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第一年，我国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胜利，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但是，由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开始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想，迅速扩展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使社会主义建设脱离了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遭到严重的挫折。党内党外，包括毛泽东在内，在大好形势下头脑发热，错误地认为应该打破“一五”计划中经济发展的常规，要来一个巨大的跃进。
从195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大跃进”时代。在这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倡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8月北戴河会议后，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盛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搞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社队村民物资，严重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力。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察觉以后，主动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如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反对“一平二调三提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停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决定等，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农业生产力，稳定了农村社会、经济秩序，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大跃进”的年代，这无疑是毛泽东勇于改正不合实际的认识和政策的难得的唯物主义精神和实事求是作风的具体体现。
那是1959年“大跃进”期间的一天，湖南省宁乡县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全国人大代表团赴宁乡考察农村工作，代表们早出晚归，忙着视察一个个公社。这天中午，听完汇报后，公社负责人留代表们在公社的小食堂就餐。餐桌上摆满了宁乡县的各种名菜和名酒。引人注目的是一共上了68道菜肴，由于太丰盛，有的菜代表们就只好享享眼福、过过目罢了。
对于这次极为丰盛的餐食招待，代表们议论纷纷，看法不一。有的说反映了农村形势大好，有的说太浪费，但更多的人认识到这里面存在农村经济的严重问题。
代表们还是生来第一次在“大跃进”的日子里吃上这样一顿中餐，自然将如此的“盛况”反映到了这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
毛泽东听到代表们的汇报后，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他在痛苦地思索着：这68道菜和各地的亩产上万斤的浮夸风、“共产”风，到底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标榜还是讽刺？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首先肯定人大代表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讲真话。接着，他指出问题的实质，几十道菜肴，公社的负责人不用花一个钱，都从下面的大队和生产队“平调”而来，这不仅是严重的铺张浪费，更为严重的是他们钻了人民公社的空子，侵犯了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对人民群众的犯罪。群众对这种搞法肯定很不满意，他们肯定要诅咒党的干部、要诅咒共产党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泥土都能看透3尺。公社的干部明说招待上级派来的代表，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在大吃大喝，摆阔气。这种大吃大喝的“平调”之风，必须制止！
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党遭受严重的挫折和失误，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郑重地提出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以实事求是地寻求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
1959年2月，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前，毛泽东要求与会各省市负责人下去作调查，为纠正当时刮起的“一平二调三提款”的“共产”风找理论和实践的根据。会议期间，来自江苏的江渭清向毛泽东反映了他接触的一件事，颇具启发性，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这是一位大队支部书记在一次座谈会上讲的一个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他说，为什么刮起“共产”风而不能纠正，主要是干部中存在“三个误解”：即将集体所有制误解为全民所有制，将按劳分配误解为按需分配，将社会主义误解为共产主义。
毛泽东认为这位支书的意见很有见地，高度评价他的理论水平很高。会上，他明确指出：一平二调三提款，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要求全党认真检查和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并在经济上予以退赔。
为了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1961年，党中央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之年”、实事求是之年。老年的毛泽东仍然倡导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许多事情也还能听取不同意见。他说，“水是浑的，有鱼无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彻底克服掉。”强调要抓典型，要蹲点，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尊重群众的意见。
为了推动调研工作，1961年3月，毛泽东将新近找到的《调查工作》的旧文印发参加广州会议的同志（改题目为《关于调查工作》），这对比较有效地纠正当时已经认识到的“左”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是有促进作用的。
事前，毛泽东于1961年1月向浙江、湖南、广东派出了三个农村调查工作组，分别以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位秘书为组长，相约三个组在广州会合，向毛泽东汇报后，一起转入广州市的调查，前后两个月时间。
这年3月的广州会议，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人民公社的“六十条”，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会后，按毛泽东的要求，各调查工作组又下去进行“六十条”的试点和讨论工作，以形成更成熟、完备的修正草案。
5月下旬到6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中央和各地、各部门的调查，修正“六十条”，取消了原草案中关于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会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对党所犯的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他说，违反客观规律就会受惩罚，要检讨。
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六十条”，是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结出的硕果，它对于扭转农业局势以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起了重大作用，这个文件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社会的社情民意。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仍然倡导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但越到后来，毕竟由于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加上“左”的错误从经济领域逐渐向政治理论、阶级斗争领域移位，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大量地进行调查研究、接触实际少了，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因而背离了他早年提倡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曾提出了一些唯心的错误的东西，以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有林彪、“四人帮”的利用、干扰和破坏，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
现在，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面对社会主义实践中大量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大胆探索，又要善于总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邓小平说，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指导思想领域的斗争，要防右，但主要是反“左”。因为历史上“左”的影响根深蒂固，“左”的面貌和形式更容易吓唬人、蒙骗人。
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历史的巨人，都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都给我们以深远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