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上述文字是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重要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七部分中，对毛泽东思想—党的指导思想—这一特定概念的权威界定和概括说明。
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其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中，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不过，作为伟大的谦虚和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对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本人从一开始就有他自己的看法。最初认为以他的名字命名不妥，提出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有人说，提“毛泽东主义”，他认为是错误的，学生和先生怎么都称“主义”？他说他没有“主义”；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如果一定要有个叫法，就提“毛泽东思想”。至于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平起平坐，更是错误、不符实际的。有人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他说，名曰树我，实则要树他们自己。
曾几何时，党的领袖毛泽东，将“毛泽东思想”字样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曾几何时，毛泽东将有关决议中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
抹去历史的灰尘，我们从尘封已久的一个个小故事中来寻找个中的原委，揣摩巨人的心态，不难发现毛泽东那种十分严肃的对事理的实事求是的追求。
毛泽东思想从初步形成、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是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渐进过程。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概念被正式确定下来，并被大会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学说，毫无疑问，它主要是通过毛泽东的理论创造形成的。
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本身就是毛泽东等人实事求是的探索过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同党内“两化”（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和“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正确主张，但由于当时教条主义统治中央，这一理论观点并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只有“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
延安整风时期是毛泽东的思想成熟季节，经过整风运动，全党的思想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达到了高度统一，毛泽东在全党的威信也前所未有地提高。
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在中国革命不断的失败与胜利的比较、在党内反反复复的争论和斗争中获得的。自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教条主义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外，直到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才确立他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但在长征后期，这一地位受到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的挑战；党中央将革命大本营安放在西北之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又受到从莫斯科回国的自恃有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支持的王明的挑战。但在真理面前，张国焘和王明都输给了毛泽东，这一点连阶级敌人也不可否认。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有意思的是，敌对方面首先提出了“毛泽东主义”的用法。1941年秋，国统区文人叶青在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后，攻击“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再版”。当然，他的言论受到了共产党理论工作者的驳斥。
在党内，实际上早就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并为人们普遍接受了。
1941年3月，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张心如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样一个提法。他说，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他把毛泽东的言论、著作称作“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典范的结晶体”。1942年3月，他又在文章中提出“毛泽东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时报》发表社长兼总编邓拓撰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文中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号召“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
更多的人需要了解毛泽东。党需要宣传自己的领袖。那位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在遵义会议上激烈反对毛泽东的何凯丰，从实践中真正体会了毛泽东的正确，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萌发了在毛泽东50华诞前后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的设想，他拟定宣传计划写信告诉毛泽东。
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复信何凯丰：“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作体系，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们体系还没有成熟。”
这是伟大的谦虚！但无论毛泽东怎样解释，人们已经自觉地用他“没有成熟”的思想武装起来。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为纪念党成立22周年写成七千字的力作《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道路》，送给毛泽东过目，后来被中央总学委列入了干部和群众学习的参考文件。他在文中写道：“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中国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各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王稼祥的这篇论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
毛泽东看过全文后，就某些提法找王稼祥“请教”，王稼祥坚持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只好同意了文中“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他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从此，在中共党史上，中国现代史上又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名词——毛泽东思想。首先，它很快就为党内接受并公开使用，陆续出现在一些党的文件和负责人的讲话中。如1943年12月4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会上的讲话，不仅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而且明确指出，我们党及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1944年7月，晋察冀日报社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选集前“编者的话”对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意义作了详细阐述，并说明这套选集的出版是为了贯彻毛泽东思想于边区全党。
不过毛泽东本人对此清楚得很。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中央党校学员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展开了讨论，毛泽东发表了意见，他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我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我也会犯错误的。比如，我写的一些东西，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为什么改了又改呢？就是因为有错误嘛。
