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出生后到10岁左右，几乎全部时光在外祖家与各表兄共同度过，这是毛泽东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因此，毛泽东热爱外家亲人，不时地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安慰、鼓励和物质上的接济、帮助。但身为人民领袖，他从不允许外家亲戚利用他的显赫地位搞特殊化，牟取私利。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外家亲人既对毛泽东的事业起步有过很大的影响，在毛泽东事业略有起色以致成就大业的时候，他的许多外家亲友也想从毛泽东那儿“沾点光”，时常有人向毛泽东写信，提出些个人要求。有的想请代为引荐工作，有的要求“奢侈”、“潇洒”一回，还有个别表兄弟自认为“皇亲国戚”，不大服从当地政府的安排和管理。
毛泽东对待上述这些提出要求引荐或解决工作的外家亲戚，均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拒绝方式，不让他们心存幻想。他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已是了解了的。”
就是这些儿时伙伴、情同手足的表兄弟，他们以后请求毛泽东关照办事的时候，手中具有越来越大权力的毛泽东，也并不顾念故旧情深开方便之门，而是按原则办事，不徇私情，相反，对外家亲人的要求更为严格，以致近乎“无情无义”的严厉。
在毛泽东的外家亲人中，文运昌与毛泽东关系最为密切，且对少年毛泽东的成长产生过重要影响。文运昌是毛泽东八舅文玉钦的次子，排行十六，比毛泽东大九岁，毛泽东称他为十六哥。1910年，毛泽东面临失学并断送前途的险境时，文运昌指引他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这以后，毛泽东展翅高飞，开始了人生第一次重大转折。从此，毛泽东与文运昌更成为知己和学友，关系非同一般。这一段经历，毛泽东在后来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多有提及，足见其印象很深。
1922年，毛泽东略已成名，当时正全力组织、推动湖南工人运动，组织工人罢工，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沉重剥削和压迫。文运昌仗着与毛泽东的情谊，想让他安排同乡“刘君”的工作，毛泽东不愿为此徇私情，他于11月11日回信文运昌：“刘君实在无法安置，今刘回乡，情形请面询之。”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又一次接到文运昌的引荐信，11月27日，他复长信，婉言劝绝。信中说：“家境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伴，待遇相同，因为我们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大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信中对“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他系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做了说明，请文运昌一并转告韶山乡下亲友“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毛泽东这封家书，道是无情却有情，堪称古今中外名人书信的典范，其大公无私跃然纸上。不过，对毛泽东的“情”与“无情”，文运昌及诸兄弟一度未能很好地把握其中的“辩证法”。
建国初期，文运昌曾写信给毛泽东身边的秘书田家英，信中开列文家后代十四五人的名单，请田家英栽培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毛泽东在田家英转来的信上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在给表兄文南松的信中仍挂念文运昌：“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这里毛泽东既表现了他对文运昌工作的态度，也表示很关心他的工作，直到文运昌来信，他才放心。
文运昌是毛泽东外家表兄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早年毕业于湘乡东山高小和湘乡县立师范学校，后来他被聘为湖南文史馆馆员，完全是因为他确实具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条件，毛泽东并不为他引荐，文运昌也明白毛泽东的良苦用心。
毛泽东的亲戚要上京，毛泽东一般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一面热情招待，还给他们添置衣服或赠送钱物。但不允许长住或有其他“小九九”，他往往还叮嘱“不要带任何礼物”，在这句话下加上着重号，又嘱“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1954年秋，文运昌在北京舍不得走。没有办法，毛泽东下了“逐客令”：“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你了！”1956年11月，文运昌、文涧泉、文梅清和文凤良（文运昌儿子）4人上京，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生产生活情况，游览了京城众多名胜古迹。返乡前，毛泽东吩咐秘书叶子龙从稿费中支出1950元，交给文凤良带回，对唐家坨各家老人略加帮助。毛泽东资助穷困亲人和亲戚上京的部分旅行费，都是由稿费开支。
表兄文涧泉是毛泽东七舅父和干爹文玉瑞的儿子，为人直爽，敢于向毛泽东反映乡间情形，毛泽东对此十分欢迎，但对他的其他要求，则不予答应。
1950年初，文涧泉为其本家好友文凯介绍参加工作，5月7日，毛泽东复信：“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1953年，文涧泉写信提出去北京并要介绍其岳家赵某到北京读书，毛泽东回信：“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办法。”文涧泉自己在北京做客期间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未得到满足。有次，他要求毛泽东给他缝制一件长袍，毛泽东摇头说：“现在平均每人只有一丈多布票，哪有这么多布来制长袍。”说完，他嘱咐工作人员将自己的一件旧长袍送给文涧泉。文涧泉返乡时要求坐飞机，以弥补一下没坐过飞机的遗憾。毛泽东劝说道：“坐飞机太贵了，坐火车好。”文涧泉也不相让：“你一个国家主席，我不相信买不起飞机票。”毛泽东耐心地说：“十一哥，不是我买不起飞机票，而是国家正在搞建设，缺钱花，大家都要节约，我这个国家主席要带头啊！”说得文涧泉心服口服。
毛泽东外家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也是他认真考虑过的问题。他一方面通过直接与外祖家亲人对话，敦促他们不要以“皇亲国戚”自居，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还要当地政府对文家不要另眼相待。
1950年5月27日，毛泽东致信湘乡县长刘亚南，说湘乡文家兄弟4人来信，内中对当地乡政府有些不满意的话。请他“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并强调：“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
当毛泽东接到湘乡县委的汇报信后，了解到外家几位兄弟确有对当地政府的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之处，心里一直放不下。后来，毛泽东又托回乡探亲的表侄女章淼洪传达他的口信，对舅舅们进行批评和开导，劝他们改正缺点，积极与政府合作。
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直接致信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明确表达了他对外祖文家众亲戚地位和待遇的态度。他说：
“我的亲戚唐家坨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以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太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应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毛泽东在信中还嘱咐：应将他的信给唐家坨的人们看，以“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
道是无情却有情。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宽大胸怀和崇高品格得到了外家亲戚的理解和支持。在毛泽东的严格要求下，除了文运昌，毛泽东的几位表兄均终生在农村生活，他们的后代也基本上以务农为生。有参加工作的则是通过参军、读书等途径实现的，与其他老百姓的子女毫无二致。他们自觉地把自身和周围的群众同等看待，顾全大局艰苦创业，在当地传为佳话。毛泽东已辞世20多年了，中国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唐家坨这个南方偏僻的小山村，也旧貌换新颜，唯一不变的仍然是她那厚重深刻的历史内涵。唐家坨文氏家族仍过着宁静而安乐的生活，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用自己辛勤的劳动经营着自己的家园。这正是毛泽东所企盼于他们的。
毛泽东手中握有很大的权力，但他深知大权是人民赋予的，只能为全体人民办大事、办实事，绝不可用它来谋取私利或小部分人的利益。毛泽东带头做好廉洁自律，大公无私，他的外家亲戚也没有辜负他的殷切期望。
廉洁自律，防贪拒腐，加强廉政、勤政建设，这是各级领导干部时刻不能忘记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这也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人民公仆”形象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