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苏州城内的南北两隅，还各有一大片广袤的田野，一称南园，一称北园，真可说是“都市里的村庄”。
南园的由来，得追溯至五代吴越国时，钱镠第四子钱元璙在苏州起造园林，因在城南，故称为南园。至后梁乾化三年，钱元璙迁苏州刺史，后又授中吴军节度使，驻治苏州前后三十年，又对南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兴建，花木亭台盛甲一时。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记道：“南园之兴，自广陵王元璙帅中吴，好治林圃。于是酾流以为沼，积土以为山，岛屿峰峦，出于巧思，求致异木，名品甚多，比及积岁，皆为合抱。亭宇台榭，值景而造，所谓三阁八亭二台，‘龟首’、‘旋螺’之类，名载《图经》，盖旧物也。”钱氏南园的范围很大，北至今书院巷，南至城垣，东至葑门，西至盘门，在苏州园林史上，南园可以说是占地最广的一处，苏舜钦构筑的沧浪亭、范仲淹创建的州学文庙，当时都是南园的一部分。北宋雍熙初年，王禹偁知长洲，政事之暇，常至南园醉饮，《南园偶题》诗曰：“天子优贤是有唐，鉴湖恩赐贺知章。他年我若功成后，乞取南园作醉乡。”迷人胜概，可以想见。可惜至大中祥符年间，京师建造景灵宫，南园的奇峰异石被郡守进贡，楼榭台阁，也岁久摧圮。另外，苏州城市中心南移，南园的面积逐渐缩小，景观也逐渐旷废，部分锄为菜圃，清池乔木往往杂次于民居之间。据《吴郡图经续记》卷上记载，至元丰年间，“所存之亭，有流杯、四照、百花、乐丰、惹云、风月之目，每春纵士女游览，以为乐焉”。大观末年，蔡京罢相，拟移居江南，徽宗赵佶以南园赐之。蔡京《诏赐南园赠亲党》咏道：“八年帷幄竟何为，更赐南园宠退归。堪笑当年王学士，功名未有便吟诗。”可见当时南园尚有规模。南园的最终毁灭，乃在建炎兵火之际，绍定二年镌刻的《平江图》上，那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约在宋末元初，南园上还是很荒芜，在府学之西采莲里有俞氏老屋数椽，俞琰从洞庭西山甪里移居城中后，就住在那里。经过几代人的修葺整理，也颇有园墅之观，故南园俞氏，远近皆知。那里有座俞家桥，就是因为俞氏所居而得名。
俞氏先世自河南扈宋南渡，始家于洞庭西山，那是南宋移民的集中定居之地，且以名门望族为多。俞氏自迁山以来，仅知俞琰“祖伯成仕承信郎，父正国以贡登进士”（王维德《林屋民风》卷八），但均无事迹可考，至俞琰才以道德文章享誉文林。俞琰字玉吾，号全阳子，又号石涧道人、林屋洞天真逸。关于他的生卒年，诸家说法不一。据其《书斋夜话》卷四自述：“愚谓幼习科举之学，十六岁而三场粗通，辄应咸淳癸酉乡贡进士举。”则其生于宝佑六年无疑。至于卒年，杨炳《石涧先生小传》说他“享年七十”，杨慎《升庵集》卷七十三引其子俞仲温《阴符经序》，亦称“先君七十而逝”，则俞琰卒于泰定四年也无疑。
