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我家的风景很快消失了。桃树成了人们候饭的座位，你坐他也坐，坐一个人，桃树摇一摇；再坐一个人，桃树再摇一摇。桃树摇摆了一年，第二年春暖花开，村里村外，院内门前的杏树、椿树、柳树都开花吐叶了，惟有桃树仍然枯着，枯干到永远去了。
我早就烦了住人家的低窝小厦。房小，院小，小得人不敢蹦跳，一蹦跳说不定就会在哪儿碰出个大疙瘩。奶奶也唠叨，回去再种棵桃树，正种在东厦窗前，就不用让它弯了。养一窝兔子，就让它们在北厦前的空地上打窝安家。放学回来，我可以剜一篮野菜，倒在窝前，看着兔子们高兴地会餐。
这幅图卷真迷人，真喜人。
可是，翻过一页，却让人愁眉难展。我和奶奶仍然蜷缩在人家的低窝小厦里。
我家的院子里没了吃饭的人，却聚来了一伙吃草的牛。食堂变成了牛圈。
食堂变成了牛圈。
有活儿的时候，一大早，牛从我家院里走出来，走到田里去卖力。无活的时候，就在院子里晒暖、吃草、摇尾，或者卧在地上不停地咀嚼，咀嚼吃下去正在消化的草料。
我很少走进自家院里。
走进去，是因为假期里给牛割草。割下来，背回去，过了秤，队里给记工分。有一回，我去送草，是个早晨，喂牛的老汉正从南屋里往外牵牛。牛从幽暗的黑室往外走，看到光亮出奇的高兴。刚到门口就仰起头伸着脖子高高地叫开了。那一声吼叫，真是畅快，畅快得连邻家的公鸡也亮开嗓子合上了。吼声未落，前移两步，哗哗尿下了。尿在地上吐噜起白沫，白沫下面的尿水向低处游移，游移的势态活像是蛇的蜿蜒。而游移成的图式，又活似一棵大树裸露在地上的根脉。我正看着，牛又移步了，一蹄子踏上去，湿地上便有了深深的蹄印。
这一蹄子让我明白了院子里的坑洼。那大大小小的坑洼，核桃皮一样的写照都是牛的作品。
牛的作品不光在院子里，也在屋子里；不光是撒尿，还要屙屎。屎屙在屋子里，屙在蹄子下，蹄子挪动时踩在了屎上，蹄子就带上了屎的颜料。所以，屋子里刻下了不少的蹄印，院子里弥散着牛屎的臭味。
这样的风景当然无法比拟食堂时的清洁。我真想抱怨奶奶，为啥要让队里在自家搞牛圈？我又不敢抱怨奶奶，因为我时时听得见奶奶那一声想惊动天地，又不敢惊天动地的哭声。那哭声的无奈，写照了我家生活的无奈。
台湾，莫非这就是台湾对我家的恩赐？
9
台湾的恩赐滴水不漏，很快光顾了每一位家庭成员。
在我串联被阻，躺在黑暗的床上痛彻心肝时，爸爸也走进了煎熬时代。应该说，爸爸的煎熬早就开始了。开始的形式和我还有些相似。不过我是申请入团，他是申请入党。那时候，他考上了教员，成了一名不赖的教员，可能就是由于教员的不赖还当上了联合校长，联合校长不算个啥官，可是也要管两个公社的百余名教员。何况，爸爸管这些人的时候，也就二十出了个头。二十出头，风华正茂，要求上进，理所当然。是不是这芝麻大的小官，也令爸爸有些头脑发热，热到想出人头地？不然，为什么也要申请入党？
理所当然，爸爸没有入了党。
原因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爸爸的爸爸可能跑到了台湾。
即使这简单的原因，爸爸当时也难以知晓。他知道的是，灿烂的前景突然就暗淡了。暗淡得如同进了暗夜，不知道在哪儿就会碰得鼻青脸肿。那细微的过节就不必说了，爸爸的履历记录了一连串下滑的人生：
1962年由联合校长贬为校长；1964年由校长贬为教导主任；
1964年由校长贬为教导主任；
1966年由教导主任贬为了教员……
教员也难以安宁了。“文化大革命”中，他脖子上挂着牌子游街。他在前面低着头走，后头跟着一伙猴猴蛋蛋的毛孩。那伙毛孩还不够当红卫兵，就给自己装点了个红小兵的名称。他们喊着口号要打倒我的爸爸，却不知道，我的爸爸早就倒下了，再打还能倒到什么地步？
