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阎锡山消极抗日且对日妥协，他撤退躲在吕梁山上，可经常派他们的34军、72师、国民兵团、精建会、编村等统治机构的人员和力量，从吕梁山下来，经稷山、新绛，来到闻喜北塬我们村一带，所以人们称之为是北面的。他们躲在山上，老百姓看不到他们来打日军，但经常见他们一股股地窜下来要东西、抓壮丁。要的满足不了，就打人、抓人，甚至杀人。群众编的顺口溜说：“34军馍馍队，不打日本光开会。”一天深夜，阎匪军为了抢粮，把村长樊育乾之子樊林峰、村副张发文之妻许氏抓到樊家家庙，即村公所，以上吊威胁，等把粮食勒索够，才把他们两人放了回去。1941年阎锡山的什么国民兵团杂牌队伍里叫群娃的带着一伙人，到我们村要粮，要料面（鸦片），当时的村长李德秀（上北头巷李来运的父亲），三闾闾长樊生财（南窑巷樊丁申的父亲），进行了抵制和顶撞，他们就绑到下北头北门外照壁处，开枪打死。当时陪绑的还有村管账先生李敏志（上北头李满乐的父亲），打死了那两个人后，他也吓的昏倒了，一会儿醒来才知道是人家没打他，让他回来传话的。同时由于受外部的阎锡山顽固反共搞摩擦的影响，阎锡山国民兵团的杂牌人员内外勾结将我共产党县大队游击队员刘春生残害于下北头的水井中。从而更使我们处在日寇残酷虐杀、内战炮火四起、时时阴云笼罩、处处充满杀机的恐怖日子里。
五、共产党人打先锋
抗战灯塔，中流砥柱。
1921年建党时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山西籍人士高君宇，于1924年就回到山西省城太原建党，当时有大批晋南的知识青年在太原入了党，其中有邓国栋、王鸿均入党后，又于1924年冬就回到运城，先后在闻喜中学附高、运城二中、运城二师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支部，从此我们县就有了党的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转入农村。所以在抗日战争以前，我们县我们的地区就存在着国民党、阎锡山、共产党三种政治势力，并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闻喜县的中共组织曾以公开名义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霸占国民党县党部领导权和残酷压榨剥削人民的土豪劣绅进行了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更是相继建立了“学联”、“教联”、“社联”、“反帝大同盟”、“中华民族先锋队”等党的外围组织，领导广大学生、人民群众进行了反对日本侵占我东三省、抵制日货的斗争。我们村进步学生柴学侃，在闻中就已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党组织虽都是处在秘密状态，但其影响力使共产党扎根于群众之中，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提高了党的威信，为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日本入侵中国以后，国家民族对外的矛盾变成了主要矛盾，所以我们共产党坚决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动将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由南方根据地转移到华北抗日前线，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受到了全国抗日的各阶层、党派和团体的热烈拥护。1936年2月，毛泽东还亲率红军抗日先锋队进入山西。当时阎锡山既担心恐惧，但又觉得不能不顺应潮流，而予以接应。此时蒋介石借口消灭东征红军，把他的3个师10万人马也开进山西，并策划搞“河东独立”，这又加剧了蒋阎之间的矛盾。
1937年7月7日，即“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8月，国共两党代表就共同抗日事宜举行南京谈判，为了抗日的共同目标，我党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林彪、贺龙、刘伯承分别为115师、120师、129师三个师的师长。随之迅速从陕西出发，渡黄河到山西前线作战，从而展开了持久的残酷的抗日战争，并从此掌控和坚守了大半个中国抗日的战场。
在正规军开赴前线之时，为了坚持领导各地的抗日活动，也在各地留下了一定的部队和武装力量，在我们村一带稷王山周围就留有以孙定国为旅长的新军212旅，在丈八、文村、东颜村都曾召开过军民大会，动员军民进行抗击日寇的斗争。
同时，在我们地方党委，如中条地委、条西地委、稷麓县委、绛南县委的领导下，又积极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曾有樊马义、王寿山、宋振山、康支队、一大队、五大队、县大队、区干队，以及55团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坚决打击日寇的占领，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和战斗力量，以减少对我乡亲的侵害。
六、乡亲团结齐抗战
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
