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路梆子，因形成于山西中部而得名，又被人们称之为晋剧或山西梆子。其流布范围除晋中、晋北外，在内蒙古、河北、陕西的部分地区也都有广泛的观众和固定的班社。
中路梆子与北路梆子均脱胎于蒲州梆子。清咸丰前后，晋中、晋北将中路梆子、北路梆子统称“大戏”。两者的活动区域范围也大体相同，两地班社均可互搭演出，没有门户之见。
清同治年间，中路梆子为适应晋中一带百姓的欣赏习惯，加之晋商的扶持与介入，唱腔遂改革为调低腔缓、委婉柔和的演唱风格。而北路梆子地处晋北雁门关内外，民风豪放，蒲州梆子腔高板急的风格正好迎合了强悍刚烈的民风民俗，所以其唱腔基本仍沿袭蒲州梆子的特色，只是由于主奏乐器的不同和拖腔、润腔的不同，日久天长与蒲州梆子形成音乐风格上的差异。为便于区别两者，当时人们将中路梆子称为“下路调”，北路梆子称为“上路调”。
提起《小放牛》，喜欢看戏的朋友们都对这出载歌载舞的小戏，印象深刻。特别是剧中的唱词及旋律，通俗易懂，简洁明快。既朗朗上口，又使人易学易记，很受观众的欢迎。
据说这出《小放牛》，就是中路梆子早期名伶侯俊山依据民间小曲，经其加工改编后才得以广泛流传的。除中路梆子外，川剧、滇剧、湘剧、徽剧、汉剧、秦腔、同州梆子、河北梆子、豫剧、梨园戏、云南花灯戏等，均有演出，现以京剧演出影响较大。
牧童（唱）天上银河什么人儿开，
什么人儿跳下了望夫台，
什么人斧劈华山顶，
什么人奔月她就没有回来吧咿呀嗨，
什么人奔月她就没有回来吧咿呀嗨！
村姑（唱）天上银河王母娘娘开，
孟姜女跳下了望夫台，
小沉香斧劈华山顶，
嫦娥奔月她就没有回来吧咿呀嗨！
牧童（唱）什么鸟儿穿青又穿白，
什么鸟儿身披绿豆色，
什么鸟催人把田种，
什么鸟雌雄就不分开吧咿呀嗨，
什么鸟雌雄就不分开吧咿呀嗨！
村姑（唱）喜鹊穿青又穿白，
锦鹦哥身披绿豆色，
布谷鸟催人把田种，
鸳鸯鸟雌雄就不分开吧咿呀嗨，
鸳鸯鸟雌雄就不分开吧咿吧嗨！
牧童（唱）赵州桥什么人儿修，
玉石栏杆什么人儿留，
什么人骑驴桥上走，
什么人推车就压了一道沟吧咿呀嗨，
什么人推车就压了一道沟吧咿呀嗨！
村姑（唱）赵州桥鲁班爷爷修，
玉石的栏杆神人留，
张果老骑驴桥上走，
柴王爷推车就压了一道沟吧咿呀嗨，
柴王爷推车就压了一道沟吧咿呀嗨！
牧童与村姑，一问一答，两小无猜，且歌且舞。浓郁的田园风情，两个活泼可爱的少男少女，好一幅清纯质朴，充满乡野情趣的美丽画卷。
之所以提及《小放牛》，缘于侯俊山，更缘于侯俊山在中路梆子的历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从他的身上，似乎可以清晰地看到中路梆子、北路梆子孕育、形成、发展的脉络。
侯俊山作为中路梆子早期的一代名伶，其高超的技艺曾在民间广为传颂。他虽为男儿却以出演旦角成名于舞台，得艺名“十三旦”。多才多艺的他除主工旦角外，可谓文武不挡，除《九花娘》、《红梅阁》、《玉堂春》、《珍珠衫》、《双锁山》、《延安府》等旦角戏，还有《伐子都》、《黄鹤楼》、《八大锤》等武生戏也演得很是出彩。可以说，侯俊山是中路梆子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侯俊山生于1854年，9岁随蒲州梆子艺人“老七百生”北上晋中学艺，工花旦。因其13岁即唱红忻州、张家口一带，被称之为“十三旦”。穆辰公《伶史》中就有“状元三年一个，十三旦盖世无双”的评价。可见侯俊山在当时梨园界的名气是很大的，也是被大家所公认的。
侯俊山也是后世戏曲研究者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因唱红忻州、张家口一带，人们又认为是北路梆子与河北梆子的名伶。其实，这也正好从另一方面佐证了古老的蒲州梆子派生出了中路梆子、北路梆子和河北梆子。因三者最初区别不大，所以艺人们在三地之间相互搭班演出也就成为常事。
原籍晋南，学艺晋中，唱红张家口、忻州一带，似乎侯俊山与蒲州梆子名伶“老三盏灯”王来来几乎如出一辙。他们成为那个年代蒲州梆子艺人北上传艺，中路梆子和北路梆子不分彼此、同根同源的真实写照。
由此可以看出，中路梆子和北路梆子在形成之初，正是借助于蒲州梆子艺人北上传艺而扎根于晋中、晋北所形成的一个新剧种。北路梆子艺人中代代相传的“陕西梆子蒲州调”之说，指的就是前面谈到的山陕梆子。
当年为使“蒲白”念的地道，晋中、晋北的科班最初采取的方法是从晋南买来幼童学戏。从史料记载的情况看，中路梆子最早的科班之一云生班的情况即是如此。
距今已经有200余年历史的云生班，创办于清朝嘉庆三年（1798），由祁县东观镇北张庄南村的富商岳彩光在其家乡承办。
岳彩光早年经商时就曾在京津看过“山陕梆子”的演出，很是着迷，于是就有了在家乡自己办戏班的念头。当时正值清廷禁秦腔（山陕梆子）在京演出，京中艺人流落各地。他们加入地方戏班，有的就被聘为科班教习，岳家科班就由这些艺人们担任。