后来，爸爸倒霉的地步我确实没有想到。我以为当了教员的爸爸就倒霉到底了，却没有想到他上讲台的权力也被剥夺了。不上讲台也没什么，爸爸先前不就是个种田的么？只是，他们既不让爸爸回村种田，也不让爸爸上讲台，而是给了他一副担子，让他担着两只臭桶去掏茅粪。爸爸担着茅粪从教室前经过，教室里会传来一阵唏吁：
臭死了！臭死了！
臭死了！
人们说台风中心是最平静的，是不是茅粪也有台风的某些特点，只臭外围，不臭中心？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爸爸说臭，也从来没有觉得爸爸臭。
漫天的臭味没有臭坏了爸爸，爸爸却像粪土滋养的禾木，壮实的生长，甚而显现了精神的丰硕和高尚。多少年后，爸爸整理自己的日记，日记中记载有掏茅粪的经历。其中有件事确实显现了爸爸当时的思想。他写道：
今天掏茅粪把茅粪瓢破了。这个粪瓢用过3年了，早有了裂缝，能凑合到今天真算不错了。原来，准备向学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汇报，让财务上去买。可是一想，粪瓢破了自己总有个责任。要是小心些，不碰着，就还能多用些时间。退一步说，即使自己没有责任，花钱买个新的，不也是给集体的一点贡献么？看来，思想改造的任务真大，私字在头脑还有地盘。因此，我要继续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彻底把自己改造成一位新人。
这段日记活画了爸爸当年的思想。在那年头，这思想是极为正常的。而今天，跨越时空来看，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有一回，就这件事我和爸爸商谈，我说，自己花钱买粪瓢是明智之举。爸爸说：为啥？
爸爸说：为啥？
我说：弄不好红小兵说你是有意破坏，批斗游街不说，还得罚你买个新的。
听了我的话，爸爸沉默了一瞬，突然说：你咋能猜透当时我的心思？
你咋能猜透当时我的心思？
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当时也在设法保全自己。记得，我还是去串联了，不过，不是坐火车去的，而是步行去的。从临汾西行，走过大山，走过深涧，走过黄土高坡，走过滔滔黄河，脚上起了多少泡，泡上破了多少回，都无法计数了。终归我们到了延安，到了革命的圣地。这种串联使我们遭受了皮肉之苦，但是，我们却没有吐露那痛苦的心曲，而是自傲的炫耀，我们去——
长征！
长征的红旗下，潜在着我的无奈。惟有高举着红旗，才能名正言顺的在无奈中求生，我不知道这符合不符合爸爸当年的心境？
10
我也有侥幸。
我的侥幸是我们同龄人的极大不幸。
在狂热中沸腾的同学，那年头最大的渴望是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齐刷刷走进高中的门槛。只是这渴望埋在心底，没有形成口中的呐喊。呐喊的依然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红卫兵虽然没有穿军装，可是也披上了草绿色的装束。有一阵上演了《沙家浜》，活跃着新四军，因而银灰色的服装也就流行开来。当然，这都起自一句话：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更主要的不在妆扮，而在于不少人都把自己作为毛主席的一个战士看待。因而，战士的歌也就成了自己的歌。
只是，歌子唱得再高，口号喊的再响，也代替不了内心深处那无所言表的欲望。而那欲望说穿了就是升学深造。
遗憾的是，历史却没有满足同学们的欲望。一窝蜂全部遣散，遣散的办法是哪儿来哪儿去，城市学生留在城里，乡村来的回到乡下。于是，包括在红旗饭店门前厉声斥问我的那位根红苗壮的红卫兵也没例外，也被一起打扫出了校园。
