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铁蹄踏进我家园
我们国家的东邻有个日本国，其性本恶，早在十四世纪起就屡次骚扰抢劫朝鲜和我沿海岛屿，因为其人种身材矮小，所以史称“倭寇”。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可爱的祖国，就更是不断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从此由一个封建国家逐渐变成一个被英、法、日、德等列强瓜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山河破碎，经济衰落，民族蒙受苦难，人民痛苦不堪。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软弱，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国又一次失败。
1895年4月17日被日本相逼订立了《马关条约），日本帝国主义就从中国夺去台湾以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还在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强行开放商埠。1900年的《辛丑条约》，日本又在北京建立租界，形成国中之国。
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人民灾难更加深重，国家濒于灭亡的境地。
1931年，日寇制造了“九·一八”事件，抢占了我东北三省。然而他们并不满足，他们妄想吞并全中国，独占亚洲，称霸世界。所以他们继续向我华北进军。1933年1月又占领山海关，不到10天又占领了热河省。当时他们以武力为后盾，又从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大举侵略。政治上策动华北冀、鲁、晋、绥（绥远）、察（察哈尔）五省自治，内蒙独立，成立“第二满洲国”。经济上疯狂扩张、垄断和掠夺。同时大量增兵华北，横行肆虐，又蓄意制造了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从而开始向中国全面大举进攻。
山西自古有“表里山河”之称，地势雄固，为华北天然堡垒，又是拱卫陕甘西北之屏障，因此日军要夺取华北，必首先夺占山西省。
“七七”预谋事件，日本占领平津。于1937年8月初，又分兵三路，侵占华北腹地，其中西路的目标就是攻占察、绥、晋三省。11月太原失守。
1938年春，日军由北由东夹击进攻晋南，3月3日，（农历二月初二），日军14师团酒井支队的日本鬼子，由垣曲经石门，攻占了闻喜县城。3月5日，日军20师团山根大队，由侯马经礼元、东镇又侵入县城。
二、囚我村民于网中
稷王山苍苍，涧泉水清清，满沟鱼蔬果，遍地麦豆粮。上述如此浓郁的乡野田园中就坐落着生育我们乡亲的美丽的小张村。
就是这样一个历经千年繁衍、百代建造的美好的家园，却遭到了日寇铁蹄的践踏，大约在1939年7月，日军为开辟稷王山战略要区，首次侵入我们村，一连驻扎7天7夜，烧杀掳掠，使我们的同胞乡亲蒙受了亘古未有的大灾难。
日本鬼子侵占闻喜县城后，就在全县各乡各村开始了法西斯惨无人道的殖民统治。那些黑心王八蛋汉奸，早就为日军提供了全县各村的地形图，日军为巩固在全县的军事占领，强迫民众修筑了通往各村的主要干线公路，在交通沿线的重要地方，又建立了据点，构筑了碉堡炮楼，派兵予以驻守。这样县城通往各据点间，甚至通往外县间的公路都连接起来。
我们村约十里周围都有日本鬼子的炮楼据点，如东有五龙庙总据点，南有刘家场、冰池炮楼，西有丈八据点，北有栗村坡顶炮台，真是把我们的同胞乡亲都囚在炮楼的格子网中，要想自由进出是根本不可能的。从闻喜县城经五龙庙、冰池、丈八的，通往稷山的跨县军事公路又穿过我村，所以我们村处于日军管制区，经常遭受侵害。我们的乡亲就只能这样像牲畜一样被封闭限制起来，任其蹂躏，人们每天都是提心吊胆、惊恐忧愤。
三、日军罪行一桩桩
烧杀淫掠，惨绝人寰，血腥罪恶，罄竹难书。
日军入侵占领我们家园，血腥统治长达8年之久，鬼子的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其极。我们许多骨肉同胞遭到屠杀，许多姑嫂姐妹遭受侮辱，无数房屋被焚烧，无数财产被抢劫，不少人家破人亡，骨肉分离，霎时间，我们美丽的村庄变成了屠场和地狱。
1941年4月，我村南窑巷村民丁清水在南清水凹翻地，鬼子路过时，站在岭顶作为靶子练习就举枪打倒，终死在日本人手中。
1941年7月，我村南窑巷村民李三聋，一天在南坡地干活，因耳聋日本兵叫听不见，日兵开枪就打，打死后，在身上还搜出良民证和聋子证明。
1942年9月，鬼子到我村南窑巷李生有家糟害，李前去拦挡，鬼子就开枪把他打死在大门口。
