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一些散文通过寓言说理，结构短小而极富哲理意味。《三戒》借《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黔之驴》的故事，写三类应该警戒的事情，“黔驴之技”“庞然大物”也作为富有形象性的成语流传下来。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的精品，体现其山水游记“凄神寒骨”之美的特色。如《小石城山记》对小石城山的被冷落深表惋惜和不平，《钴鉧潭西小丘记》直接抒写对“唐氏之弃地”的同情，《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描写“其境过清”，都具有“借题感慨”、写景状物绘声绘色的特点。柳宗元传记与论说文，如《捕蛇者说》《童区寄传》《种树郭橐驼传》等，都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
晚唐小品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受到后人的喜爱和称赞。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指出：“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这段话，似可作为晚唐小品的定评。
宋代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发展，宋代散文作家的阵容比唐代更为壮大。后人有“唐宋八大家”之说，而八位作家中有六人出于宋代，而且北宋的王禹偁、范仲淹、晁补之、李格非、李廌，南宋的胡铨、陆游、吕祖谦、陈亮等人，也都是散文名家。
北宋欧阳修的散文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有些表达了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等。即使是亭台记、碑志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实的内容，如《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对滁州的地理环境乃至风土人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语言精美。欧阳修的名作《秩声赋》，既部分地保留了骈赋的铺陈排比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呈现出少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为散文文体发展作出了贡献。比欧阳修稍晚，一批优秀的散文作家活跃于文坛，其中最著名的是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他们连同欧阳修，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齐名，被后人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的散文大多是直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因而作品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其短文更能体现其散文的个性风格，如短信《答司马谏议书》、史论《读孟尝君传》，发议论则透辟精警，评点人物则寥寥数语切中精要。其游记名篇《游褒禅山记》，写景简练，议论精辟。曾巩的散文长于议论，其名作为《墨池记》。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形成了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行文风格。苏轼在《自评文》中写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文的风格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如《贾谊论》《范增论》《留侯论》《平王论》等，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活用历史材料，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了前人的说法，并引申出对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苏轼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在散文中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全文骈散并用，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具有诗的意境，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南宋自始至终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抗敌御侮是当时最重要的政事，所以南宋的政论文多以抵御外侮、收复失地、策议谋划大计为主要内容。这些文章的政治功利目的十分明确，大都秉笔直书，义正词严。南宋初期，抗金将领和爱国志士在国势危急之际坚决要求抗敌，留下了许多彪炳史册的政论文，如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请驾还汴疏》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名将岳飞的《五岳盟誓记》和诤臣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爱国之士将它刻印流传，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爱国抗金斗志。南宋中叶的政论文以替朝廷出谋划策为主要内容，陈亮和辛弃疾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辛弃疾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全面、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提出了进取的方略。南宋的政论文使散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南宋的笔记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由于笔记具有长短不拘、形式灵活的特点，南宋文人很喜欢这种文体，许多人撰有笔记专集。比如陆游把他入蜀途中的见闻写成《入蜀记》六卷，范成大则把他出蜀东归途中的见闻写成《吴船录》二卷。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洪迈的《容斋随笔》、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周密的《武林旧事》等，都有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性很强的小品文。南宋留下的笔记集有近百种，其中的小品文成就尤高，堪称晚明小品文的先驱。
作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元代与前代相比，显然处于低谷时期。明代散文创作领域中，宋濂、刘基是两位较有影响的作家。宋濂在当时名气很大，朝廷“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其创作主张“文以明道”，注重“以道为文”，文学观念洋溢着浓烈的卫道气息。当然，他的一些传记作品也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如在《王冕传》中塑造了痴狂豪放、高洁孤傲的王冕，《记李歌》中刻画了生长倡门而不失人格尊严的李歌形象，这些人物个性鲜明，富有生气。刘基的散文创作，被放置于与宋濂相提并论的地位，作品中的寓言故事颇有特点，《郁离子》是刘基在元末弃官归田后所著的一部寓言散文集，通过寓言故事的形式揭露反省现实生活中的弊端，表达愤世嫉俗的态度和拯救时弊的治世意图。体裁短小活泼，文字简洁质朴。
