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行为就是这些利害得失相互博弈后的最佳结果。想到这里，他行为的怪异就有了理性的注脚。一时想不通的问题，一旦得到了理解不禁使人见怪不怪，反而还显得那么的顺理成章、自然而然……
（20100309 ）
二十七
为这被媒体大为追捧的《规划纲要》和所谓“去行政化”的说法费了不少脑筋，但至此，仍感到有些意犹未尽。思想与现实的冲突令人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高校（其实远非高校）官场化现状，即被人们称之为“行政化”的问题。
还是黑格尔说得好：“凡是现实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就是现实的。”那么我们的理性如何来理顺和把握当下的现实呢？
从实存的意义上讲，大学的管理者和教师都曾经是“国家干部”这个词儿虽然现在不怎么讲了，但是他们的身份毕竟是从过去一直这么延续过来的。说改，还没开始呢！再说，怎么改？
网上曾见一则由署名“siweilcj”的网友于2010年3月8日在报纸热炒去行政化的文章后面发的帖子，云：“大学去行政化，理论设想上是好的，但实际不行。书记校长都是代表国家管理大学，不是大学的所有者，只是‘职业经理’。我认为应该提高大学的级别（至少副部级），让地方政府不敢去‘管’学校，让学校……”不知为何，这位仁兄欲言又止，恐怕泄露了天机一般把开了一丝的门又赶紧关上。其实，他说得并不错，行政级别起码有两个作用：一是对外，让真正的官场不能任意地践踏文化的使者———因为知识分子上面还有一个头戴高帽的，也是“朝廷命官”的人作为“保护层”挡着，是不是真的管用很难说，但也不能认定它就一点有用的地方都没有！二是对内，大学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法人组织，不可能没有管理，而有管理（特别是在一个聚集着庞大数量人群的单位）就不可能没有“科层”，有科层就不可能不分责任的大小，而这个被称之为、被区分为大小的、一看就明白的东西，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级别。试想，一个没有任何助手，或者有助手而这些助手又没有任何分工的书记、校长们是怎样工作的？很显然，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没有什么可能性！于是，书记和校长们的助手们按职责和岗位的不同，被分别授予一种参照官场通用的称谓，如处长、科长抑或院长、主任的，也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仍嫌行政部门的那一套称谓刺耳而非得改一个什么其他的叫法，虽也未尝不可，但那仅仅只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折腾，本质上有何差别？如果真的那样做，天晓得何益之有！
中华民族被那些无益的事情折腾得够多的了，又有谁知何时是尽头？
睁眼看一看那些没有所谓级别的法人和社会组织，有几个不是以政府机构作为标准模式运行的？他们或许没有级别，但他们却有“家长制”。“家长制”的运作方式与行政化的模式名称虽不同，本质却相差不远，孰好孰坏似乎仅在伯仲之间。如果没有行政化，学校就能保证不陷入家长制的泥潭？没有了级别，在现有的传统框架内，****于希腊流行于世界的与国人的生存方式截然不同的制度范式，是不是就会自然地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生成？让人深恶痛绝的社会组织包括学校行政化的痼疾，是东方人特有的宿命和行为方式之使然还是我们自己制度安排存在的缺陷？改一下就真的会走出这个怪圈？
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但是，如果不从人性，不从传统，不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去考虑和讨论这些问题，而仅仅在教育的定义域中，这个问题有谁能够说得清楚？
（20100623 ）
二十八
当时光转到了2011年4月29日的时候，深圳市委组织部的一则《关于公开推荐选拔南方科技大学（筹）副校长等领导干部的公告》，使南方科技大学又一次引得了众人的关注。据《南方都市报》称，“多名学者表示震惊，呼吁学校坚持‘去行政化’，朱清时称情况复杂不便多说”。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认为：“南科大聘任局级副校长，这是对南科大的讽刺，对朱清时的讽刺，对南科大宗旨的讽刺，如果任其下去，南科大休矣。”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呼吁“深圳要兑现（去行政化的）诺言，而不是忽悠”。
