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地图红泥炉(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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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书事(3)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农村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中,大寨人成为新中国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楷模,大寨的知名度超过了当时中国的任何一个行政村。全国各地的人们去大寨学习和取经,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文化科技界的优秀代表以及各级党政领导人频繁视察指导和观摩,为大寨鼓劲加油;一些外国首脑和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们也前来大寨,为新中国的农村建设拍手叫好……大寨人在各种重要的场合出头露面,陈永贵、贾进财、宋立英、梁便良、郭凤莲、贾存锁等人成为媒体追踪报道的热点,成为全国人民非常熟悉的劳动英模。大寨人当年干的是最普通最平常的农活,吃喝住行也都是当时中国农民的普通标准,却都是既付出了辛勤汗水、又获得劳动奖赏和荣誉的一个群体。

1978年春天,关帝山林业局组织了一批知青标兵前往大寨参观,当时不满18岁的我还在林场,第一次看到了闻名世界的虎头山、狼窝掌、石窑洞、引水渠、海绵田和村边那一棵见证大寨百年沧桑的老柳树。那样一个物质普遍匮乏、百姓基本贫穷的年代,大寨人的奋斗创业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大寨人在全国有影响的政治活动中频频亮相,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各级政府制定农村、农民、农业政策的标杆。大寨人不仅在报纸杂志、广播电台里声音不断,他们的故事也被写进了中学课本。80年代,大寨沉寂了一段时间,在社会改革转型期间,大寨人有过痛楚、迷茫和徘徊。90年代以来,大寨人二次创业,业绩不俗,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2006年9月大寨入选中国十大名村就是很好的说明。

大寨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农民群体?他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是什么样子?中国改革开放给大寨村和大寨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2005年年底,“口述大寨史”列入我们的研究课题。接下来的两年,课题组成员走出书斋,深入社会,与大寨人由陌路到面对面畅谈,我们现场感受着大寨人的内心世界变化以及大寨村的变迁,历史在口述人与研究者的共同参与和思考中变得清晰、厚重和深刻,一部60年的乡村历史渐渐丰满充实起来。2008年的春天,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课题组编撰的《口述大寨史——150位大寨人说大寨》(上、下篇)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突出了原创性特点的口述着作,上篇记录20世纪中期大寨村民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以及农业学大寨的历史,下篇记录改革开放近30年来大寨村的变化轨迹和发展过程。大寨60年的发展变迁,有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和色彩,也有大寨人的顽强奋斗和机遇带给他们的挑战。

大寨人创造了他们讲述的历史

可以说,用口述的方式研究当代史,也是对历史的一种有效还原和补充修正。众多当事人讲述的鲜活生动细(节),串起了集体的记忆,多种文献资料的反复印证,辅之史学工作者的科学态度和研究分析。因为主持该项研究课题,我对大寨村、大寨人有了更多一些了解,真正感受到这一个特殊中国农民群体的平凡和不平凡之处。

宋立英是大寨老英雄贾进财的老伴,老人对前去大寨的人们热情接待,虽然她不是健谈的人,也说不出太多的豪言壮语和深奥道理,但她的聪慧、勤劳、质朴和善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老人的身上,看到了传统中国农村女性的闪光动人之美。几十年来,只要工作需要,老人不计得失,不讲报酬,这位曾经担任过山西省妇联副主任的老劳模,至今都在用自己的言行展示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劳动模范的风采。她说:“毛主席那会儿咱们刚解放了,建设当中嘛,你就得吃苦哩!前人栽树,后人享福,现在好了。”宋立英的长女贾秀兰,现在河南洛阳市工作,我们曾专程采访,她讲述了她和她的父母亲以及大寨铁姑娘的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讲出了劳动带来的精神愉悦,劳动带来的思想升华,劳动对她们的意志锤炼,还有当年艰苦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深厚友情。每当走进宋立英老人家那个干净敞亮的院子,便会感到格外的踏实,同时也多了几许宁静。

