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宅不宽，可是能够勉强栖身。住宅逛过，女方仍然提议进行下去。再往下是定婚，定婚的程序有两项，一是扯衣服，二是照相。这两项都需要进城去完成。因而，择了吉日我们相携了进城去，当然，她还相随了女伴。扫兴的是，还未进城就碰见了一家送葬埋人的。一溜排开的素服，把抬起的黑棺材衬托得分外刺眼。一看上去，我就皱眉，眼目也觉得生疼。穿过丧队进城，城里是一派冷清。那时，珍宝岛起了战事，全城都在搞战备教育，大街小巷的门店一律锁子看门，人们都去听报告了，扯衣服的事化为泡影。惟一能办到的是照相，凑在一起留下了一张合影。那是十月里天气，天短得不能再短了，就这回到村时已是掌灯时分，吃过饭只能把提前预置的几件衣服让她一包袱裹去。
定婚，定得很不顺心。
应该说，这件事能进行到定婚，也算是一种侥幸。她村和我村相距一箭之地，爷爷的事情自然她心里清楚。我们曾说过，只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明知这是一种搪塞，可我还是搪塞了，我不知为什么没有道明自己的遭遇和感受，没有把那种遗弃的体验告诉给她。或许，我对她是有些缘情，乐意和她走到一起，可是为什么不能真诚相告，偏偏要掩耳盗铃？结果，铃没有盗上，还耗费了掩耳和偷窃的工夫。
推导这个姻缘决裂的因素，还是转正事件。转正事件的发生，完全粉碎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大话。它响亮而明确地告诉世人，我是灾祸。谁人和我结合，就和灾祸捆绑在了一起，就难以再过舒心安然的日子！
这样，我在教书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后，便一直等待着分手的光临。我等了好些日子，它却迟迟不来，我才有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梦幻。不过，走出梦幻，我则企盼这一天早日来临，早日让我摆脱应有的祸事和打击，那我就可以走进一片轻松的新天地。我等待着这一天，等得甚至有些焦急，可是，等到这一天慢慢腾腾来临时，我却仍然有点难以接受。
分手是在夜里，在介绍人家里。介绍人是她村的。我去了她村，和她又相对而坐了。坐下了就觉得别扭，不知该说些什么。寒暄的话说了，不能再说了。那夜无电，屋里昏暗，介绍人挑亮的油灯也映不出她的风采。她低下了头，不语，我自然明白她的为难。与其这么无言的煎熬，还不如早早和盘端出，散也散个痛快。我不再犹豫了，我说：
“我的底码你全清楚了，有啥就说吧？”
她抬起头，亮亮的眸子一闪，又低下了头，仍然不语。我说：想说啥都行，我不怪你。
我说：想说啥都行，我不怪你。
她还是没说，还是低着头，低着头，搓着手。我只好替她说了：我们的事情结束了？
我只好替她说了：我们的事情结束了？
她没有说话，一闪身，门帘一动，窜了出去。我被这突然的举动惊住了，我站起来，却没有追出去。我听见了对面屋里的响动，接着又听见了低低的泣声。
介绍人再进来，说话，是在宽慰：早点挑明也好，谁也别耽搁谁。女是百家户，娃也是百家户，再找更如心的。
这个过程，有点憋闷，却没有感到漫长。但是，当我走出这个小村时，却发现天黑透了，挂在天上的月亮早就西沉了。小路高高低低，坑坑洼洼，骑着自行车把握不住快，也把握不住慢，几乎跌倒在路边的小河。我推车走着，步履缓慢得如沉重的心情。青蛙却不知我心中的忧烦，吵闹得乱纷纷的。我知道，青蛙的喊闹是在求偶，是要欢快自己的生命。我却不知道，为什么万物之灵的人竟没有小虫的自在？竟没有小虫的欢快？