这些较真的人儿，着实可爱！但是深圳市委组织部的做法，在现有的体制下似乎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难道一个强大的组织，非得要以一个学者所想象和标榜的那样去行事？未免太幼稚了吧！
据前文的分析，这两个副校长的行政级别无论有或者没有，对“行政化”的去留无关痛痒，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级别只是官方给特定个人的一种待遇，说明某人可以得到某种俸禄和享受资料而已，它与官职是虽有联系但却有很大区别的概念。而广为世人诟病的行政化则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唯上的思想与行为模式”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官大一级压死人”或“上面推一下，下面动一下，上面不推下面就不动”的普遍状态。在行政化的网络中，在那个已然异化于伦理社会之外的机器上，作为充当零部件与螺丝钉的个人，真理的存念和良知的保留可以说只是一种虚幻的奢侈，所表现的往往是听任权力的肆意妄为、“指鹿为马”。如此，就算那两个未来南科大的副校长真的被去掉了级别，行政化的问题难道就得到了解决？异想天开罢了。
……
所以说，一时兴起的所谓以不要行政级别为噱头的教育机构的“去行政化”，无疑仅是一场由“好事者”鼓捣出来的“喜剧”———不，应该是———“闹剧”。
（20110511 ）
二十九
许久没去关心自己潜心研究的主题以外的事情了，但南方科技大学还真的有办法吸引人的眼球。
2011年7月18日，《南方都市报》在报道了南方科大成立理事会，确认了“理事会领导全是政府官员”之后，朱清时校长说：“如果知道会出现这么多的困难，当时绝不会答应（来当南科大校长）”，面对现实他终于明白了“如果不由市长当理事长，理事会的权威可能有所削弱，它的决议市政府承认吗？比如南科大的预算，理事会通过后政府同不同意？财委认不认账？”于是顺着这样的逻辑思路推演，总算得出了一个就是他不说地球人也都知道的结论（报纸的大标题）———“市长任理事长是当下必要（的）选择”。
在这样的氛围中，前一段由市委组织部高调选拔的副局级副校长也借此机会隆重地闪亮登台了。
现实是不是已经或正在印证本文前面的猜想？朱清时，哈哈，也终于成为了一个打圆场的高手！他的作为让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很令人喜欢的演员（不是小丑）郭达以及一个以剧团工作为背景的小品，在经历了种种尴尬、让人爆笑之后，退场时还快步兜着圈子、嘴里模拟着那打镲的声响———锵锵锵锵……
（20110718 ）
三十
2012年3月9日，《南方都市报》上又出现了朱清时的名字（当然，也可能会在其他什么地方常常出现，只不过我没发现）。他在“＠中安在线”上说：“我现在在深圳工作，户口还在安徽，家也还在合肥，我是深圳市政府招聘过去的校长，是个打工的。”朱清时说自己年纪大了，他这届任期完后，希望由一个更年轻的来接任校长。“还有两年半，我的使命就结束了，我还是要回中科大做个教授，这也是我的归宿。”
读后百感交集，有喜有悲。喜的是老人家如此这把年纪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将会回到自我。悲的是其结局被老叟我不幸言中。凭着他并不太差的资质，若潜心学问，本来是可能有所作为的，但他却陷进了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纷纷扰扰的旋涡之中，过当校长的瘾、与人兜圈子所浪费的那些时光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本来，一个人能搞到一顶中科院院士的帽子，正常情况也就说明他的学术水平已经接近了国际的前沿。加上天假其年，有了人生及各方面丰厚的积累，就可能为国家、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在向科学高峰冲刺的时刻，往往需要从高原营地出发，借助于距峰巅几步之遥的地方发力才最有胜算，而院士的身份恰恰就是国家认定并授予的、指望他们能够发力登顶的“科技奥运”种子选手的标识。遗憾的是，很多地方出于某种众所周知的考虑，使出种种手段将其忽悠或“引进”到特殊的“名利场”中，干的是与他们的特长和专业并不相干的活计，使他们的特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逝，而国家也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超越、获取登顶的桂冠。
