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老魏，40多岁，幽默开朗，在自家开着“农家乐”旅馆，旅游淡季时同妻子到县上，照顾在县里上中学的孩子。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对自己的家乡认可，这是我们在西口沿线采访拍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现状。他们的祖辈都曾经因为生活所迫走过西口，因此“走西口”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他们从老辈人那里听来许多鲜活真实的走西口的故事，老魏还能像个熟练的导游那样领我们在村里的老渡口、烽火台等遗迹前，生动地讲述当年走西口的很多事情，这都让我们兴奋异常，而对于我们是因为走西口而来，老魏倒颇感意外，因为在他的意识里，近些年来村里接触的外来人并不少，但全部是冲着这里的自然风光来的，他没想到还有人愿意听那些在他们看来已经老掉牙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他们从小耳濡目染老辈人的那些事，所以他们大都不在意走西口这段历史，这就造成了我们这次采访过程中发现的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当年有过走西口经历的健在的老人们，还会念念不忘西口路上讨生活的林林总总，而年纪在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虽然知道这方面的事情，但不会刻骨铭心，至于他们的下一辈人，则基本上对于走西口一无所知，当然也毫无兴趣。
这样的情况多少让我觉得有些遗憾，不过再想想，也难免。虽然走西口这一绵延数百年的移民潮，对晋、陕、蒙等地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所带来政治、经济、文化、信仰、民族等方面的影响，都是意义深远重大，可以载入史册的，但以千百万平民为主角的这次大的移民潮，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得到学术界、文艺界大范围的关注，以至于直到今天，专门研究走西口历史的学术成果、权威结论都寥寥无几。所以我们才会出现在选题确立之初，前期案头工作进展艰难的情况出现。但这也正是我们做这项工作的意义所在，搜集、整理、抢救、还原、思考、倡导，最终以镜头的方式永久留存。这就是纪录片的魅力，这也是为什么如此艰难，仍有人对纪录片不舍的缘由。
身在家乡的幸福
在接受选题、收集资料的阶段，曾经拜读过燕治国老师的《西口三部曲》，当时就被他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浓郁乡情所感染。燕治国是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山西河曲人。他的《西口三部曲》，就是专为家乡河曲而作，那种虔诚，那种热爱，那种痴迷，织就了一张密实的大网，网住了我，让我沉醉在一种氤氲而温暖的乡情里。不过当时，我将这归功于燕老师的文笔，归功于文字的魅力，然而当我们的摄制组来到河曲，在这里拍摄采访的10多天后，我意识到是我错了。
我一直相信，每一个地方都是有性格的，同人一样。如果以性格来论，山西河曲就像一个干净利落、热爱生活的人。这座晋西北的小县城，位于黄河岸畔，有着一股现代时尚的气息。一入夜，新建的古渡广场伴着闪烁的霓虹就会有悠扬的舞曲响起，人们双双对对翩翩起舞，闲适惬意；白天走在街上，会觉得道路两旁的居民楼窗明几净，很少看到有哪家哪户的窗户灰蒙蒙的。就这个问题，我还曾专门打听过，结果得到的答案出奇的一致，那就是河曲人爱干净，爱收拾屋子。果真是这样的，在河曲采访的十多天中，进到过无数人家的院落，也都是布置的温馨雅致，干净利落；接触到许多河曲人，男女老少、干部农民，也个个温文尔雅、笑容可掬、衣着整洁。说到河曲这个地方，当地人脸上无一例外都是自豪的表情——“还可以吧”，简单的四个字，对这片土地的爱就全有了。
如今看着西口古渡黄河水缓缓流过，已经很难想象当年河曲的贫穷困顿了。过去这里是个穷地方，走西口是这里的传统，家家户户几乎都曾有过走西口讨生活的经历，走西口除了留给这片土地许多伤心的记忆，还给这里带来了别样的财富。河曲素有“民歌之乡”的美誉，河曲民歌直白朴实却又灵动酣畅，走西口那段历史，就曾经极大地丰富了河曲民歌的创作，至今河曲民歌里还有许多反映走西口的内容。二人台，也是河曲人很偏爱的地方小戏，县上宾馆的小礼堂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表演二人台的。在这个萦绕着山曲、二人台的美丽小城，洋溢着河曲人的自信骄傲和对故土的热爱，这种情结也是我们一路采访中感受最深的一种情绪。
乡情如胎记
从9月中旬出发投入拍摄，摄制组一路沿晋西北向西行进。10月中旬，我们已经到达内蒙古地界，永远忘不了初到内蒙古的感觉。摄制组的车由山西保德向内蒙古准格尔旗方向行驶，一路上我们都在讨论下一站的拍摄方案，没人注意车窗外的景致。当讨论告一段落，不经意间望出去时，看到的是一幕永远不能忘怀的景色。那天的蓝色纯粹而通透，使天空显得空旷高远，而大片白得另人炫目的云朵层层叠叠，又似乎近在咫尺。笔直宽阔的高速公路，就在眼前延伸出去，我们则像在一个神奇美妙的时空隧道中滑行。这就是塞外了！不知当年舍了命也要奔出来的走西口的先人们，来到口外时，第一眼见到的是否也是这样的天、这样的云，是否也像我一样满心的新鲜和激动？