俞琰幼好博览，闻有奇书异传，必求借抄录，时常废寝忘食，后业科举之学，业成而时异事殊。入元后，隐居不出，专心着述，郑元佑在《题石涧书隐记后》里就说：“向予入吴时，吴中老儒先生尚多存者，潜心于经传，无意于利禄，仰馆授以自给，托笔砚以自怡，峨冠襃衣，非书史不谭，非理义不由，若俞石涧先生盖一人也。”杨炳《石涧先生小传》也说：“先生雄迈博闻，经史过目成诵。宋社既屋，扫涤旧业，驰骋诸家传语，天文地志，仙书怪牒，汪洋奇诡，恍惚神会玄解，不习而挈其要领。”又说他“终岁寡出，葆颐精气，益昌于学。从游无远迩，饥附而饱去，参政王都中尤卓然者也。先生风宇清峻，性率机敏，略细节，好宾游，未尝以有无计，然不耐庸俗交，华官巨室，莫敢延请，乐为隐语，嘲谐玩世”。他尤深谙易学，覃精研思四十年，多发前人所未发，着述颇为丰赡，今存者尚有《周易集说》、《读易举要》、《易外别传》、《周易参同契发挥》、《黄帝阴符经注》、《吕纯阳真人沁园春丹词注释》、《林屋山人漫稿》、《书斋夜话》、《月下偶谈》、《席上腐谈》等。在道教史上，他是一位精于易和丹道，且与理学关系密切的重要学者。
俞琰的死，也为学道者所传，杨炳《石涧先生小传》说：“一日，命侍者具汤沐浴，更巾衣危坐，召仲温进巵酒，饮毕，曰：‘吾与汝诀矣，诸书未备者成之。’言既，神采不移，翛然而逝。”即是《庄子·大宗师》所谓“翛然而往，翛然而来”的境界。《江南通志》卷三十八记道：“先儒俞琰墓，在吴县盘门外尹山乡。”这当然是渺无踪影的事了。
俞琰之子俞仲温，字子玉，一字子毓，能克承父志。郑元佑有《俞仲温像赞》两首，其一曰：“能读父书而不迂，能尽子职而家腴。人知石涧翁易学之粹，而不知其令子之非拘儒也，幅巾深衣，有粹其容，敬以持身，所谓以道始终者乎。”当俞琰卒后，他对刊印先父着作不遗馀力，不但在洞庭西山起造读易楼，还在南园建石涧书隐，作为庋藏手泽翰墨的所在。
读易楼在甪里故居之侧，陈刚《读易楼记》记道：“江南浙西道提刑胡公少开，题其所居之室曰读易。先生殁，其子仲温子玉好学，能世其家，尽刊其先人所遗书，构楼以处之，而即以读易二字以名之，日与朋侪游居讲习其中。”金元理《太湖备考》卷六也记道：“读易楼，在西山，元俞仲温筑，以藏其父玉吾先生遗书。永嘉陈刚记。”
石涧书隐则在南园采莲里老屋，也称石涧书堂。王彝《石涧书堂记》记道：“吴多佳山水，然郡郭中无长林大麓，其地平衍，为万屋所鳞聚，而车驱马驰之声相闻，乃有即其一区之隙而居焉者，若采莲里之俞氏园而已。俞氏其先汴人，宋靖康中有以避地来者，爱洞庭七十二峰于吴之山为最秀，因卜筑于林屋之甪里。其后有徙居兹园者，在嘉熙、淳佑间号为巨室，中罹变故，虽屡易地主，而其曰俞氏园者，则自若也。至正壬辰，有伯温者始复其故地二亩馀，筑而为屋四楹，中祠其先君子石涧先生像，而左庋先生所述《易会要》百有四十卷、《集说》三十六卷，右庋所注《阴符经》、《参同契》若干卷。先生之门人王清献公都中，为大书其楣曰石涧书堂云。始先生生宋季年，以经义有声场屋间，以科第起家，而吴内附山林之士，往往讴歌而兴，以为一日之用。先生乃惟家居读易而玩象观理，着书以自见。彝尝升堂拜先生遗像，则见夫深衣大带，拱焉以立，如所谓三代之民者。于是益有慕乎先生而有后时之叹，然犹幸先生之书犹存也。”郑元佑《题石涧书隐记后》也记道：“先生物故，今几三十年，而先生之子子玉将以《易说》刊行于世，且建石涧书隐于采莲里，有花卉竹石，园池室庐，真称隐者之居焉。”王彝说，俞仲温筑石涧书堂是在壬辰，即至正十二年。郑元佑说，俞琰殁后几三十年，俞仲温筑石涧书隐。这两种说法，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时人陈谦曾作《石涧书隐记》，郑元佑《题石涧书隐记后》即书其后，故有曰：“里人陈君子平为作记，文字齐截可喜，故某书其卷末如此。”