我不禁突发狂想：院士和官员———鱼与熊掌———国家应对明令：不可兼得！
（20120309 ）
三十一
后来，听说南方科技大学的举办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和批准。
再后来，《南方都市报》（20120611 ）报道了《南科大深圳首场宣讲遇冷》的消息：人们对这所学校还远没有达到趋之若鹜的程度，其招生宣讲会“只吸引了二三十名学生、家长到场”。这说明朱清时及其南科大用某种特定的方式所实施的炒作，起码目前还未收到应有的理想效果。
不过，从“学校目前师生比1 ∶ 3，为全球最优，学校现有的五系六专业在国内处于一流水平”的说法，还是可以推测先富起来的深圳对这所学校应该是投入了不少资金的。
可以想象，这所大学以后应该还是能够做到不会太差的。
但话说回来，也不可能太好，甚至最理想的情况或许也只会与深圳大学差不多。因为大家都知道，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不可能单独存在于社会，它会与其他的社会存在并存，且在相互纠结的情况和状态下呈现自己、表达自己。所以，在现时的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尚未开始根本性的改革之前，若预期这所大学会创造教育的奇迹而跻身世界前列，那么这个善良的愿望很有可能只是一枕令人在精神上可以回味的黄粱美梦。
更后来，又在《晶报》（20120618 ）上看到了南科大招生“火爆”的消息，至于是真是假笔者再也提不起深究下去的兴趣了。
不管怎样还是给它一句祝福吧———但愿这所大学一路走好！
（20120611 ）
三十二
2010年6月15日的《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成人教育需打假》。诚然，成人教育领域的确是一个“鱼目混珠”、远非规范的场所。“成人教育培训骗术不少”，那篇文章说，“去年，南山区也有某成人教育机构欺骗学员，还未参加成人高考就收取费用，很多学员曝料表示自己上当受骗，可这并没有遏制受骗情况产生。”可笑的是，这里所说的“也有某成人教育机构欺骗学员”，说明现在就有成人教育机构正在行骗，而这个行骗的主体，这一段话的前面还有一段黑体字的叙述，指的却是国家的“正规办学机构”———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这一段话如是说：“近日，媒体曝光深圳广播电视大学学员刘小姐从2007年至今在电大上了近3年的课程，而拿到的毕业证书却写着学制两年。深圳电大校方表示该证书是教育部的规定，学校不可能弄出两年制的文凭。该文凭由于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正规大专文凭，不能用作调深户或者其他工作，招调工根本不会承认该文凭。刘小姐对着自己花费了3年时间拿到的毫无用处的证书欲哭无泪。”
电大———处在一个颇具尴尬的境地中，成了一个不是骗子的骗子！
说它不是骗子，因为电大的的确确是国家正式的教育机构。它的出现及成人教育制度设计的本意，是为广大公民提供一个平等的成材机会，是终身教育理念的现实化和具体化。从中央到地方有着一套严密组织体系的广播电视大学，成立以来为国家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社会急需的人才。所发的文凭，平心静气地讲，应该是正规的。只是因为电大是业余学习，的确存在着学习时间不足、精力不济的问题，学习者必须要在克服工学矛盾和其他重重困难的前提下努力多年，才能拿到一纸两年制的专科文凭。可以说，对于一个立志用学习改变命运、用十倍和百倍的努力去弥补当年过独木桥时出现了偏差的成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补救机会。同时，它也是使之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养成自我教育习惯的难得方式。一个人如果真正通过电大习得了自学的方式、方法和养成了习惯，那么，他的成功及终身学习和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已然在自己的努力中铺就。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业余的电大学习甚至比在全日制学校学习还更能培植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发，促使自学习惯的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