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至1965年，杨尚昆受中央的委托，代表中央书记处联系全总党组、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党组的日常工作。90年代，杨尚昆开始撰写回忆录，联系工、青、妇5年是回忆录拟定中的一章。遗憾的是，杨尚昆当时正集中精力撰写回忆录第一册，系统地谈这方面的问题尚无法列入日程。为了做好准备工作，给杨尚昆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料，1996年12月6日，我和刘吉顺同志走访了原中央办公厅群众工作组组长王愈明和胡剑青两位老同志，他们谈了很多情况。
消除“工会消亡论”负面影响
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国民经济要调整，城市人口要精减；庐山会议上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引发了在全党开展反右倾；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日益扩大化，“四清”运动后期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反映在群众工作领域也是波澜迭起。从工、青、妇日常工作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成立6个中央局，分别任命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李井泉、陶铸、柯庆施为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中央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离京去西安赴任后，原来他在中央书记处分工联系全总党组、团中央、全国妇联党组的任务由杨尚昆接替，日常工作继续由中央办公厅群众工作组承办。
那时，工、青、妇系统的干部情绪都不太稳定。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受“工会消亡论”的影响，开展工作顾虑重重；二是许多干部在反右倾机会主义中受到了错误地批判。
“工会消亡论”是怎么回事呢？1958年3月，毛泽东继南宁会议之后又召开成都会议，更加严厉地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在这次会议上，确定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会议讨论通过了30多个文件，其中《中共中央关于工会组织的意见》会后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于4月2日正式下达。这个文件不长，不算标题，正文不到200字，产生的消极影响却不小。文件说：“为了便利工作，精简机构，更好地发挥工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各级工会组织应该以由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同时接受上级工会的领导……产业工会的组织也应该作适当的调整：有的可以保留；有的可以适当合并；有的可以保留名义，实际上成为各级工会的一个部门；有的可以取消。”
强调各级工会应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行各业全面“大跃进”的政治背景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削弱工会。全总为了贯彻成都会议精神，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会议的决议说：“工会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成都会议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改变工会体制。”不久，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很快在全国范围（除西藏外）内，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由于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包罗万象的体制，某些建立了县级社（或县联社）的地方，很自然地提出了工会和妇联组织是否可以撤销的问题。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县级工会组织取消，县妇联的组织目前暂不改变”。毛泽东的意见，写进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为了贯彻郑州会议精神，12月4日，全总党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县级工会处理的意见》。《意见》说：“人民公社在我国农村已普遍建立起来，县和县属工会工作将逐渐被公社工作所代替。从总的趋势看，县级工会将首先随着人民公社的更加健全，更加完善而自然消亡。”关于工会消亡的具体步骤，《意见》提出：（一）工矿企业不多的县，工会在职工群众中工作不多，现在公社可以代替它的工作，工会即可自然消亡。（二）原来工矿企业较多的县，工会在职工群众中有一定影响的，工会干部要把健全人民公社的工作作为自己的崇高任务，以便条件成熟，由人民公社逐步代替工会工作。（三）县联社和公社新建的工矿企业不宜再建立工会组织，一开始就应该用公社去进行群众工作。12月11日，中央转发了全总党组的这个《意见》，要求各地“依照办理”。
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的逐步暴露，1959年初毛泽东提出“压缩空气”，急于过渡的思想得到一定的抑制。第二次郑州会议调整了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县级工会消亡之风暂时停息。但是，却又刮起一股城市工会消亡风。
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的同时，某些城市也尝试创办城市人民公社。1960年3月9日，中央批转全总党组《关于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的发展情况的报告》，指定以全国总工会党组为主，结合其他有关部门，经常注意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情况和交流经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为落实中央的指示，5月10日，全总召开省、市、自治区工会主席会议，讨论城市人民公社新情况下的工会工作问题，会后向中央报告说：随着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整个工会工作必将继续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后各级工会干部必须努力学习，提高觉悟，把办好城市人民公社作为自己崇高的任务。工会的各项工作，都应当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从组织上同公社的有关部门密切地结合起来，并以最大的力量积极参加公社有关方面的工作。6月8日，中央转发了全总党组的报告，要各地参照执行。
