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他办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在处理任何事情时，都是从非常广阔的范围和背景上考虑问题，而不会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就事论事。他能够妥善地处理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的利益关系，避大害、谋大利，而不计较一时的利害得失。他认为只有胸怀全局的人，才能够恰当地处置其中的任何一件具体事情和环节。只有全局在胸，才能够抓住主要矛盾，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这是毛泽东高人一筹之处。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遵义会议是毛泽东竭尽全力促成的。会议的成功在于毛泽东审时度势，正确决策，赢得了与会者的广泛支持，取得了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胜利。
1932年10月，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对中央红军的领导权。在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下，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实行长征。长征初期，一路上实行搬家式的行军方式，红军行动非常迟缓，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1934年11月，红军在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时受到敌人的夹击，损失惨重，人员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广大红军将士在血的教训面前，逐渐醒悟到“左”倾路线的军事错误。刘伯承回忆道：
“广大干部眼看自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陷入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但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却并没有吸取教训，过湘江后仍坚持沿湘黔边境北上，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汇合的原定计划。这是一种自投罗网的做法。蒋介石集结了近2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沿湘黔边境北上。危急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建议部队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计划，立即转向西边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他的建议在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被接受，红军在通道转而西进。
但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为争取多数人的支持，毛泽东开始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王稼祥、张闻天是毛泽东争取的重点对象。毛泽东在行军路上，与同行的王、张二人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错误，赢得了他们的衷心拥护。张闻天当时是政治局常委，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经过毛泽东的努力，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上不顾博古、李德的反对，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随后在猴场会议上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个主张，并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李德靠边站了。这表明毛泽东已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支持，他的权威在得到确认。
但争论仍没有结束。正如周恩来所回忆的：“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形势表明，必须更换“左”倾领导，清算“左”倾错误，才能免遭不断失败的厄运。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城，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此，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进行了认真的准备。他们决定由张闻天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这个报告的根据，主要是毛泽东的思想，张闻天本人并不懂军事。这个提纲，大体上也就是后来由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
在会议上，博古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用种种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辩护。他强调了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强调了全国革命力量的薄弱，很少检讨“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则在接下来的报告中承认了军事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张闻天发言了，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博古的报告是不正确的，是“机会主义”的，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紧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用前四次反“围剿”以弱胜强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
毛泽东的讲话获得了热烈掌声，他讲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期郁积在胸中的话。在连续三个晚上的激烈辩论中，20名与会者除一人支持博古、李德外，其余人都站在毛泽东一边。会议决定取消原三人军事团。会后不久，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掌握军事指挥权的新的三人小组。
按照会议的决定，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指出，“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会议没有批评“左”倾政治路线错误，尽管“左”倾政治路线是导致中央红军失败的根本原因。会上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但毛泽东很有策略地说这次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集中火力批评“左”倾军事路线错误，而把对“左”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问题搁置起来，是他权衡全局走出的一着高棋。当时红军的存亡问题压倒一切。毛泽东抓住这个首要矛盾，也就抓住了绝大多数指战员的心。只提军事问题，不提政治问题，打击面就主要集中在李德、博古身上，有利于团结大多数人。遵义会议没有去解决政治问题，并不表示毛泽东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是他认为还不是时候，当时王明的危害还没有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于大局不利。
遵义会议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它的成功是与毛泽东的正确策略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