不少村民和昔阳的地方干部,提到了陈永贵当年极具组织才能的一些故事。陈永贵是庄稼活的好把式,他没有学历,却记忆力极好,领悟力极强,口才也极佳,堪称从实践到理论都有一些路数。当年大寨村的妇女队长是贾存眼,谈及陈永贵的性格、能力等等方面时说:“脾气)可爆了。不过人家是出口成章,批评了人,人也都不恼,我们都是心服口服。”“你说他没文化?可人家说出话来可有道理了。”“你说种地、锄地?甚也干。你没有点本事人家要你干啥?陈永贵说打铁还要本身硬,人家会领导,干得又好,什么也会,说出话来人都愿意听,应酬大领导也挺多的,见识也多。”大寨村民至今对大寨的拓荒者特别是当年大寨的几十条好汉,怀有十二分的敬意。正如作家赵瑜说过的:“在这个村里边保持了对劳动模范认识的全部连贯性,我们对劳动英雄应该永远尊敬。”

六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作为一场组织发动了几亿中国农民参加并且对中国农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群众性运动,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特定的历史环境,也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并且产生过一些不切实际、盲目跟风甚至弄虚作假的不良后果。然而,当时那样的背景中,如果不是大寨成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会有其他典型出现;如果不是陈永贵从几亿中国农民中间冒尖,也会有其他的中国农民代表登上历史的舞台。当然,结果或许会有些不同。

郭凤莲是那个时代一位家喻户晓的“大寨铁姑娘”,我跟郭凤莲见面数次。确定课题之前,和时任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的张晓瑜同志一起前往大寨。晓瑜院长在省妇联工作的时候与郭凤莲认识,我还带着前任省委宣传部长、刚刚接任太原市委书记的申维辰同志批示请郭凤莲支持课题研究的一份文件。郭凤莲当即表明态度,支持我们以口述史的方式研究大寨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史,她说更希望让一段真实的历史流传给后来的人。近几年来,只要说起大寨,许多人还是会想到郭凤莲。我们曾去山西和河南的几个村子采访,这些村里的百姓依然还在问起今天的大寨什么样?郭凤莲现在怎么样?

2007年3月底,我在太原又一次见到郭凤莲,那时她刚刚开完全国人大会议,我们商定对她个人的采访,随后,我将采访提纲传真过去。清明(节)刚过,我们去了大寨宾馆,郭凤莲欣然接受课题组的两次采访。她从她的家庭讲起,说到了父母、兄弟和养育她的姥姥,讲述了大寨人的奋斗,大寨人的荣誉,大寨人的困惑,大寨人的二次创业和她的成长道路。多年的奋斗、历练和摔打,眼前的郭凤莲多了些豁达和从容,多了一些对事业的执着和坚定,她对大寨村、大寨人除了刻骨铭心的感情之外,更多的还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郭凤莲讲述回忆大寨二次创业的艰辛,声调变得低沉缓慢,几次说到自己的时候流下了眼泪;说起大寨近年来的变化,她甚至会拍拍你的手,话语也在不知不觉中加快了速度。郭凤莲总结她个人的心得:人在世上要珍惜两样东西,一个是时间,一个是事业。“昨天的荣誉,今天的成绩,都会过去。如何发展大寨的明天,是这个领导班子顺利‘转身’后的目标。”问到郭凤莲同志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何时能够公开,她说现在还不行,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记录下来。记录历史,面向未来,一边往前走,一边回头看,也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对待历史、面对现实的一个基本态度。

建设新农村的道路依然漫长

《口述大寨史》记录了大寨人起家创业和艰苦奋斗的历史,也记录着改革开放30年来大寨的发展变化轨迹。近年来,大寨人在建设新村、兴办旅游、村民福利、构建和谐等方面做了不少事情,大寨这个500余人的山村2006年上缴国家的利税超过了800万元,成为当地新农村建设的排头村。不过,今天大寨不少人依然心存忧虑,特别是对大寨的发展后劲开始担心。负责大寨虎头山森林公园的贾新文,已经年过花甲,他常常感叹人才短缺是大寨后续发展最大的问题,“前几年咱们这里也引进过几个人,可是养不住,咱这里的条件还是不行!将来这都得考虑啊!要想发展的更好,就得尽快培养人才。”大寨今后怎样建设?“首先就是老百姓得富起来,再一个就是社会风气要良好,村民素质要提高。这就要求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现在大寨在新农村建设目标上还有差距,这差距还不小。”我那次去大寨森林公园,看到十多名年轻人正在编练集体舞蹈,他们在给大寨的旅游增添新的内容,增加对游人的吸引力。60年代出生的大寨人李根怀说:“现在不是说要建设这社会主义新农村嘞?这精神是什么?那不只是说村里盖上几幢这好房子呀(就行了)……老百姓不仅要口袋富,而且头脑也要富,是个综合性的问题。”可以看出,大寨的许多人正在从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中突围,他们敢于讲出自己的心里话,敢于探索触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焦点和矛盾。