城市人民公社本来就是追求形式的产物，有名无实。迎风而来，随风而去，从未有哪个公社真正得到巩固和发展。随着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以后调整工作的逐步贯彻落实，城市人民公社也随着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工会工作纳入城市人民公社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共青团是党的预备队。团和工会的性质不同。但是在当时片面地强调群众组织要绝对地、全面地服从党的领导，重视它们组织上的独立性不够的情况下，许多共青团的干部也产生了一切都由党包办了，团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可以提前消亡的思想。当然，这只是部分团干部的一种消极情绪，与工会已经采取消亡的具体步骤是不同的。
妇联是妇女的群众组织。它实行代表联系群众的制度，没有个人会员。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妇联组织还要不要存在？虽然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讲了县妇联的组织目前暂不改变，但是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并没有向下传达。因此广大基层妇联干部也同样存在思想混乱的现象。1958年11月，全国妇联党组为此专门请示中央，请求给予明确指示。12月7日。中央转发了全国妇联党组的这个请示报告，明确“县级以上的妇联组织，目前不宜撤销”。
正是这个时候，杨尚昆接替了刘澜涛联系全总党组、团中央、全国妇联党组的任务。他首先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稳定工、青、妇干部的情绪。后来杨尚昆回忆说：“那时，我反复同他们谈心，指出‘工会消亡论’是错误的，是一股风，现在这股风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它了。我告诉他们，中央书记处支持工会的同志大胆抓工作，大家不要背包袱。”“对共青团、妇联的同志也是反复做工作，解除他们的顾虑，鼓励他们大胆抓工作。我还请小平同志出来讲话，他严肃地批判了‘团没有专门团的工作，工会没有专门工会的工作，妇女也没有专门妇女的工作’的现象，强调工、青、妇都要做好各自的经常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思想混乱的局面。他那几篇讲话，现在已经收入《邓小平文选》。”
平息将工会并入企业政治部的风波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1963年底、1964年初又发生将企业基层工会并入企业政治部，成为政治部下属的一个部门的风波。这件事的起因要从196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说起。中央在转发这个文件时指出：决议的基本精神适用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1961年9月16日，中央发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即《工业70条》）规定：“企业中的政治部，是企业党委的工作机关，负责企业中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工作。它受党委的委托，领导工会、共青团的工作。”但是，《工业70条》并没有明确规定企业必须设立政治部。
1963年12月9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说，今年我们在企业里抓了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这不仅使我们找到了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范例，而且解决了许多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把这份报告批给薄一波，说：“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12月15日、19日，薄一波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学习解放军，调一批解放军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的确是加强工业企业政治工作的好办法。提出工业、交通各部，都要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用毛泽东思想、革命精神把全体职工重新武装起来。所有工业部门都要依照解放军的办法，从部到企业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与此同时，12月14日，毛泽东看到中办秘书室编印的内部刊物《群众反映》上刊载了一位县委宣传干部来信，建议农村生产队都应像解放军连队那样配备一个政治委员后，批示：“在城市工业、商业、居民方面也仿军队办法从上到下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指导员。”12月16日，毛泽东又把薄一波12月15日给他的信批给了林彪，并说“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还说：“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在这种形势下，全国大中型企业一般都建立了政治部。
1964年3月11日，杨尚昆听取全总党组的工作汇报，全总的同志反映，在企业建立政治部的过程中，有些企业将工会并入政治部，成为政治部下属的一个部门，或者索性取消工会的名称，把工会改为政治部下的群众工作部，只管职工生活福利工作。恰巧，5天后就要开幕的全国工业交通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准备讨论工交部门从上到下建立政治部的有关问题。杨尚昆就让全总写出书面材料，把这份材料批给了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主持人谷牧。谷牧在会上明确要求各地、各部门立即采取措施纠正这一错误做法。提出关于工会的领导体制在中央没有作出新的决定之前，仍按原来的规定执行，不要轻易改变。企业的政治部，应当在企业党委的领导下，协助工会做好工作，更好地发挥工会的作用。
取消县工会，将工会工作纳入城市人民公社，将工会并入企业政治部，尽管形式不同，但实际上都是“工会消亡论”的表现。
为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干部平反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指责反冒进，说反冒进是1956年一段时间带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很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都被迫作了自我批评。随着“左”的指导思想急剧升温和领导人被迫检讨，在干部中的反右倾斗争也在不断升温。1958年5月，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书记处书记董昕；6月，共青团中央书记项南；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曹冠群以及工、青、妇的一批干部都被指责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