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曾国藩平生有几大爱好，读书、写字、围棋和用人，并且有着相当的造诣。曾国藩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念凡用之笔，未有十分合手者，往往有小毛病，不称人意。善书者于每用一笔，先识其病，即因其病势而用之。或笔之病次日又有小变，又因其变症而用之。或者因病成妍，则善于用笔矣。”（咸丰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好笔只在善书者的手中才会出彩，而善书者也可掌使不尽如人意之笔作出风格独特的佳书，横竖撇捺恰到好处，勾勒点挑都见功夫，篆楷行草挥洒自如，谋篇立意高人一筹。而不善书者即便有上好之笔，也难成一书。用人与用笔有着相通之理。
早年在翰林院时，曾国藩就对高官厚禄者的天下无才说持有异议，认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并不现实，“衡材不拘一格，论事不可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因数罟以失巨鳞，”才能发现人才，求得人才。曾国藩对鲍超、李鸿章等的使用就很好地体现了他的用人不拘一格、扬人之长避人之短的人才观。不论在军旅还是朝中，曾国藩始终把宏奖人材、诱人日进视作一大乐事，他将用人与下棋、写字、作文相类比，“即以围棋论，生而为国手者，上智也；屡学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则皆相近之姿，视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则习之者高矣，教者低则习之而低矣。以作字论，生而笔姿秀挺者，上智也；屡学而拙如姜芽者，下愚也。此外，则皆相近之姿，视乎教者何如。……推而至于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视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长，而众人之习随之转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犹执策而叹无马，岂真无马哉！”（《曾国藩日记》咸丰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他眼里，天下事理都有着相通之处，所以他能够把长期写字作文下棋中摸索的深奥哲理，融会贯通于他对人才的认识和使用方面。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曾国藩的军中幕僚人才济济，这也是湘军由小到大最终成为足以同太平军抗衡并取代清朝八旗、绿营经制军地位的中国近代新式军队鼻祖的重要原因。在曾国藩的掌握中，他的人才得心应手，用起人来似乎也表现得游刃有余。胡林翼也讲过：“人才因求才者之智识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用人如用马，得千里之马而不识，识矣而不能胜其力，则且乐驽骀之便安而斥骐骥之伟俊矣。”（蔡锷编：《曾胡兵法十三篇·用人篇》）所以“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的寓言才亘古不衰。曾国藩在多年的实践中得出一个结论，“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因此，他把陶铸人才转移世风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曾国藩无疑是近代中国的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他的用人思想，包括他“善书者……因其病势而用之”的方法，或许能给今人一些启迪。
第六（节） 叶公小传
叶公乃华夏民族妇孺皆知的人物，因了一则好龙的故事遭世人讥讽。有生花妙笔的西汉饱学之士刘向编纂《新序》时用短短八十余字的寓言，让叶公成为千百年来国人津津乐道的那位因口是心非受到惩罚的滑稽卑琐之人。叶公果然就是这个样子吗？不尽然也。对早已作古的叶公，本人知之甚少，只能略作小传，还其本来。叶公姓沈，名诸梁，字子高，春秋楚国人。昔时沈诸梁为楚国叶地（叶，古读shè音，在今河南叶县南三十里，叶地是当年楚国伐疆拓土、争霸称雄的前沿阵地）长官，时人尊称其为叶公。就是这位叶公，楚昭王、楚惠王时地位显赫，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跟孔子师徒有过较多交往，于是在奉为经典的《论语》和《春秋左传》中为叶公记下了寥寥几笔。