在我眼里,大寨人今天与过去相比丝毫没有逊色。他们的眼光,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影响,正在超越一个小小的山寨村庄。讲述大寨历史的人有许多,除了当年建设大寨的老人还有今天的新人,有不少记者、作家以及像我们这样的关注社会、研究历史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与大寨人的接触交往中,我深切感受到大寨人的坚持和超越,相信不屈不挠的大寨人会在更加务实、更加富裕、更加文明的道路上健康发展,为实现中国农民企盼追求的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目标不懈奋斗。

第九(节) 平静地读书,亲切地做人——朱琦与《东张西望》

晚饭后外出散步,走进了离家不远的一个小书店消遣,视力不太好的我仍像往常那般在四壁书刊的狭窄空间浏览。嘈杂喧闹的红尘世界折射到这个角落,便有了不少装帧俗艳内容杂乱的书籍,心烦的同时不免有些茫然。就在我抽身拔腿准备出逃的时刻,墙角一本封面简洁色彩淡雅且又不乏海派风格的薄书跃入眼帘。几乎就在同时我看清了书名《东张西望——从北大到柏克莱》的作者为朱琦。大约是千分之一秒的瞬间里,我将这位朱琦先生与鄙人在山西大学读书时见识的那位中文系才子联系起来。如果不是偶然间遇到这本书,如果不是该书简洁明快的装帧吸引了我,或许还会把这位面容清秀、身材瘦长、神情快活、行动懒散的人在记忆中封存个十年八载。出于好奇或者是急于了解一个七八十年代山大的高材生、九十年代初北大的博士毕业生、近五六年间又东渡日本西游北美的同龄人的阅历,我带着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十五六万字的散文集子离开了书店。

买书的原始动机是想知道当年才子今日的识见,今日的境遇,当然我也做好了赔上些时间的准备,孰料在作者行云流水般的文笔、诙谐幽默的语调和多姿多彩的生活牵引中,我一篇接一篇地往下看。这是一位读了多年唐诗宋词且又在当今世界最繁华国度高等学府的楼宇间“愚顽痴傻、伏案写作的人”,可谓是文史学界不多有的那种破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人,他以自己切身的体验为国人立体了解美国、日本社会及海外华人的生活做了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我不能不对这位校友刮目相看了。过去曾听人介绍朱琦属于才气横溢不拘小(节)之人,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纵情恣意在笔墨方阵,有随缘而动的不羁,有随遇而安的从容,今日觅得此书,果然不枉这番评说。作者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他多年磨砺的博闻强记,长期积累的博学多识,把海外学子谋生间的酸甜苦辣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对当今发达社会众生百相世态民风多所细致逼真的勾勒和切中要害的剖析。感人的故事,精辟的对话,让人回味,让人流连。与那些浮光掠影调侃异国风情他乡人故的作品比较,《东张西望》来得更深刻一些,也更老道一些。我以为这是近年来最好的散文集子之一,如果说是偏爱,却之或许有不恭之嫌。徜徉书海的学人,跨越东西的游子,焉得不张不望?

身在大西洋彼岸的作者“只求以平静心讲亲身经历,以幽默笔写真切感受”,在远离祖国远离亲人的高度发达社会里,他也会时常提起家乡,提起生命中值得记忆的往事。谈到在北大读书的恩师陈贻欣先生时,作者用《修竹摇翠镜春园》为题,勾勒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北大的一对“穷教授和傻博士”轻名利重人情的灵魂,而陈先生“我太穷了,做不得名人”的自嘲却让这位高徒由此悟出了读书人生命中的至宝和真谛——平静地读书,亲切地做人。尽管我不知道他是顿悟还是渐悟得道的,只记住了“傻博士”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人欲横流的社会,蝇头微利也往往使许多人利令智昏,人要活得淡泊的确并不容易。读书人对付社会,真需要淡泊二字。……看轻一点名利,看重一点人情,能使我减轻几分重负,得来几分暖意,能使我平静地读书,亲切地做人。”想来这也就是他读书做人的精髓了。无论身处何地,他能准确捕捉生命的真善美,给人撒播知识的芬芳;无论境遇如何,他能调动起生命的热情,给人追求快乐的享受。在他的世界里,精神的分量无疑要比物质重得多,这也是我们中华无数学人修炼的美德和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