在延续数百年的走西口大军中，到塞外落脚谋生的山西人是极为庞大的一支。如果说走西口中“走”这个行为发生在口内，那么走西口的结果就外化在口外。如今，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和包头，还有相当数量的山西西口移民的后代。他们保留着山西人的生活习惯、风俗信仰、文娱形式甚至品行性格。在这些地方采访，遇到山西人的比例绝对要比遇到当地人的比例高很多。正像我们在呼和浩特市的大召市采访时碰到的一位大爷所言：“在内蒙古你不用问籍贯的问题，往上推三代，肯定都是山西人。”这样的话虽然有些夸张，但绝不荒谬。如今生活在内蒙古的山西人，很多都是先辈走西口时落脚当地的。屈指算来，基本都有四五代了。当年广袤的塞外土地接纳了他们的先辈，如今，他们与这块土地的蒙古民族相处和睦、生活和谐。
在呼和浩特市采访时，有幸拜访了内蒙古文联原副主席——冯苓植先生。在燕治国先生的书中，冯先生是一个秉性耿直豪爽的文人，是一个可亲可爱的山西同乡。当我第一次在电话中与冯先生对话时，电话那头的声音果然热情爽朗，却没有一点山西口音，倒是句句透出京腔。在电话中我们得知了冯老的地址，也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当采访车按时拐进一片宿舍区后，一位坐在门房前的老人迎了上来。原来，放下电话的冯老，怕我们找不到，早早就等在了小区门口。冯苓植先生祖籍山西代县，作为作家，他写过一系列以走西口为历史背景的小说。这次拜访冯老，原本是想请他以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谈谈走西口这段历史为什么会给他如此多的灵感；从一个久居内蒙古的山西人的角度来谈谈对故乡的情结，没想到在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请求后，冯老还自告奋勇替我们当起了采访联络人。
在呼市，我们很重要的一块采访内容是拍摄晋剧在内蒙古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生存现状，在与冯老聊天时，我们说到了这些，冯老立刻帮我们推荐采访对象，并替我们打电话联系。有了冯老的帮助，我们认识了呼市晋剧团的山西团长——乔惠民，认识了一群热爱晋剧、为晋剧在内蒙古的发展无私奉献的山西籍演员，并用镜头纪录下了他们。有了冯老的帮助，我们最终比原计划早几天完成了在呼市的采访拍摄任务。那几天，在摄制组采访拍摄之余，我们这帮“山西的小老乡”（冯老总这样称呼我们），常常会被邀请到冯老的家里，每人喝一碗冯老的老伴煮的奶茶，聊山西、聊内蒙古、聊走西口。
如果说在呼市冯老的奶茶让我们难忘，那么在包头让我们还难忘的就是郭孝英老人和他的书了。郭孝英祖籍山西祁县，祖父那辈上从家乡来到包头定居，现在已经延续到第五代了。郭孝英老人70岁之前从未回过山西，对家乡的印象多是从父辈的家常话里听得。但他对家乡的感情却可以用“炽热”来形容。拿他儿子的话来说，父亲对山西对祁县的感情，就像一块胎记，一生从来不曾离开过他的身体。得知是家乡的电视媒体来采访，郭孝英老人很激动，镜头前，这位72岁的老人侃侃而谈，给我们讲述他祖父走西口创业的故事，讲述他70岁后的两次山西之行，讲述他钦佩的山西人的品行，讲述他即将要出版的一本书。
郭孝英老人退休前在包头市原邮电局工作，与文学创作不沾边，更别提写小说了。在他70岁时，偶然一次机会得以回到山西祁县认祖后，他回山西的脚步几乎就没有停过。70多岁的老人了，平均每年都要回趟山西，而且是组织全家子女甚至孙子辈的一起回。每次回到家乡，见到郭姓族人的激动和那种与生俱来的血脉相通的亲近感，让郭孝英思绪万千，也让他萌发了要将自己的祖父走西口创业、郭姓家族几代人兴衰的故事写出来的冲动。于是，古稀之年的老翁开始了艰苦的写作，如今这本名为《走西口的那些人那些事》已经出版，作者署名为“平安丹梅”。老人说，这是他从4个子女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的，他就是要让后辈们记住自己是山西人，是走西口的山西人的后代。
在内蒙古的采访不能说不艰苦，但在内蒙古的采访又是激动而自豪的，在30多岁时，我第一次觉得故土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它更是一个烙印、一种情结、一份需要用一生来品味的情怀。
整个拍摄、采访、编辑、播出，如今都已经结束了，回头想想，充满感谢。感谢在2008年，西口与纪录片相遇，而我幸运地成为这个交集上的一个点。
一种心境的转换
谢华
我记得接到《西口在望》拍摄任务的当天，我正在机房下载节目播出带。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完成了全年十个选题的拍摄任务，心里很放松，正琢磨着去哪儿玩上一圈。接到电话时，感觉有些诧异虽然之前就知道栏目中的其他两位编导正在操作这个选题，但接到任务时还是感觉有些突然，以至于一时琢磨不过味儿来，很难像其他人一样快速投入到紧张的工作状态中。