我的侥幸就在这里，就在于一起打扫出了校园。倘若不是一起打扫，倘若要是留一部分深造求学，哪怕是留一大部分，我敢说，学校也与我无缘。因为，自那个暗夜，那声厉喝起，我就被列入了另册，正如那个暗夜我反复咀嚼的词汇一样：遗弃。被革命队伍遗弃的我怎么会有缘又走进革命的行列？
好在是一起打扫出校园，我虽然失去了求学的机会，却不是一个人失去，而是一个整体的失去，而且，那些比我根正苗红的纯粹革命者也一同失去了。所以，当我踏上故土，挨近故园时，还有一张没人能看透的遮羞布盖在脸上。
这就是我的侥幸。
事实很快宣告了我侥幸的失误。乡村里的阶级阵营早已十分明确，我为什么会在这紧要关头淡忘奶奶那异常的哭声？想起奶奶的哭声，是在我也欲哭无泪的时候。
现在想来，我那欲哭无泪也是活该！明明自己是个时代的弃儿，能在故乡过两天安稳日子就不错了，却思谋着要到学校去教猴崽；明明自己能跻身学校就不错了，却思谋着改进教法，探讨经验；明明自己能搞几节观摩教学在公社显显眼，露露脸就不错了，却思谋着要在全县夺个魁，拔个尖！结果，魁夺了，尖拔了，是上得够高的了，高了能怎么？还不是父老乡亲常说的一句话：
上得高，跌得疼。
这是一句妇乳皆知的俗话，那时候我却头脑膨胀，听不进去。我一味高攀，攀知识之树，攀事业之山，还想着在教育改革上搞出个别人搞不出的新明堂。当然，也盼着，攀着，有一天成为公办教师，卸掉这民办教师的土帽子。
应该说，我的攀求没有枉然。在全县搞了数次观摩教学后，我的名字居然印在了教育局长，当时被称为教育革命办主任的记忆里。于是，在我没有想到的一天，忽然有一缕春风扑面而来，转正的行列中，领导居然标上了我的名字。
闻知这一喜讯，我的身心亢奋了。眼前天蓝地阔，白云游荡，好个阔朗的天地。天上有鸟飞过，是老鹰的盘旋，是燕子的剪裁，是喜鹊的穿梭，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些鸟，可以在这天地间任意翱游了。不过，翱游的高低，将取决自我素质的高低，是老鹰，就有盘旋的天地，是燕子就有剪裁的空隙，是喜鹊就有穿梭的机遇。这时候，叹息的是素质太低，是没有深造求学的天地，不能像那腾空高翔的老鹰一样，既能一日千里，又能盘旋回环。我暗里敲打自己，珍惜寸阴，完善自我。
事后反思，我那时简直是被小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者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只看到了前景，为什么就没看到身后忽悠着凶险的眼睛。那一双眼睛准在盯着我狞笑，狞笑中凝定了得意的谋略。
我转正公办教师的事情搁浅了！
搁浅的原因还是老话题：爷爷在台湾。
这一刻，离那一刻，离红旗饭店前的斥喝已经6年了，6年过去了，过去了多少时日，多少事件，但是，缠绕着我的台湾绳索没有过去，没有解脱，时刻可能有人拽紧这要命的绳索。
村支书是用自己的话表达这老话题的：
“贫下中农子女还没有转正，哪里能轮上逃到台湾的反革命子孙呀！”我真的欲哭无泪！一下就从红光辉映的山巅跌落到了冷酷凄凉的沟我真的欲哭无泪！一下就从红光辉映的山巅跌落到了冷酷凄凉的沟底。我不知道该怨恨自己，还是该怨恨世事！我不知道该诅咒自己，还是该诅咒他人！
在我无言的懊丧中，村主任的儿子转正了，转正占用的正是我的那个指标，那个教育局领导特别恩赐给我的指标！
我从狂热中冷落下来，我从亢奋中清醒过来，我让泪往心里流，流吧，流成黄河，流成长江，反正这辈子我是注定要和泪水相伴了。这时候，6年前的旧景重现，那个夜晚的喝斥，那张冷床的翻腾，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又一次体味到了遗弃，体味到了我是一个因为爷爷，因为台湾，而被遗弃在荒滩上的丑儿。