我们的小张村，也是社会组成部分之一，我们村民乡亲也是生活在社会之中。推翻了封建清政府以后，蒋介石、阎锡山政权一直统治着我们村30多年，当然他们的政治势力，如治村、编村的行政管辖，以及国民兵团、精建会、敌工队等名目繁多的政治、武装、特务组织也渗透到我们村的村民之中。
我们村坐落在闻喜县西北的最边沿，是山川交接的险要之地，虽为日寇、国民党的统治区，但由于是个边远村，却为共产党开辟稷王山麓根据地提供了有利之地。我们村不仅有共产党的影响，而且也有地下秘密党员和联络站。由于共产党坚定的抗日行动，深得民心，所以很快得到了我乡亲的拥护。
由于有共产党的积极宣传和坚强领导，村里即使有旧的政治观点的人，在面临日寇侵害的共同的大灾祸面前，也表现出抗日倾向或表面抗日。我们村的乡亲们都能以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尊严为大义，同仇敌忾，共同抗敌。
我们的乡亲们迅速组织了一些民众团体，如自卫团、保卫团等。后将“自卫团”、“保卫团”扩大训练成我村的抗日保卫团，又将“主张公道团”也变成了牺盟会领导下的“民众抗日团”，成立了有我们村特色的村民自卫抗日红枪会，站岗放哨，昼夜巡戒，一发现有鬼子来村的动向，就到村公所院的阁顶上和牛王庙上等制高地，鸣钟敲锣，以警报我乡亲转移躲藏。当时我们村差不多家家都有地窨和暗窑，不仅保藏了财物粮食，而且还能藏人避难。为了长期躲藏安身，我村的东沟、西沟、南沟几乎成了第二村庄，暗窑遍野，家家户户都有第二个“逃难的家”。
为了支应好各方面的事务，协调好抗日工作，我们村当时曾出奇的同时建立过三套村级班子。一是先后有樊育芳、原五娃等人，任支应日本的村长，并组织一个维持会，应对日本方面的所有事务；一是樊育乾、李德秀、杨森秀等人，任办理八路军方面相关工作的村长；一是樊林清、张发文等人任应对阎锡山方面的村长。当时樊育芳经常挨日本人的打，就是因为对日本方面的事务表面支应的可以，实际完成得不好，所以人们就叫他是挨打村长。
日本鬼子惨绝人寰的暴行，把我们乡亲们从沉睡中惊醒，都怒吼了！奋起了！不甘当奴隶！不甘当牛马！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奋起抗战的带路人，是我们奋起抗战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共产党、牺盟会的宣传组织下，我们村的乡亲们，都高声歌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野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都拿起镰刀、锄头、大刀、长矛，举起了土枪、土炮，向日本侵略者冲去，向强盗的头上砍去，向鬼子们的胸膛射去。从而做出了许许多多的英勇事迹，涌现出了一批批的英雄模范人物。
（一）抗日英烈李如松
李如松，我们村下北头巷人，是由地下共产党五区区委书记丰乐庄村人李佩章介绍，参加了由共产党掌握的公开名义为牺牲救国同盟会，成为牺盟会员和工作人员，又担任五区红枪会会长。后又带领100多名红枪会员，连人带枪整体参加八路军212旅，成为部队的领导干部。后又转战地方开展游击活动，并配发有长筒冲锋枪和手榴弹等武器，在我村一带活动，是我村抗日活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先后组织我村红枪会配合205旅，在上庄村熏日兵，全歼日兵16个，打了大胜仗；配合中央军3军，阎军34军，在我村东边黄土坡、龙泪岭和村南头道坡，阻击日军来我村扫荡，打了大胜仗，打死日兵300余人；带领我村红枪会勇士们参战送物资，抬担架，打扫战场；在平日里经常向群众宣传并组织群众抵制向日军送粮、送物、派工；还组织乡亲转移，保护乡亲安全。在他的领导下，我村一带抗日声势越来越大，抗日烽火越燃越旺，配合部队一次次打退日军的扫荡，所以被日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敌人曾几次来抓捕，都未果。后被汉奸告密，日本鬼子于1941年六月初一突袭我村，也就出现了上述第三节中的最悲惨的一幕，把李如松杀害在我们村西的丈八沟。在日寇押往丈八的路途中，日兵一路上用锐器戳扦毒打李如松，使他鲜血直淌，此时他还告诉乡人李德灏，我们要活下去，不能死，要和日寇拼到底，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就在他就义时还喊着：“抗战到底，日本王八蛋滚出中国去！”由于他从事的地下工作，所以他死后也无人知晓，组织上也再没有过问。只是笔者在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文章时，感慨至极，而写成文字，并和杨杰臣、柴志明二同志一齐到临汾外调，拿到现还健在的李佩章的证明（附证明）。李如松的确为我们村的抗日烈士。
（二）抗日先锋柴学侃
柴学侃，化名梁继高，是我村南头巷人，1915年出生，他6岁入学，天资聪敏，性情刚直。1933年他在闻喜中学读书时，就为日寇侵占我东三省而激起义愤和爱国热情，迅即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后又到右仁中学，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阎锡山警察抓捕他，又辗转到郑州、运城、兰州、中卫、西峰镇、海城、固原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接受党的分配，参加了救亡工作。1938年起，先后在庆阳分区、曲子县委、陇东救亡工厂、《救亡报》社工作，1944年任庆阳地委秘书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