我村下北头巷李如松（明明），因出于对日本侵略的义愤，早就秘密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又组织成立红枪会，并任会长。后又带领100多名红枪会员，集体参加我八路军212旅，后转战地方，并配发有长筒冲锋枪、手榴弹等武器，在我们村和北垣一带进行抗日活动，并组织群众拖延或拒绝向日据点派人做工和交送物品，后被汉奸告密，于1941年农历六月初一，日本鬼子把他杀害在丈八沟。日本鬼子对此还不解恨，还灭门斩绝，后又将他的儿子李义生也杀害。
日寇先后借口抓中国兵抓八路军，在村内、村外还杀害柴山山（留义爸）、柴家家、孙刘珠、鲁曹山、李官保、李天福、李天喜等10多名村民。
我们邻村大张村的梁学俭（保山），他担任村长，同样也因是“牺盟会”成员，积极组织抗日而被告密，日本鬼子于1941年农历六月初一，把他绑到吴吕村中的一皂角树上，又把手榴弹捆在他的胸前而惨遭杀害，当年27岁。
我们村下北头巷的李忠全、李小狗，南窑巷的李小兔、李根喜、张正义、李天仓、李小丑，也先后被鬼子掳走远送到东北、朝鲜和日本当劳工，据说被逼下煤窑和搞细菌性武器试验，这一去就如同死亡，再无音信。
我家有一头很温顺的大灰驴，是我家的半份家当。一天正驾驴磨面，鬼子突然来了，人都钻到暗窑去了，结果鬼子就把驴牵走了，我全家人真是欲哭无泪。我的邻居李文文家的驴也被鬼子拉走了。7年中鬼子从我们村共拉走骡、马、驴共20多匹，家家恐慌地再不敢养骡、马、驴长腿牲口了。过去我们村正月闹社火能驾7匹、10匹的几套大鼓花车，到抗战后期，骡马仅剩下一两匹了。
1939年7月，日军一队人在我们村驻扎了7天，烧杀掳掠，肆虐无度。现在还健在的李树耀老人回忆，当时日寇逼他交出中国兵，他坚决不屈服，就被捆绑吊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几次昏死过去。鬼子走后，我们小孩子先出来望风，结果看到的满眼是牛皮和烧牛肉的架子，以及扔下的牛骨牛肉，还有正在冒烟的被烧的村公所、保卫团的房子，还有多家被砸坏的门窗和打烂的东西，真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日军统治期间，从我们村杀吃拉走的耕牛成百头，大大破坏了我们的农业生产力。没有牲口了，乡亲们只能是合伙拉耙抬犁去劳作。
日寇统治时期，我们的乡亲成天是躲藏逃命，人们长期躲在村外西沟、东沟隐蔽的窑洞中，沟内反成为人群聚集的热闹地方。就在村内，差不多家家也都有地窨和暗窑，粮食财产也大都埋藏起来。
在进村的一些主要路口都挖堑壕、设路障，以阻挡日军通行保护乡亲安全。
日本鬼子除了到我们村糟害抢掠以外，各据点和炮楼的鬼子还常向我们村派粮、派物、派工，每天都要有人到那里送情报、送东西和去做工。一次因派的粮物没有按时送到，五龙庙据点的日军就向我村打了惩罚性炮弹，打坏了北村门和村中的建筑。据说先后向我村共打过40多发炮弹。派去做工时，大人实在干不过来时，就叫小孩去顶，可鬼子嫌小孩干不了活，就惩罚折磨，污辱毒打。一次我去丈八据点做工，鬼子令我搅水，因井深我搅不了，鬼子就令我只许手掌和脚尖着地，趴在地上暴晒，身子一挨地，鬼子就用鞭子抽打。
日本鬼子残害我们村最残忍的一幕是：1941年农历六月初一，因正是割麦碾场紧张之际，我们村和大张村，没有按时给丈八日本据点派去修炮楼筑工事的劳工，也没按时送去所派的物品，他们就怀疑是共产党八路军李如松等人的活动阻挠，就来打击和剿灭。六月初一，驻丈八据点的日军毛队长带领一队日兵，黎明时分，就扑向我们小张村和大张村，大多村民未得转移。鬼子进村，砸门破窗，见人就抓，一下子抓捕囚禁在大庙园的就有我村一半的村民300多名。鬼子狰狞残暴，毒打凌辱逼村民要说出谁是共产党八路军。同时又大肆打砸抢劫，捉鸡又杀牛，把村子糟害的一片狼籍。后在汉奸的领认下，抓到了我村抗日领导人、五区牺盟会工作人员、212旅部队干部李如松，还抓了李如松的妻子和父亲，残酷毒打，要他们交出枪支和招出八路军。我村民坚贞不屈，在折腾了大半天又没结果的情况下，他们不甘心，要实施更大的暴行。鬼子从抓到的村民中挑出青壮男女100多人，一个连一个串捆起来带往丈八据点，鬼子又拉走牲口驮上抢劫的财物，临走时又放火焚烧了村公所自卫团房屋和部分民房。同时邻村大张村也遭劫难，把因是牺盟会成员、积极组织抗日活动并身为村长的梁学俭（保山）也抓捕，还抓了很多村民。鬼子在路上还边走边毒打被带走的村民。到我村西沟坡时，鬼子先是杀害了大张村的柴槐槐，摔死在我村西沟。到吴吕村，鬼子又把抓捕到的大张村村长梁学俭，捆到一皂角树上，胸前绑上手榴弹，炸得骨肉飞散。一路上鬼子更是残暴加害我村抗日领导、牺盟会工作人员、部队干部李如松，用锐器（拨磨钗）戳扦的他鲜血直淌，就在他因流血过多，身已不支时，他还对邻人李德灏说，你们想法把我的衣服绑紧一点来止血，我们不能死，要坚持，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走到丈八沟时，鬼子见他身已支不起时，顺势就把他抬起来，扔到七八十米深的沟下，活生生地摔死，鬼子还生怕摔不死，又照准放了几枪。然后把抓走的100多名村民带到丈八日军据点，关押起来，不断地毒打、蹂躏，对妇女更是奸污凌辱，摧残至极。六月初一，日寇对我村民的暴行真是惨绝人寰，实为我们村有史以来最苦难的一天。数天后我们村用大量财物才赎回了村民。
