的一本书叫《西口大逃荒》，是1985年由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记者徒步西口沿线80余天采访的手记。这本书不厚，同其他书相比，它甚至只能算作是一本小册子，但这本书给与我们整个创作团队的信息，却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从记者的视角来解读西口、来感受西口沿线的，这一点就是别的资料所不能比拟的。而这本书中所涉及的西口行走路线、所提及的西口沿线的人、事、村庄，甚至很多都成为后来这部纪录片所纪录拍摄的对象。
当前期的案头工作逐步深入，原先只是以枯燥的铅字存在的那段历史，在我头脑中慢慢变得鲜活起来，成了一个人物，一座村庄，一段感怀，一节故事。做电视的人最怕的就是没有画面感，当那些白纸上的黑字变成一些还不甚清晰的画面后，我沮丧的心情稍稍好转，而此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个选题，是一块太难啃的“骨头”。然而想打退堂鼓已经不可能，台里已经决定把这15集的纪录片作为整个纪念改革开放30年系列活动中的重头戏来推出，作为台里唯一的纪录片栏目，接下任务那是责无旁贷，与其顾虑重重缩头缩脑，倒不如昂首挺胸迎难而上，于是整个摄制组就都有了“尽到百分之百努力，做到百分之百不悔”的主导思想。写到这儿回头想想，当时真有点儿“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
经过文字资料的搜集整理，又与山西忻州当地的研究西口文化的专家沟通过几次之后，摄制组决定要在开机之前，驱车沿西口沿线进行一次踩点，好让许多在文字记述中、在经验猜测中飘忽的东西落到实处，根据《西口大逃荒》一书的描述，我们设定的路线是：由山西太原出发，一路朝西北行进，经山西偏关、河曲、保德至陕西府谷到内蒙古准格尔旗，最终至包头。这条线路也成为之后拍摄组正式拍摄时的主要线路。
西口路上的思考
从元朝时期，山西人就开始陆续走口外，到广袤的塞外去寻求生存发展的机遇；到清康熙年间，随着清政府开边政策的实施，晋、陕、冀一带开始有大量百姓，西走内蒙古草原大漠求生致富，形成了历史上一个绵延数百年、规模庞大的迁徙现象——走西口。而在走西口的大军中，山西人又是数量最大的人群。
那么，当年那些迫于生计的山西内陆农民，为什么要选择背井离乡，迁徙度日？是不屈于自己的命运，还是追求更广阔的前程？他们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在这条路上，他们留下了什么？又创造了什么？历史与现实在“走西口”这一特定点上，还有多少割扯不断的关系？那段曾经极富传奇色彩和悲壮意味的历史，从文化、精神层面讲，又给现代人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2008年9月17日，带着这些严肃的命题，摄制组踏上了西口路。由于时间紧迫，摄制组分成两队。一队6人，进行主线路的拍摄采访，即由山西太原出发，一路朝西北行进，经山西偏关、河曲、保德至陕西府谷到内蒙古准格尔旗，最终至包头；一队两人，到北京、天津、山西杀虎口等地进行主线路以外的其他采访。我则全程跟随主线路的摄制组进行采访。在近两个月的的采访过程中，那些严肃深刻的研究命题，都在现实生活的生动鲜活和历史过往的蛛丝马迹中找到了答案。
美丽的老牛湾
初秋时节，阳光分外的明亮，天空出奇的高远，尤其离开喧嚣的城市，这样的感觉就更加强烈。我记得很清楚，摄制组真正开始拍摄的第一站在山西省偏关县的老牛湾。那是一个离县城还有个把小时车程的偏远村子，很美。可能是捱着水的缘故，老牛湾的美柔和而安静。由于内蒙古有一家旅游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开发老牛湾的合同，远远地在山的拐弯处看到村子时，就有一条铺了青石板的小路延伸开来，明净的阳光从头顶撒下来，泼在路面上，干净。小路一侧傍山，一侧是三五一丛的枣树和苹果树，再往远去就是黄河水。由于上游的万家寨水库拦坝蓄水，这里的黄河绝不是翻滚咆哮的黄龙般模样，而是温存安静的一湾碧水。
我们一行几人就住在村支书老魏家。他也是我们要重点采访的人物之一。因为老牛湾，处于晋西北最北处，隔黄河就是内蒙古地界，当初也是晋西北人走西口到内蒙古的一个口子，这里见证了数百年间走西口的故事与传奇，这是我们选择老牛湾的主要原因。而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却全然看不到边塞的萧瑟与冷清，倒是这远离尘嚣的宁静自然的美让我们震撼。想想也不奇怪，其实大自然的美千百年来一直都在这里存在，只不过当糊口是最当紧的事的时候，它被忽略掉了。当年走西口的先人们可能做梦都没想到，这里的美景现在也成了老牛湾人养家致富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