突然止步的时候，我来到一汪清水前。这汪水是深幽的泄洞。泄洞是发山水用来排泄洪流的。洪流肆虐，深陷了河床，河床中出现了一个深潭，一个平湖。伫立水前，生命闪过了一道寒光，寒光中挟带一个死字。死，是一种消融，一种化解，一种泰然，一种祥和。我在这泄洞边看到过死，死者是我的一位老师，一位我十分尊敬的老师。是他站在讲台上，洞明我少年的天地，让我懂得坚毅，懂得刚强，懂得用十分的气力去攀求前面的目标。然而，就是这位指点坚毅和刚强的老师，居然在四清运动时跳进了泄洞。舍身的原因是出身于倒霉的地主家庭。
抑或是一种缘分，正巧他落难的那天我从泄洞边走过，亲眼目睹了他安然祥和躺卧在河边的姿态。他刚刚被打捞上来，他没了痛苦，没了忧烦，没了人世的一切纷扰。此刻，我在静夜中再度经过泄洞，回首往事，我忽然发现了泄洞的残忍就是仁慈，夺去人的生命确实残忍，可是，失去生命就解脱了一切烦恼。泄洞的这种特殊功能是它的缔造者始料不及的。我撑住身子，站在了水边。我和泄洞进行着精神的沟通和交流。最终，我和它道过再见，又去跋涉暗夜中那漫长漫长的羊肠小路。
12
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我是走进人生的死胡同了。工作转正不了，前景一片暗淡，干还不如不干，干下去还有什么价值呢？婚事无着落，一个五尺男儿，还不如浮游在水田的青蛙自在，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盛夏的时候，常有这样的景致。高天上，一块是乌云垂挂，一块是艳阳喷射。大路上，一边是暴雨倾盆，一边是风和日丽。在倾盆暴雨下耕作的人怨叹：倒霉，遇上了鬼天气！可是，却不知道，还有比他更倒霉的人，那边下的不是雨，而是冰雹，冰雹损毁了苗木，还砸伤了人畜。
我想，我的头上是垂压的乌云。我的身上是砸落的冰雹。我所以要经历这样的磨难，是我的祖上有罪于人民，而且现在仍然有罪于人民。而那有罪的天地就在遥远的台湾。
或许因为，自我出生就没见过爷爷的缘故。爷爷在我头脑里虚无缥缈，模糊不清，我不知道爷爷到底是什么形象？我见过别人的爷爷，小玲的爷爷是个笑眯眯的爷爷，每回放学出校门，他就抱起小玲，一甩胳膊，小玲就坐在了他的肩上。于是，小玲铃铛般响着朝家里走去。大丑的爷爷是个吊脸的爷爷，从来不见他脸上有什么笑意。可是，落雨的时候，他会突然出现在校门口，往大丑头上扣一顶草帽。我呢？我既没有小玲的高超，也没有大丑的庇护。在我的印象里，好像爷爷就是兴奋时的高超，就是困顿时的庇护。这一切，自然与我无缘。因而，我没有爷爷的体味，也就难有爷爷的概念。我觉得爷爷是梦中人，在梦中那么多人神灵活现，可是，一醒来什么也不见了；我觉得爷爷是水中月，在岸上看得清清白白，可是，捞捞看，捞上三年五载也捞不上来。只有课本上那群倒霉的猴子才捞呢！
我觉得爷爷离我很遥远，很遥远，遥远得几乎让我难以相信我会有爷爷。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阴云会罩在我头上？爷爷的冰雹会砸在我身上？
我几乎要窝圈在死胡同里窒息了！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件事情的出现，竟然让我这个列入另册的人坐到了人民公社的办公室里。
事情的出现是我们村换了支部书记，新任支部书记是个硬汉。满脸麻子而没在天花中死去，是他命硬的初始。长成汉子的时候跨江作战，浑身弹痕而凯旋归国，是他命硬的继续。本来，硬汉很得部队首长的赏识，会青云直上，由营长而团长而师长，步步高升。偏偏在这当口，他把到部队来的未婚妻当成了妻子，一场风雨过后，他也成了公社的社员。他当上村支书，标志着云开雨散，他要重新塑造形象了。硬汉的形象是打硬仗，办硬事，让别人为他拍巴掌。