陈谦的这篇记，《全元文》失载，我所见者为残篇，说那里“列植以松竹果木，有井可绠，有圃可锄，通渠周流，而僧龛渔坞映带乎其右，旁舍之所联属，湾埼之所回互，石梁之所往来，烟庖水槛，迤逦缮葺，是则可舟可舆，可以觞，可以钓，书檠茶具鼎篆之物亦且间设，环而视之，不知山林城府孰为远迩”。可见那里水木清华，环境清幽，乃是隐居杜门的好地方。
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卷三、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五十四都着录徐贲《石涧书隐图卷》，纸本水墨，高八寸，长三尺，款书“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二日徐贲补图”，后有赵孟頫、郑元佑、姜渐、董朝宗、张凤翼、王穉登题跋。赵孟頫题曰：“仆往过采莲里石涧书隐，瞻拜俞先生遗像，曾赋五言诗一首，有立校书见示陈子平先生所作记文，谨再拜书于后，里生孟頫顿首。”诗曰：“清秋风日好，一往南园庐。穿纡爱深密，蹑曲历幽虚。群木既罗户，流泉亦通渠。缔构缭芳蘅，灌溉成佳蔬。着述怀昔人，所乐山林居。子孙继先志，复筑此丘墟。升堂拜遗像，入室读其书。先生里中贤，安敢有称誉。恨靡从杖履，承训理荒疏。采菊荐秋水，肃敬历阶除。德泽谅不泯，沾润有其馀。”赵孟頫卒于至治二年，何以能来到建于至正十二年的石涧书隐，并且赵孟頫年长俞琰四岁，又哪能自称“里生”，故赵孟頫的题诗，必是伪托无疑。
《石涧书隐图卷》后的郑元佑《题俞先生读易处石涧书隐》，作于至正二十四年，并见《侨吴集》卷五，改题《俞石涧读易处》，全诗有数字更易。姜渐跋作于洪武元年，且谈到与俞仲温、俞贞木父子相关的故实，他说：“渐来中吴，闻宋石涧俞先生着《易说》藏于家，心甚慕之。及永嘉陈君文昭以《易》讲授吴下，暇日过陈君所。见先生之孙桢，复以易受业陈君为弟子，因得谒先生之子子玉父于石涧书隐。子玉色温而貌腴，粹然古君子也，书隐在城西偏，萧散夷旷，居城市而有山林之趣，然后知先生之传，有在是能世其家者也。昔种明逸以易学名，而其子孙以名将显先达，谓其有专于易者，盖易无所不备，善用易者，惟其时而已。种氏显于时，故其用行；子玉遁于世，故其迹隐，其致一也。夫孝莫大于继志述事，若子玉之贤父子，可谓善继述矣。易以消息盈虚为道，观先生之学，诎于前，安知不信于后者乎。后十有五年，桢以亡友子平陈君所为记徵予言。噫，文昭以易经入官，而终致明夷之伤；子平以易道自晦，而卒遇无妄之过。独子玉当四海无虞，利禄不以入于心，及天下多事，世故不以烦其虑，益知贤父子之于易得处困之道矣。”徐贲的《石涧书隐图卷》，久已失传，张凤翼跋有曰：“此图图石涧书隐读书处，盖徐幼文笔也。幼文在国初以诗名，与高、杨、张三君称四大家，不以画称，而其画特秀润古雅，今亦不多见。”王穉登跋有曰：“徐幼文以诗名胜国之季，与高太史诸君齐名，所谓高、杨、张、徐也。徐、张皆善画，而徐尤出张右。此图俞石涧读书处，用笔造境，清森郁茂，当与王叔明、陆天游二三君称雁行，非赵善长诸人所得梦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