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9日，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秘密地给毛泽东送来一份电报，上面赫然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这份电报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被叶剑英不经意间提前看到了。事后被毛泽东称赞为“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当机立断，暂时藏下电报，立即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这份电报明显地暴露了张国焘的野心：挟持中央、分裂和危害中央。眼看着红军内部可能发生自相残杀，党中央和毛泽东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危机！
1935年6月，长征中的红一方面在四川懋功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本是一件有利于红军开创新局面的大好事。然而张国焘与党中央在今后战略方针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他害怕国民党力量的强大，一味往川康边境退却，反对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张国焘权力欲极强，他以为自己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人数多，于是向党伸手要权，对中央的指示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与他进行了坚决斗争，迫使他几次同意了党中央的决定。不过军阀习气重的张国焘依然我行我素。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进行了重新编制，整个红军分左、右两路；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改为第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二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改为第五、九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是时，右路军已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地穿过草地，到达了巴西一带，正等候着左路军前来会合。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出尔反尔的张国焘9月初才命令红五军出发北行，但紧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越发明显。他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分，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右路军中的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军决不可分开行动”。直至9月9日这天，他背着中央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所谓“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即武力解决之意。
幸好该电报被叶剑英碰巧看到了。临危不乱的毛泽东看过电报后，迅速抄下该电报的内容，然后让叶剑英迅速带着电报返回去，以免惊动陈昌浩。紧接着他与中央其他领导人进行了紧急商量，决定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立即率一、三军团连夜转移，脱离险境，同时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严肃指出：“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9月10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率一、三军团悄悄出发北行。天明时，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和部分红四方面军战士，高举着“反对毛泽东逃跑”的标语，追了上来，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据当时在场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他（指李特，引者注）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劝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毛主席还是规劝、开导他，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但李特就是不听，强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当时有的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生气。毛主席还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一场危机终于过去了。
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首先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议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揭露了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的错误。随后讨论对张国焘错误的处理方法。在讨论中，有人提出开除他的党籍。对此，毛泽东表示坚决的反对，他说：我不同意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做法。张国焘的错误是严重的，对他作出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做。因为这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你开除了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面对张国焘明显的分裂和反党活动，毛泽东沉着冷静，竭尽全力避免了红军内部的可能冲突。在处理张国焘的错误时，他胸怀宽广，着眼于全党团结的大局，不过为己甚。他相信广大红军将士会最终认识到谁是谁非，耐心地等待着他们的觉醒。无怪乎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与胸襟广阔的毛泽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国焘。极端自负而又心胸狭窄的张国焘，在1935年10月5日，于四川北部的卓尔碉（今马尔康县东南），悍然宣布成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他还以他那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过《决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
毛泽东关于不马上给张国焘组织处理的决定是英明的，为以后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最终会师留下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