明代文人中，归有光的散文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的琐事及普通的人物，状情摹态，寄寓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富有感情色彩。人物的言谈行止刻画得生动细致，因此读来使人感到真切生动，回味无穷。他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李贽是明朝晚期杰出的思想家，其思想极具叛逆色彩与反抗精神，也是一位标新立异而对当时文坛产生很大影响的文学家。他在那篇著名的《童心说》中称：“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所谓“童心”，即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因而，天下的“至文”，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其作品多表现自我对生活独到的见解，抨击假道学的虚伪面目，直率辛辣，锋芒毕露，具有挑战性。湖北“公安三袁”是在晚明文学领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在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中，袁宏道影响尤为突出，是公安派的首要人物。袁宏道在文学上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他们的小品文在内容题材上趋于生活化，多在文章中反映日常生活状貌及趣味，注重个人真情实感的抒写。如袁宏道的《晚游六桥待月记》《满井游记》，描写个人日常生活，表达审美感受，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
清初的论说文多为学者所为，他们留心世务，研经治史，发表意见，作品不仅是优秀的散文，也有学术和思想上的价值，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黄书》，顾炎武的《生员论》《形势论》等。
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是桐城派。在康熙年间由安徽桐城人方苞开创，同乡刘大魁、姚鼐等继承发展。方苞游记如《游雁荡记》，赠序如《送刘函三序》，碑铭如《先母行略》《兄百川墓志铭》《田间先生墓表》等，选材精当，语言简洁典雅，开桐城派风气。方苞的《狱中杂记》以其亲身经历，揭露狱中种种奸弊、秽污、酷虐，条理分明，文字准确。最著名的《左忠毅公逸事》描绘左光斗形象，用笔简介，人物形象鲜明。姚鼐以《登泰山记》《游灵岩记》《泰山道里记序》等文，最为著名。
清代袁枚写散文，大都感情真挚，生动清新，富有个性。《随园记》表达顺乎自然、顺乎天性的人生观。《祭妹文》于琐事回忆里寄托兄妹手足深情，凄恻哀伤，与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泷冈阡表》同是祭文中的名作。
清末，近代诗文大家龚自珍的《尊隐》，表现了渴望社会变革的敏锐的思想意识，对社会变革的预见与憧憬，《病梅馆记》则集中表现了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追随康有为，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流亡国外。他的《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论》《变法通议》《自由书》《新民说》等，语言通俗，条理明晰，并且吸收了一些外国语法，词汇丰富，句法灵活，艺术手段多种多样，大大提高了散文的表现力。他在散文中自由大胆地抒写己见，思想新警动人，语言充满感情，具有很强的煽动力、感染力，呼应了社会变革时代的思潮。
二、现代散文发展概述
现代散文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在反对封建道德、崇尚个性自由、追求民主科学等新思潮的推动下，现代白话散文很快得到发展。现代散文经过了白话与文言的论争和创作实践，在对古代散文遗产多方面多样化的继承、融铸的基础上，汲取外国文学理论和创作经验，发展为“与诗、小说、戏剧并举而为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朱自清《什么是散文》）。长期以来，以“文以载道”为主流的古代散文，被以个人叙事、写景、抒情、言志为主的现代散文所替代。
“五四”时期的散文主要以议论性散文和记叙抒情散文为主。议论性散文最早也最著名的是《新青年》杂志所开辟的“随感录”专栏，接连发表了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挥洒自如、大小由之的文章，不仅在当时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开启了日后杂文创作的先河。记叙抒情散文，是以众多的记游之作开头的。游记、通讯一类文体适应社会开放、中外沟通的时代需要而迅速兴起，风行一时，出现了一批游记名家和游记专集，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冰心的《寄小读者》，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这些作品或介绍域外社会生活风貌，或采写地方风土人情，或以新的眼光领略山水胜景，开拓了游记、通讯的新题材，新境界。郁达夫的《还乡记》、成仿吾的《太湖游记》等，侧重抒写作者的漂泊生涯、身世遭遇及其不满现实、崇拜自然的浪漫感伤情绪，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和抒情气息。
冰心的《笑》《往事》，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是这时期最早的抒情名篇和“美文”佳作。冰心受古典文学和西洋文学的双重熏陶，用她清雅的文笔，写了《寄小读者》《往事》等名篇，不倦地赞颂着纯洁的母爱和童心，向着蔑视妇女、儿童的封建卫道士进行了抗争，体现了“五四”精神的一个侧面。鲁迅不仅是小说大家，也堪称作文创作的多面手，他的《野草》是我国第一本现代散文诗集，篇幅不多，分量厚重。作品所展示的那种孤独而偏要奋进、悲凉仍不放弃抗争的心境，令人咀嚼不尽。《朝花夕拾》是鲁迅一部回忆性散文集，冷静的叙述中渗透着睿智的思考，活泼的场景里寄寓着无限的感慨，抒情的笔墨里不乏机智的嘲讽，作者笔下各具个性的长妈妈、藤野先生、范爱农等人物，也带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周作人创作了《喝茶》《苦雨》等一批融知识、哲理、趣味于一体的生活小品。朱自清是一位性情深挚的作家，他所写《背影》等叙事散文，是返璞归真，富于至性深情的作品。他对散文的又一贡献是景物描写，对自然景物的形状、声音、色彩观察精细而敏锐，几乎到了毫厘必辨、一丝不苟的境地，而行文又极为活泼流畅，朗朗上口，《荷塘月色》《梅雨潭》是写景的名篇。
新文学散文家中，还有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许地山、茅盾、俞平伯等人，各以富于艺术个性的作品，为现代散文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悲剧的出生》《水样的春愁》《远一程，再远一程》《孤独者》《南行杂记》等，俞平伯的《雪晚归舟》《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是经久传诵的名篇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