日寇侵略期间，据回忆我们村被杀害的村民有12名，被掳走杳无音信等同死亡的人7名，抢走要去的粮食约1000石，折计30万斤，拉走杀吃的牲畜100多头（匹），连上抢走的银元、绸缎等贵重财物，直接经济损失约折计百万元，破坏经济破坏生产间接经济损失约估500万元。这些数字的概念就是劫去我们村当时水平的15年至20年的总收入，可算财物洗劫一空，整个村内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惨遭破坏，而且停滞不前。
总之，在日寇侵占统治我们村的7年多时间，大人不能种地，小孩不能上学，田地荒芜，百业凋零，民无宁日，难以维生，人们却也无可奈何，只能苦熬着，过着亡国奴的痛苦生活。
四、蒋阎抗日太消极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摘《周恩来题词》）
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但外国列强在我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地区到处侵占，一些政治势力和集团，不仅不积极抗击外敌，而是为了争权夺利，抢占地盘，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军阀混战，而且连年不休，使我们的国家民族更加陷入了灾难之中。
中国共产党应时应势而生，坚决举起了反封反帝的革命大旗。有远见的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大革命。
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当权后，为了自己的私利，消灭异己，不顾外侮，而发兵五次围剿共产党。正因如此，日本帝国主义看出了中国的裂隙，于是就大举进攻中国。
1931年9月18日，日寇预谋挑衅，抢占了我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采取了保存实力不予抵抗的政策，不仅中央军，而且命令东北军也撤退到关内。日寇进而又打进关内，侵入华北。继而又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占华北和中国大地。
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一直是我们山西省的最高统治者，把山西变成了他的“独立王国”，他不但加紧反共活动，阻止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而且也不允许国民党蒋介石染指山西，所以阎锡山曾多次同蒋介石发生军阀混战。阎锡山奉行的是“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二的哲学”，以生存与自固为出发点，在存在中求生存，于是就采取了“抗日和日”、“联共反共”、“拥蒋拒蒋”、“用民制民”的办法。所以阎锡山是利用共产党抗日而维护他在山西的存在，开始曾联共抗日，后来又实行了蒋介石的“溶共”、“防共”、“限共”到“军事限共为主”的反共政策，搞分裂，搞政变。诸如臭名昭着的“十二月政变”，组织新的特务组织，成立“精建会”、“敌工团”、“同志会”、“突击队”等。在制民方面，由原来的“编村”、“国民兵团”、“主张公道团”，又发展了“防共保卫团”，捕杀抗日干部和群众，干尽了种种破坏抗日的罪恶勾当，成了抗日时期三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锋。
由于蒋介石、阎锡山国民党军阀对日寇的消极抵抗、不抵抗，甚至妥协政策，所以抗战初期在我们晋南闻喜一带还能看到蒋介石的中央军，但到中后期随着日军的逼进，就很少见到了。阎锡山也步步败退，从雁门关、娘子关退到太原，又退到晋西南，钻到吕梁山深处的乡宁、吉县，并美其名曰“克难坡”的地方了。
正是由于蒋阎统治集团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先安内而后攘外的作法，所以日军也改变了策略，即不打中央军，不打晋绥军，专打八路军。甚至到后期，阎锡山和我们搞摩擦，还勾结日军来打共产党、八路军。更为恶劣的是阎锡山还组织特务暗杀团，来残害我党军政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