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悲剧、悲剧—冲突，它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是人类展现自己的客观场所。冲突再激烈理性仍在高扬，悲剧再惨痛理性也仍在规范着方向。当然，我们也毋庸讳言过去的失误，那些失误已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现实。据有关资料称，我国的森林面积只占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9，覆盖率只占世界水平的39％，人均储蓄量也只占世界水平的10 ． 9％。由于森林资源的破坏，从而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水资源匮乏，土壤趋于沙漠化……
作者脚下的大地在呻吟，人类依托的地球在颤抖。
人类在呼唤着理性，理性也在呼唤着人类！
终于，人们总算意识到了毁林的危害———刀斧所砍的不仅仅是树木，而是人类自己的头颅。尽管能从这种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人尚且不多，但哪怕是极少数人具有这种意识，毕竟也就标志着人类的理性在开始规范着自身的行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无论在客观现实中，还是在《红叶梦》的展现过程中，竟然不约而同地得到了如此明确的显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枫叶湾的乡亲对红叶的思念越来越深。这种感情似乎也传染到了全国……家乡的来信告诉我，现在山分到户了。房前屋后，河边路边，山排上，山坳上又种上了枫树。千千万万的白条条，又遮住了麻骨石，红叶又回来了。”读到此处，读者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禁不住与作者一道欢呼：啊，红叶又回来了！
是的，回来了，但回来的难道又仅仅是红叶吗？不，红叶只不过是一种标志和代表。它标志着心灵中自然和谐的复归，它代表着人类理性追求的实现，它标志着整个社会的欣欣向荣，当然也代表着作者希望的满足。至此，《红叶梦》这篇文章已经从和谐的意境出发，历尽了冲突的磨难又趋近了新的和谐。尽管它尚不完满，但“那山前山后灿若红花的枫叶，已呈卷土重来之势”。作者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可不是吗？“山区人民要致富，少生孩子多栽树”，已经不仅是一句口号，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
文章到这里好像可以完结了，但作者似乎并不想让读者这么轻轻松松地丢下它。于是乎峰回路转，在文章将要结束的时候又来了一次出人意料的“爆响”，引出了《红叶梦》这篇文章中最具寓意且发人深省的议论，我以为此段可谓是这篇散文的“文眼”之所在。
“红色是喜庆的颜色，红色是热闹的颜色。要用革命者的话说，红色浸透着先人的血迹。”
这又引起我许多思索。
乡亲们问我：大枫树是谁栽的？到底有多大岁数？它为什么会平安地闯过几个王朝？我对第一、第二个问题，没有探究的兴趣，第三个问题我虽然有兴趣，却又茫然。是那些王朝懂得生态平衡？未必。是他们无暇顾及？也未必。是……
是什么？作者在思索，同时也在引导着读者思索。
红叶的回来，理性的复归，我们期待了多久，我们付出了多少啊？作者貌似糊涂的“茫然”，欲说又止的“模糊”，无异于给读者的思绪插上了高翔的翅膀，伴随着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俯瞰着大地。这里，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不管你是什么王朝，也不管你是否无暇，对着芸芸众生的只有理性的太阳放射的理性的光芒。作者是在规劝人们，特别是那些大大小小的“领袖”们，要记住历史的教训，在动用手中政治权力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按客观规律办事。作者这里意在不言中的告诫，想来竟与古人“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告诫异曲同工。只要你认真地读了这段文字，你就不能不去思索，只要你思索了这个问题，你就不会不得到启迪。或许，一篇散文不必去承担引导人们进行重大社会问题反思的重任，但《红叶梦》却主动地担负了面向自然、面向社会、面向未来的神圣使命，勇敢地敲响了警世钟：“后人啊，再也不要干那种蠢事了！”如杜鹃啼血，一种深沉而悲怆的美感在我心中升腾，就像一位著名的哲人所说的那样：“美是通过一个感性的介质而闪耀的‘绝对’之显现。”通过《红叶梦》这个介质，我领悟到了它的形式与内容、语言与思想中“绝对”的闪光，多种不同色调的美交相辉映。尽管作为作者的学生，无论从智力抑或从学识上我都难以准确、全面地把握《红叶梦》主题和内涵的博大，但我毕竟感受到了作者对自然那深深的恋，对社会那切切的爱，对未来那殷殷的情。我沉醉了，沉醉在那理性美的辉煌之中。
波普尔“分界问题”刍议
“分界问题”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学术生涯的起点，是他治学道路上所获得的第一个学术成果，也是他全部科学哲学的基石。
那么，作为“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在世的说英语的无可匹敌的学者”的这一重要的成果到底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它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尽管它也遇到过挑战，但为何历经几十年而不衰？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它进行认真的考察，是非常必要的。
波普尔认为：科学之为科学，不是因为它可以找到支持自己的例证，宗教、玄学、占星术都可以找到这种成功的例证。科学并不在于它的可证实性。或者说，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是因为它与一切非科学不同，要接受经验的检验，要在经验事实的发展中不断发现自己的错误，否定或证伪自己，以便过渡到更新的理论，即科学恰恰在于它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和不可证伪性，这就是一切科学与非科学的根本界限。也就是说，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性就在于它的可反驳性、可检验性。一个陈述如果是可证伪的，就是科学的；反之，就是非科学、形而上学的。
当然，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性”是逻辑上的可被证伪，其意思是对于理论上推导出的陈述，在逻辑上总可以有某种事例可能与它发生冲突。一种理论如果与任何可能发生或可想象的事例都不会相抵触，那它就不具有可证伪性。可证伪性只要求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而并不要求证伪已成之为现实。所以，由可证伪标准所确定的科学理论，既包括历史上的已被经验证明的理论，也包括至今尚未被证伪，但在逻辑上将来有可能被证伪的理论。
按照这种观点，波普尔认为以下几类命题都是非科学的：第一，逻辑学、数学命题，因为它们是逻辑永真、不能被经验证伪的。第二，形而上学的命题，即传统的哲学命题，因为它们讨论的是经验之外的问题，无法用经验证伪。第三，宗教神话，同形而上学命题一样，也无法用经验证伪。第四，伪科学，虽然它们讨论经验问题，但用词含混不清，论断模棱两可，无法用经验证伪。
以上这些就是波普尔关于“分界理论”的主要观点。
众所周知，波普尔的这种“分界理论”一经提出，在科学和哲学界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像一些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梅达华（Medawar ）、莫诺得（Monod）、埃克里斯（Eccles）等著名科学家都公开地承认了波普尔哲学对他们研究工作的指导作用。杰出的数学家和理论天文学家邦笛（Bondi ）就说过：“科学最重要的莫过于它的方法，而方法最重要的莫过于波普尔的。”这就说明了波普尔的哲学学说对那些受其影响的人的实践具有显著的指导作用，它改变了他们从事自己工作的方式，因而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简言之，波普尔哲学是一种行动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