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共十一届六十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德高望重，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他为全中国劳苦大众谋取了最大的幸福，却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亲人、好友谋取丝毫私利。
全国解放以后，韶山许多毛家亲友向毛泽东写信，有的介绍父兄或自己的革命历史，要求他帮助说句话，予以照顾；有的请求毛泽东在北京提供学习机会或就业机会；有的请帮忙在省里找个工作；还有的诉说家境困难，请求接济；也还有的要去北京做客，看看天安门等京城胜景，不一而足。
对于上述各种情况，毛泽东总是通过书信往来或接见等途径，对乡亲们进行耐心细致的启发、教育，给他们讲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道理。他既从思想政治方面关心乡亲故友，又从物质生活上经常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从毛泽东与韶山乡亲故旧交往的事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爱不避亲、公不庇私，清正廉洁、公私分明的崇高的人民公仆形象。
毛泽连与毛泽东是共曾祖父的堂兄弟。在十个堂兄弟中，毛泽东排行第三，毛泽连排行第九，互称“三哥”和“九弟”。因此，毛泽连是毛泽东血缘关系最近、建国以后尚健在、直到1995年才去世的至亲堂兄弟。毛泽连虽为“皇亲国戚”，却丝毫未因此得到毛泽东的特别庇荫。
1949年9月，毛泽连与表兄弟李轲结伴来到北京，去见他的三哥毛泽东。兄弟俩还是22年前毛泽东到韶山考察农民运动时相会过，见面非常高兴。俗语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何况是20余年未能谋面的兄弟久别重逢呢？
毛泽连青年时代曾留下眼疾，左眼长年失明，右眼也有病。毛泽东请田家英陪同九弟去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眼疾，又叫来儿子毛岸英照顾九弟的饮食起居。当医生建议为毛泽连换上只假眼珠时，毛泽东认为早已错过治疗时机，换上假的也看不见，就不必花钱了，毛泽连听取三哥的意见，就一直空着左眼。
毛泽连在北京治病兼疗养住了个把月，没料到主席三哥对他说：“九弟，你的眼病北京治不好，你还是早些回韶山。”
毛泽连虽有点想不通三哥会下“逐客令”，也只好默默打点行装。同行的李轲又去见毛泽东，代为诉说毛泽连的生计艰难。毛泽东说：“泽连的困难我晓得，但比起全国人民的困难，就不足道了。”话虽这么说，毛泽东心中仍惦记着九弟的困难。在10月初毛泽连临行前，毛泽东打发不少东西，包括装满蚊帐、棉衣裤和衬衣等什物的一口旧皮箱。
可见，毛泽东不徇私情，但他又是一位人情味很浓的领袖。他同情九弟的困难处境，便从自己的稿费中支出200元补助九弟，这个惯例一直保持到1958年。后来中央办公厅每月给毛泽连寄送20元钱，直到几年后毛泽东知道了，他又让工作人员以自己的稿费补交了，做到公私分明。
1949年到1976年，毛泽连一共11次到北京，这都是经过毛泽东事先同意约好的。1954年毛泽连又准备去北京。毛泽东在信中预先叮嘱：自己准备路费，不要麻烦政府。
然而，并不是毛泽连每次都“有求必应”，有好几次毛泽连的上京要求，遭到毛泽东近乎“无情无义”的拒绝。
1950年，毛泽连想送母亲上京治病，毛泽东未予同意。1951年冬，毛泽连陪母亲到长沙治病，不见好转，嘱咐在长沙的房侄毛远悌信告毛泽东治疗情况。不久，毛泽东亲笔回信不同意来京。信中说：“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又说，“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1952年，毛泽连母亲去世，毛泽连因又患脚病，曾想上京，毛泽东回信，一面对婶婶去世表示哀悼，并寄去旧币300万元（合300元），其中100万元为安葬费，200万元给毛泽连治病，并要毛宇居转告：“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一方面又说：“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1952年1月，毛泽东3次直接给毛泽连或在给毛宇居的信中对堂弟的困难表示关心，但要他不要来京。
对三哥的劝慰，毛泽连起初有点不理解，想不通，但时日久了，他渐渐领会了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并引以为谆谆教诲。土改中分到田后，毛泽连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自觉带领全家积极参加了互助组、高级社，他抱病参加集体劳动，从不以“皇亲国戚”自居，在故乡热土上默默地奉献余生。
毛泽连一直用着三哥送给他的那口皮箱，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才将它献给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作为文物收藏。
韶山毛泽东铜像揭幕后，毛泽连老人时常拄着一根拐杖，微驼着背，到铜像前静静地伫立，略有所思，然后慢慢离去。这是细心的人们直到1995年尚能在韶山看到的一道风景。
老人在想什么呢？
三哥走了，依旧存在的是“如此多娇”的江山，是留给后人巨大的精神财富。
三哥的铜像雄伟，三哥的政绩斐然；一个清正廉明、天底无私的人民公仆形象，这不正是三哥的平凡而伟大之处吗？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总是严格要求韶山族房邻里乡亲，不允许借他毛泽东的牌子方便行事。有个远房侄子毛远悌，解放初在长沙从事印刷工作，曾要求去北京学习深造。毛泽东致信于他不要来京，“在印厂工作，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毛远悌看信后，心里明白了伯父不让他上京的真正原因，安心在长沙工作。1962年2月，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毛华初（毛泽民烈士养子）、韩瑾行夫妇时语重心长：“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必须听从组织安排，服从党的需要。”这样亲切关怀和谆谆教诲，我辈终生难忘。
毛泽东正是这样，他不徇私情，也充满关爱，他爱天下百姓，但严于律己，严格要求自己亲人。50年代以后，族人从毛泽东的鸿雁往来了解也理解了毛泽东不徇私情的脾性，很少写信给毛泽东提个人要求了，均以毛泽东为榜样，安分守己，克己奉公，廉洁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