那是一个夏日，麦子黄了，该龙口夺食了。硬汉进了学校，径直站在了我的面前，居然冲我一笑。这一笑，笑得我不仅不自在，反而好紧张。我的目光立马扫瞄一遍他脸上的每一坑尘土，可是，没有从那漏洞中捕捉到他的任何一点意思。只得乖乖听他训令：
“你给咱办份报纸，夏收的。”
我纳闷，他怎么能知道我办过报？我是办过报，不过，那是“文革”中油印的小报，内容也就是炫耀自我，贬损对方的。办这报，成吗？
见我未吱声，他又说：
“放假就别回队里劳动了，工分照记！”
按正常安排，学校放麦假，我们都要去田里收割。不让下田，照记工分，确实是好事。即使事情不好，村支书下令，你还敢违抗？我点头答应了。
见我点头，并没应声，他又说：“没点劲，软不拉塌。”
“没点劲，软不拉塌。”
其实我不是想推托，而是想我该怎么去办这件事，怎么办好这件事，因而就忽略了应该给支书一个痛快的声音。
然而晚了，待我说行的时候，硬汉已经转过身，风火到校门口，去了。接下来，我全身心投入了办报。每日早上和中午，我要跑遍全村6个接下来，我全身心投入了办报。每日早上和中午，我要跑遍全村6个生产队，了解和收集好人好事，收割进度，回屋后趁晌午时光赶写稿件，而后爬在桌上一笔一划的刻蜡板，常常刻得大汗淋漓，手指酸麻，完后又匆忙印刷。次日一早下地时，不仅收集材料，而且还散发报纸了。
整整半个月中，我的报纸的第一读者始终是硬汉。每天后晌，我印完报纸，他会出现在学校，浏览一遍，而后夹着一沓闪出门，不见了。我不知道每日他那一沓报纸干了什么？
直到一个月后，我被唤到公社才注意到公社书记办公室的墙上挂着的竟是我的作品。书记指着报纸说：
“听说这是你一人办的？”
我回答是，不知书记问我是啥意思。书记又问：写和刻都是你？
书记又问：写和刻都是你？
我又回答是，答完等待书记的下一个问题，书记却说：
“党委会研究了，借你到公社写材料，回去把学校的事撂下，就来！”写材料，就是起草文稿。起草文稿不就是当秘书吗？让我这么个出身写材料，就是起草文稿。起草文稿不就是当秘书吗？让我这么个出身的人干这么重要的差事，妥贴么？我怀疑自己听错了，赶忙问：
“什么时候来？”
书记说：越快越好！
就这么，我坐进了人民公社的办公室。那日，学校举行欢送仪式，硬汉也来了，听完大家的话，他笑了一声，说了一句话：
“去吧，没想到把红军主力暴露了！”
显然这是他的幽默。幽默都是不经意的，刻意为之则难以幽默。可是，这不经意真让我受宠若惊，我第一次让别人用红字来形容我，我难道不再黑了吗？那可真该谢天谢地了！
公社工作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的卖命时期。现在忆念，只有年轻才经受得起那段岁月。公社会多，领导每会都要讲话，讲话要有稿子，稿子要我生产。常常我要用一个晚上生产个万言书，天亮时合合眼睛打个盹，又开始纸面上的劳作。因为，我那万言书是上午书记的动员报告，下午主任要作总结讲话，我得抓紧劳作。劳作完主任的总结，一撂笔我就睡了，即是屋外雷霆高奏，我也无缘倾听了。
正是这种卖命讨得了领导的欢欣。
正是领导的欢欣给了我一个想不到的欢欣。
正是这个想不到的欢欣又炸响了一声令我痛楚的惊雷。
全县要突击提干。标准是年轻有为。办法是双突，即：突击入党、突击提拔。领导注意到了我，年龄24岁，风华正茂；吃苦耐劳，使唤着得心应手，一商量定了我。马上填表，上报，请县上审批。
审批的结论很明确：不行。
不行的原因很明确：逃台人员的子孙。
欣喜了数日的我突然愣怔了，愣怔的我突然清醒了。我清醒的发觉自己又头脑膨胀了，早忘了头上的乌云，早忘了那乌云随时都可能降落下来，下来的不是暴雨，就是冰雹。淋个溃湿是便宜，冰雹打伤也是正常的。
我陷入了新的迷惘。