清嘉庆三年，岳彩光从蒲州一带买回男童30多名，第二年又从晋南买回男童20多名，开办了云生班。云生班以严格的训练方法，培育出了“十二红”、“蔓菁红”、“斜眼黑”、“夜壶丑”等一批中路梆子早期名伶。
当年的教习如何教戏，坐科的伶童们如何学艺，今天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蒲州梆子在晋中一带开始传播并扎根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
今天的岳家故地及当年所建之戏台早已被毁。唯有“秦妙更晋”的匾额，仿佛还向人们依稀诉说着那段久远的往事。
如果说云生班代表了中路梆子的草创阶段，那么到清同治七年（1868）出现的聚梨园，则代表了中路梆子发展到了一个相对成熟阶段。
聚梨园是一个组建早、名家多、活动时间最长的著名“字号班”，也是当时闻名华北的大戏班。
同治年间，中路梆子虽已初具规模，但还未定型，正处于发展上升阶段。当时，名噪三晋的班社是榆次的“四喜班”。渠源淦是位酷爱中路梆子，且能拉会唱的晋商巨贾。在他看来，“四喜班”虽好手云集，但处处显得小家子气，不够大方。行头、乐器也不讲究。于是乎，他决心自承一班，以争高下。
从一开始，班社便聘用各方名角，又专门从江苏定制了全新的演出行头，特别是首次将“班”改为“梨园”，可谓一大创举。一时间名角荟萃，声誉大振，聚梨园成为中路梆子班社中傲然崛起的第一批名伶班。
当时的聚梨园分为上、下两班。上聚梨园重在研究改革与演出，下聚梨园则以培育伶童为主，带有戏曲科班性质。
在班社中，名角们各有各的拿手好戏。有的以唱工见长，有的以做工称绝。如“元儿红”张世喜之《反棠邑》、《卖华山》，“一千红”王喜云之《铁冠图》，“玉印黑”王玉印之《忠保国》，“八百黑”安会成之《炮烙柱》、《沙陀国》，“金镶翠”之《祥麟镜》、《鲛绡帕》，“一股风”之《女中孝》、《三上轿》，“天明亮”之《六月雪》，“一盏灯”之《万福衣》，“一条鱼”之《武家坡》，“探探生”之《调寇》，“娃娃生”之《战宛城》，“虎儿生”之《罗章跪楼》，“盘门丑”之《排王赞》，“猪嘴丑”之《月明楼》，“高老旦”之《太君辞朝》等，均红极一时。
另外，班社还出重金聘请了名鼓师宋兴儿、名琴师彭根子、名马锣师郭三蛮。在他们的努力下，聚梨园首先在场面上做了突破性革新。把文、武场面分开，文场坐下场门，武场坐上场门。马锣加大加厚，由提击改为吊打。还将高音板胡（俗称小壳子呼胡）改为中音板胡（俗称大壳子呼胡），为适应晋中一带人们的欣赏习惯，降低了调门，力创新腔并积极推广，使中路梆子行腔逐渐走向温婉与清雅。
其次，在音乐上采用九手场面。即文场4人：胡芦子、二股弦、三弦、四弦各一人；武场5人，板鼓、铙钹、马锣、梆子、小锣。每一乐器都按其音域音色、轻重主次做了恰到好处的定位安排，使之与演员更能协调配合，伴奏和演唱达到浑然一体。
可以说，聚梨园在中路梆子的定型发展阶段，的确贡献非凡。
今天的祁县渠家大院之戏台院，在坐南朝北的戏台两侧所矗立的四根木柱上，仍悬挂有两副楹联。“些小戏台可家可国可天下；寻常人物为将为相为帝君”；“借古喻今教化众生知伦理；以假为真规劝世人明是非”。置身其中，当年的高朋满座、梆腔绕梁，犹同昨日。
清光绪元年前后为中路梆子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当时中路梆子已很受本地百姓们的欢迎，为满足演出市场的需求，晋中一带开办了很多中路梆子的科班，如保和班、小梨园、太平班、喜胜园、禄梨园、小祝丰园等。
在这些班社中，已一改过去从晋南招收幼童学艺的做法，而逐步过渡到了招收本地儿童进科班学艺。在随后的几年中，这些儿童中出现了一批中路梆子的代表人物，如“狮子黑”乔国瑞、“三儿生”孟振清、“天贵旦”王春元、“说书红”高文翰、“盖天红”王步云、“毛毛旦”王云山、“自来香”高根海等。
他们可以说是中路梆子承上启下的一代名伶。继他们之后，以丁果仙为代表的一大批女演员登上舞台，将中路梆子推向了如日中天的新时代。此为后话。
至此，到清朝末年这个阶段，中路梆子已以强劲之势迅速风靡晋中、晋北乃至内蒙古、河北、陕西等地。这个脱胎于蒲州梆子母体的新生儿，在其发展的进程中，既保留了蒲州梆子慷慨激昂的艺术特色，又注重了婉约细腻的抒情风格。应天时合地利，发展迅猛，渐成气候。其班社之多，人才之众，流布之广，已位居山西四大梆子之首。
在中路梆子孕育形成、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从始至终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都有晋商的参与和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