我明白了，我不应该诅咒别人，我不应该诅咒世事，我应该检点和抱怨自己。面对世事的训教你为什么就不能醒悟呢？
11
或许就是转正事件的教训，那一个夜晚，那一个风静月明的夜晚才使我平心静气地走过泄洞，回落人间。
那个夜晚的事情与转正事件相隔没有多远。本来，这件事或迟或早是要发生的，在我的心中早就潜在着某种危机，闲暇独坐已经预感到了某种不祥，然而，我却仍存一丝幻想，仍然乐意让那危机成为个人的臆想，让那不祥化为个人的多疑。在理想的梦幻里，我哈哈一笑，笑的是自己用浅薄和轻佻去理解他人，以至把她也视为人生的小人。
她是我的未婚妻。
先前她和我是同学，我小学的同学。小学分初小和高小。初小在自己村里上，高小要到村北的金殿镇去上，她则来自镇西的一个小村，我们在同一所学校里相聚了。我们那个班是43班，班主任霍慧明曾经用一句格言勉励我们，尽管那句格言算不上多么精辟，可是时隔40年了，我仍然时时忆起，那格言是：
大地不会辜负辛勤的人们。
我们同窗求学，在一个地平线上付出勤劳，收获知识。也许正是这样，当我跨进临汾三中时，她则进了另一所初中——刘村中学。不过，时隔9年，我们都到了青春年华，也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时节，介绍人将她的情况传递给我，我居然头脑中一片空白，无论如何也忆念不出她的形象。后来，到底想起来了，想起的是一张平庸的面孔，一个让人提不起精神的女孩。
我没有想到要见她，但是，我还是见了她。见她的原因很直白，其时给我介绍的人不少，但都是我看不上的。凡是我能看上的，都是有点头脑的，有头脑的人哪能没耳目？有耳目的人谁不知道我爷爷在台湾？那时候，在世人的眼光中，台湾是一座山，一座可以压死人的刀山；台湾是一个海，一个可以烧死人的火海。谁愿意上刀山下火海自找倒霉呀！显然，我在那年头就是倒霉的化身。虽然，我一次又一次去理解遗弃，理解时代遗弃的广阔含义，可是也没有把倒霉和遗弃联系在一起。看来，人生的不惑不仅需要智识，而且需要阅历，需要生命的漫长历练。
在我的婚事，一次次断裂，一次次中止，一次次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她来到了我的心域。我几乎想用平庸将她一扫而去，可是，苛且的心绪还是让我平静地坐在了她的面前。
没想到坐在我面前的她会是另一种景观。印象中的平庸是少女尚未开化的旧貌。而今，风华正茂的她像是一朵初绽的荷花，爽而不浪，红而不艳。往实在说，她算不上白，白是那会儿选择相貌的第一因素，妈妈常说一白遮百丑。甚而，还有些黑，可是，唯有这黑才给人一种璞玉之美。不知为什么，这黑的缺陷，会成为我眼中的优点？莫非，这就是世人常说的缘份？或者，这就是书本上常写的一见钟情？
对了，我也该说说我那时相貌。简练点说是两个字：黑、瘦。瘦，这是我一贯的特质，于今我还是个胖不了的人。我常自嘲说是个白吃饭的人，是个吃昧心食的人。也许是时下风不吹，日不晒，雨不淋的缘故，我是不黑了，黑也黑不到先前的那种程度了。先前的黑，再加上瘦，不就是憔悴么？憔悴不就是病态么？因而，即使我对她有点缘情，也不敢奢望可以结缘成亲。
不过，既然坐到了一起，既然曾经同窗共读，还是有点共同的话题，顺着话题扯开来，拉下去，一来二去，也还说了些时分。分手后没有想到再见，没有想到此事还要再继续下去。不曾想，介绍人又来了，事情还会进行下去。进行下去的过程是现成的：逛住宅——定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