迷惘得心神不宁，迷惘得寝食难安，迷惘得天旋地转。那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一缕阳光消失了，我眼前是浓重的乌云，我心头是砸落的冰雹，心只有碎了。
悲哀的不只是心碎。
是心碎的我露出了满脸的笑颜。
满脸笑颜的我仍像往常一样伏案劳作。我不能忧郁；
我不能忧郁；
我不能懈慢。
忧郁和懈慢会冷遇了工作。
我冷遇了工作，领导就会冷遇我。我不能前进，可也不能倒退。哪怕是徘徊，我也要徘徊在自己已经争取到的地盘上。
13
那一天，是走出梦境的一天。
却怎么，走出梦境的过程就像是在梦境中一般。
我收到了一封信。一封爷爷的来信。这封来信至少迟到了30年。30年前，正是家人盼望爷爷来信的日子，古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人宁可不要万金，也要爷爷的一封信。盼望来信的人是奶奶，是老奶奶。奶奶每日都到村外望，望有熟人从村外回来，像以往一样把一封不知转了多少手，摸得有了折皱的书信交到她手里说：
“你当家的信。”
奶奶接了信，没有去拆信，只是塞进袄襟里面的衣袋里。满脸笑意地邀来人回家，扫出瓮底仅有的白面，做一大碗让客人吃得连连说好的面条。当然，饭碗少不了要打上一颗青白蛋黄的鸡蛋。待到带信的人走了，奶奶才会抖动着手指展开信，仔细去读。这时候老奶奶也就倚在奶奶身边连声问，写的啥？写的啥？奶奶看着说着，俩人说着笑着，其实是哭着，因为都挂了一脸的泪水。
这样的泪水不知挂了多少回。自打日本鬼子来犯，自打那年逃难上山，自打那年爷爷扔了逃难的棍子跟着陈长捷的队伍去打鬼子，家里的日子就一直没有安生过。一家人在饥饿中除了想法填肚子，就是黑夜白日的盼来信，盼爷爷捎书带信，好知道他还平安。当然，盼头最大的还是快点把鬼子打跑了，爷爷早点回来，男耕女织，过好日子。老奶奶说：“那挨刀的鬼子死绝了，我娃就回来了。”
可是，鬼子逃了，爷爷没有回来，跑到海边去守天津了。天津没守住，他吓跑了，跑得不知道了下落。闹腾得奶奶、老奶奶又等信，没完没了的等信。
奶奶等信在村外，在村外那块地里。春锄，锄一锄，看三眼，看有没有突然的惊喜；秋收，捡一穗，望三回，看有没有意外的来人。奶奶看呀看呀，看得眼光定在了路上，再也弯不下腰去。
老奶奶等信在门口，坐在自己编的蒲团上看着村口，看着儿媳突然从村外回来，回来的时分不在晌午，也不在傍晚，而是在别人都还不收工的时分。每回得了喜讯，儿媳妇就是这样回来的，老奶奶等呀看呀，看得眼光楞楞地呆着，呆呆的目光再也不会柔柔地拐弯。即使儿媳收工回到她的身边，她也收不拢那直梆梆的目光了。老奶奶呆了，呆呆地盼信，盼儿子的喜讯。呆了一年，又呆了一年，呆得泪干了，人枯了，终于，呆呆地倒在西北风中……
奶奶却没有发呆的福气，要用不停地劳作洗刷男人留给家里的罪孽。她的洗刷就是连晌午也不歇地劳作，她的劳作换来的是半夜里声连声的呕吐，她的呕吐换来的就是没饭吃的权利。奶奶每日每日如履薄冰，每日每日战战兢兢，她不敢再等信，没信还十分罪，有信岂不罪十分了？奶奶过路时，邻人关心地打问：
“他爸有信了吗？”
奶奶没有回答，环顾左右，看看的确没人，才说：
“哪有呀，唉，早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走时兵荒马乱的，还会好呀？”爷爷死在了奶奶的心里！奶奶心死了！
奶奶的希望破灭了，破灭了希望的奶奶没有再走出屋子。
时在1974年初冬，我们在突然降临的寒瑟中哭别了奶奶。奶奶被哭过之后就孤孤地冷落在墓坑里了。
谁会想到，死在奶奶心里的爷爷还会活着，还在人世，还真的就在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