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在党的七大完成的。党的七大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在历时50天的大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闭幕词和长篇政治报告，集三个讲话于一身，在党的历次大会上是罕见的。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共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这也是绝少有的。这正说明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领袖。
这是毛泽东思想确立的首要原因。
其次，据胡乔木1990年2月19日的回忆谈话，也由于共产国际1943年解散后，它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为了实现党的思想统一和团结，七大决定在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因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倾向。此后，在中共党史上，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那么毛泽东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是最主要的。因此，用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这种思想理论体系，势所必然。毛泽东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毛泽东反对将毛泽东思想神圣化和教条化。
1948年8月，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想把学校的学习内容定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他致电周恩来，请周恩来与毛泽东斟酌后电示于他。
两天后，毛泽东即于8月15日致电吴玉章，表示不妥。他说：
“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据胡乔木回忆，建国前夕，毛泽东萌生了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想法。
1949年1月，他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一律改“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强调，不要将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并列起来，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作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
国际上，苏联共产党始终拒绝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而我党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团结的大局出发，毛泽东也认为应当放弃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1950年，我党理论工作者开始编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建议将延安整风后形成，于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收入，但毛泽东亲自把其中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
1954年，毛泽东在中央军委通过的三个条令草案报告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同年12月，中共中央还就如何解释毛泽东思想发出专门通知，说按毛泽东的意见，以后党内同志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即用马列主义提法。在讲解七大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时仍照原文讲解，但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思想，避免对二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
以后1956年召开“八大”也没有提“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直到60年代，中苏两党论战中，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尽管如此，毛泽东仍很谦虚，并坚决反对将他本人和毛泽东思想神化。
60年代，他曾对薄一波说过，《毛选》是血的著作，这些东西都是群众教给我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不经过建党后十多年的斗争和吃很多苦头，文章是写不出来的。
1965年初，毛泽东和他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及作家斯诺谈到他的著作。
斯诺说：“您的革命工作同时又给许多教授提供了职业，现在诞生了许多‘毛学专家’。”毛泽东说：“中国春秋时期的《老子》一文，流传至今，为之作注的有上百家。我的那些东西还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斯诺说：“深刻的技术革命征服了宇宙空间。我相信您的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这要看几十年后人家怎么看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包括蒋介石，都不赞成我。我在这些人看来是坏人是定了的。我也反对人家，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与其说我是写文章的，不如说我能同反对我的人打仗更合适些。”
毛泽东和斯诺的这一次幽默轻松的谈话，既表现谦虚，又很诚心，是实事求是的，身后之事，自有历史评说。但在生的时候，毛泽东反对将他的著作教条化，反对将他本人神化、偶像化。
1966年初，林彪就别有用心地“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国外也有各种各样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外国人怎么说法，我们管不了，由他去，但我们自己仍然按照1960年3月天津会议的提法，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林彪讲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提法，都不妥当，还指示彭真等人跟林彪当面说清楚。
1967年6月，毛泽东又和同学周士钊谈到这事，他说，那种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和“大树特树”我的领导地位的提法，要打个问号！那些大讲“大树特树”的人们，他们的真实思想是：名曰树我，实则要树他们自己，是一派胡言乱语。所谓“绝对权威”也是从来没有的。
当周士钊谈到各地出现的“红宝书”和标语语录及毛泽东的塑像时，毛泽东脸上不快，说，“我最讨厌那些东西。我早就跟他们讲过，不要到处搞语录，不要搞红色海洋，不要搞那么多的红本本，不要搞那么多的像章，那是极大的浪费。到处搞塑像，说是对我的什么忠忠忠，我看他们这样搞，并不是对我的什么忠，他们是要我站岗啊！”
1978年，邓小平就讲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丝毫也不是什么夸张。正是毛泽东不屈不挠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挽救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以后，中国革命就再也没有走什么弯路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挑起重担，负起责任，团结一班人，最终领导革命取得了胜利。到40年代中期，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正确思想体系，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众望所归，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确实是战无不胜的。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也是实事求是的。他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名称、内容和实质、作用和地位等方面的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贯的，是一贯的实事求是的，他是坚决反对抬高、神化他本人的，坚决反对将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神圣化的。诚然，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甚至是全局性的错误，但这并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不正确，而他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本人背离了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无疑，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不能归入毛泽东思想的范畴，但实事求是地看，他晚年的全局性错误也并不能掩盖他在某些问题上的正确，如对待毛泽东思想这个党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态度，就是正确的。
“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同时，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创立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也是以邓小平为杰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理论创新的智慧结晶，它将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并不断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