接手这个选题之前，我对“走西口”的认识仅限于民歌里唱到的“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而当得知这部系列纪录片将作为黄河电视台改革开放30周年的献礼片，容不得出半点差错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担。我受命负责制作完成的是第一集和最后一集，第一集，意味着开篇；最后一集，意味着收尾。承担这两集的采编任务，就意味着责任。我用最快的速度，在网上和相关书籍中搜集一切有关于“走西口”的内容，借以填补大脑中对于这样一个选题的空白。随后，撒开了网地联系省文化厅，省京剧院，省戏曲研究所等相关部门，再通过他们获得在走西口文化研究领域较为权威的专家信息。对于这样一部厚重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来说，重磅级的专家采访不容忽视，他们对于“西口”及“西口文化”的阐释与探讨，是片子能否做出新意，做出深刻内涵的关键之所在。但直到这个时候，我还只是沉浸在一种按部就班的工作状态中。在第一集片子进入后期编辑的过程中，我跟制片人反复确定编辑结构，完善解说词，但总感觉缺点什么。第一次审片会后，遭受到不小的打击。于是，一稿三审，反复修改。
真正让我感觉自己也已经全情投入地参与到这项“事业”当中来，是在翻回头来整理和筛选专家采访的素材时。当听着燕老师操一口带有浓厚晋西北——河曲乡音的普通话，讲述那段久远过去的真实故事，讲述他儿时记忆中黄河岸边跪迎爷爷尸体时的情景时，我深深被那些走西口先民们用汗水、泪水，甚至是生命谱写出的山西人走西口的历史所感动和震撼了。当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刘文峰老师将走西口的这段历史概括为一种精神，一种求生的精神，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时。我想，对于这部纪录片作品的创作，也不应当仅只停留在“尽力而为”。片子最终确定了以榆树开篇，最后再以榆树收尾的编辑思路。当片子的结构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脑海中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对走西口这段历史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感情也越来越浓厚了。俗话说，功夫在诗外，我想做片子也是一样。对一个题材有了自己真正的感情和认识才能做出有感染力的片子。
西口感想
李安
很早了解“走西口”，还是在中学时代，那时很单纯的认为走出口外的人，不但解决了温饱，还有很多人衣锦还乡……
《西口再望》剧组成立后，让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当时“走西口”这个特殊的社会移民现象。镜头跟随当时背井离乡的“走西口人”留下的足迹重新探访，从山西人走西口大致的路线图看，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向西，是经杀虎口出关，进入内蒙古草原；一条是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内蒙古。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之一就是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走出这个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杀虎口的兴衰史也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
杀虎口在明代作为通贡之途，汉蒙之间尚仅限于缎、布、盐、茶与马、驼、牛、羊之间的物资交换。但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杀虎口作为明蒙交往通道，为后来大规模人流走西口和旅蒙商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入清后，满蒙关系不同于明蒙关系，尽管起初清廷对入蒙有多种限制，但经济、文化在以游牧业为主和以农耕为主的两个区域的交流已势不可当。随着清廷入蒙禁令的逐渐废弛，走西口到塞外的人口日渐增多起来。走西口，在清代前期尚是春去秋归的“雁行客”，到清代后期才渐渐出现定居下来的“常住客”，有学者考察，晋西北河曲、保德和偏关三县，每年各县走西口人数逾2000—4000人不等，若遇大灾年，各县走口外人逾万。
镇边关的杀虎口至今还留有当年的西口古道，一条条深深的车痕留在青石上，只有它才真正见证了当时从这里走向草原大漠的那些走口外百姓的生活状态，但随着在采访地点的深入了解，有了一种难言的遗憾，因为至今也没有谁能够说明白，从这里走出口外的人究竟有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从这里返乡的人却是少之又少的。
杀虎口被学术界认为是最早的“西口”之一，数以百万计的山西乃至中原地区的百姓为了逃避饥荒，从杀虎口出关到草原大漠谋求生存，是他们最初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