春秋末年，周室衰微，诸侯争霸，孔子游走齐鲁，遍说公卿，在叶公管辖地停脚，欲通过叶公游说楚昭王，实施其仁政纲领。叶公于是有机会问政于孔子，得到“近者悦，远者来”的用人至宝。孔子带子路、子贡、颜回登门与叶公论道，比如谈及孝道时对子告父罪的是非曲直两人的评判标准截然不同，《论语·子路篇》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叶公看来，父亲偷羊儿子告发堪称正直，孔子却以父子相互隐恶更合乎情理阐述人情世故。叶公探询圣人门徒夫子为何种人物，孔子以“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作答。如此这般不亲不疏的交往长达两年之久。
叶公是楚国颇有影响的人物。《春秋左传》载，鲁哀公十七年，楚陈交战，楚君欲取陈国麦地，问国师子榖和叶公何人可当重任，叶公以帅者出身不便寒微立论：“率贱，民慢之，惧不用命焉。”站在楚国贵胄的立场对待主将人选，坚持帅贱无以战的主张，而子榖举丁父、仲爽加以反驳，双方各执一是，楚惠王举棋难定，转而求签问卜，结果楚军打了败仗。再有，楚王与叶公一起枚卜令尹（春秋战国时楚国宰相称令尹），先卜君王之子良，有不妥，异日改卜子国。卜选令尹是江山社稷之大事，叶公参与其中，可见楚王对叶公信赖和依靠的程度何等之深。关于叶公最后的记功是在鲁哀公十九年（前476）间，叶公领兵出战，“秋，楚沈诸梁伐东夷，三夷男女及楚师盟于敖（今河南荥阳西北）。”从楚王问大政于叶公以及叶公领兵征战之事分析，叶公无疑是一位参与国家最高决策的实权派人物，在楚国最高统治者看来是一位善于理政、长于兵事、通晓占卜的人才。尽管叶公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以出身高低贵贱论人议事，与子榖意见分歧时，以“天命不”威胁，办事循规蹈矩，然而他办事认真执着的性格也颇为君王重视，那时楚国继庄王、穆王之后霸业方兴未艾，叶公也因其位显权重声名鹊噪。
叶公还是一位有个性的人，他为取得百姓的认可信赖，并不计较个人得失。鲁哀公十六年亦即孔子去世的那一年，楚军在蔡地击败蔡军，叶公率师入城，道旁有人疑问：“您为何不披盔戴甲？国人望君犹如父母，城内若有盗贼伤害了您，就会断绝百姓的希望，还是穿戴甲胄入城吧！”叶公裹甲而趋。途中再遇一人，发问：“大人为何戴甲胄入城？国人望君如过年（节），能仰望大人尊容是莫大的欣慰鼓舞，百姓知道大人健在就会信心百倍，若是披盔戴甲遮挡面容，百姓一睹大人风采的愿望就会落空。”叶公转而卸去甲胄入城。我们看出叶公对百姓的意见或建议基本上抱着一种积极采纳的态度，此后，叶公治理蔡地军政民事，百姓安宁。日本着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在他的小说《孔子》中详细描写了叶公与孔子第一次相会的情形。据说两位寒暄一番，叶公就把市井中关于他的传闻讲给孔子师徒。叶公边讲边让侍从搬出几件雕绘龙图的东西供孔子一行观赏，提到叶地人对他的嗜好大肆渲染，传得玄而又玄，都说真龙为其诚心感动，登堂入室，把他吓得“失其魂魄，五色无主”。叶公的讲述逗笑了在场宾客，他感慨道：当官就要被人议论。尽管人们把他的好龙故事传得神乎其神，走了板眼，他还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当官真难哪！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既随和又固执的叶公。
叶公之所以有一则好龙的寓言故事让人发笑，愚以为当年叶公作为楚将征伐邻国，异国百姓对他颇多怨恨，或许人们抓住他的矛盾性格，借好龙之题材来发泄对征服者的不满乃至仇恨情绪。
第七（节） 德政为本的历史传承与借鉴
中华民族道德思想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盘古开天地、神农尝百草、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等远古神话传说故事，而系统道德思想的出现，则是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孔子学说体系的建立以及孔孟之道的弘扬光大。此后两千多年，华夏民族的道德思想体系渐趋完备，那就是道德为本，以德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