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和《论语》是我国最早的两部系统论述道德思想、道德规范的着作，老子和孔子因此成为对中国政治和文化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楚国老子，在周室衰微、大道不行的时候，隐退乡间，躬耕授徒，讲道论德，弘扬他“清心寡欲”、“无为而治”、天下至柔至坚者莫若水（以“水”比喻道德）的德治思想。老子的《道德经》流传甚广，影响深远。老子认为：“道”是无所不在、至高无上的自然规律，是推动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力量，“德”是遵循这种规律而表现出来的外在功能。侯王有德，天下万物就来归顺；圣人有德，就能避免失败，避免过错；庶民百姓有德，就能安居乐业，万事顺意。老子的眼里，道德的力量浩瀚无际，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道德经》因此而被千古传颂。鲁国孔子，留给后人一部处处闪烁德治思想的儒家经典，《论语》对儒家道德为本思想体系的形成意义更大。孔子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强调伦理道德观念培养，“内圣外王”的道德标准成为千百年来华夏士人生生不息努力奋斗的最高境界。曾子在老师的启发之下，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的名言，从此，“三省吾身”成为历代有志者有为者加强道德修养的最有效方法，孔子的德治思想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老子、孔子等人的学说，不仅奠定了中国道教和儒教的坚实基础，也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通行不悖的“道德为本”的价值观念。
孔子曾教导弟子们：“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中的“君子”，是指在上位者，也就是各级管理者，“小人”则是在下位者，也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孔子认为风气的形成从来都是遵循自上而下的规律运行，管理者的道德取舍好比劲风，百姓的行为举止好比小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社会风气的好坏，与管理者道德水准的高下有直接关系，所以各级管理者首先必须是以德治国思想的实践者。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贤相管仲，是法家着名的代表人物，他在《管子·牧民》篇中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法家推行治国不离刑赏的政策，同时坚持道德统帅万物的思想，礼义廉耻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为本思想，对国家的兴衰、个人的成败依然有着法治无法替代的作用。
秦汉以来，董仲舒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政权框架基本奠定，道德品质的优劣成为衡量士大夫的一条主要标准，成为汉代以来国家取士和地方推举“孝廉”、“贤良方正”的主要依据，成为魏晋以来选拔官员时“九品中正制”的思想基础，成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强大思想武器。虽说道德作用至高无上的观念在某个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过一定的制约作用，然而其积极的影响仍然是主要方面。
德治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历史上不乏重视德治、实现强国富民国泰民安的伟大实践者。从西汉“文景之治”的出现，到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再到距今天不算太遥远的清代康乾盛世，几个朝代的贤明君主都在弘扬德治思想的大前提下创建了流芳千古的伟业。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为民请命，从不计生死，多次因直言敢谏和斥责朝政被贬被降，在南宋诸多官员蓄妓养妾、败坏风俗的时刻，针对那些贪占成性、物欲横流的朝廷命官，朱熹大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惊人之说，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企图唤醒那些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一味追求贪图安逸的大小官员们的点点良知，由此招来各路政敌的疯狂围剿，在“以理杀人”的大棒之下，朱熹被指斥为伪学逆党，最后在贫病交加的凄凉之中离开了人世。清初康熙皇帝亲政后，之所以把朱熹重新请进文庙，之所以在他执政的半个多世纪里高扬朱熹学说，目的在于向全社会弘扬朱熹以江山社稷以黎民百姓为重的忠君爱民思想，向当朝的大小官吏倡导朱熹的俭朴清廉，实现他天下一统、国泰民安的盛世理想。康熙皇帝之所以对清官于成龙、汤斌、张鹏融等人那般器重，给予他们极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比如让学历出身只是副榜贡生“文辞不甚优长”的于成龙，担任了直隶总督和江南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要职，就是为了给满朝文武树立一个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楷模，就是为了在全社会推广德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对于中国古代道德思想的继承和借鉴，应抱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有弘扬，也有摒弃。历代统治者们认为：三代以来的王道始终适用封建帝国政治，一个良好的政府应该充分发挥道德的教化和约束作用，最大限度地选贤任能，以德治国；士大夫应注重修身齐家，成为社会诚信与上进的表率。对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管理者来说，良好的道德是报效国家、服务民众的首要前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立德、立言、立功成为多数士大夫终身不懈的追求。被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誉为封建社会最后一尊道德偶像的晚清名臣曾国藩说过：“风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他认为心向是意志的体现，是精神的集中，是个人人格追求的境界。曾国藩在一篇日记里还写道：“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在曾国藩看来，社会风气的形成，是自上而下的运动，有学识有厚德有名位的人“登高一呼”，响应者就会如潮似涌而至，由此形成了风气，形成了潮流，形成了稳定的民风民气。曾国藩的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放在近代世界范围内审视，也就显示出认识上的一些局限性。18世纪的100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迅速，当英、法、德、美等国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大都开始用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清朝政府还陷在人治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当西方国家开始步入法制轨道的时候，曾国藩等人倡导的以一二人的“心向”陶冶一世民风的德治，就暴露了封建道德说教的僵化和无力。
随着时代的进步，道德的内涵也必然要经受时代的过滤筛选，道德和法治，相辅相成，相生相形，道德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道德的保证。道德教化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过程，道德的作用表现在典章制度中，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形成人们的习惯，构成人的第二天性。道德必积久而成，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之事。三国蜀主刘备去世前，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如果把高尚的道德品质视为个性修养的目标，那么道德教化的作用恰似随风入夜的润物细雨。道德的修养也不仅仅是某个阶级某个阶层的事情，经书《大学》告诉我们：“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国封建社会对官员最基本的要求是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但又有谁能说清楚有多少人在金钱的诱惑下走向了不归之路？二百年前，任大学士长达20年之久的乾隆宠臣和珅，就是在极端奢侈的享乐生活中为自己挖掘了坟墓，和珅被抄家没产直至赐死的悲惨结局就是从生活失检、道德沦丧开始的。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格言，出自蜀汉军师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俭以养德”包含了俭朴、（节）俭、勤俭在内的良好品质修养，“俭”可以说是道德修养的核心，也是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施政纲领对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最基本要求，是我们党反腐倡廉的有效切入点。《道德经》里有句话振聋发聩：“金玉满堂莫能守”，“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通过不正当途径聚敛的财物越多，招致个人损毁的必然性越大，这是被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验证的真理。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大顺政权的失败，晚清洪秀全太平天国政权的灭亡，都给后世留下了腐化堕落失政亡国的血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始终不懈地坚持反对党内的腐败，从四十年代全党借鉴学习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学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提倡的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从提倡全党各级干部学习焦裕禄、孔繁森、赵雪芳的奉献精神，到50年代惩处党内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90年代末惩处在生活腐化、道德堕落中走向毁灭的党的领导干部成克杰、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之流，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绝不与党内腐败分子妥协，有决心有能力铲除党内腐败现象，有决心有信心清除党的机体上的毒瘤。在高举“以德治国”旗帜的同时，对危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党内害群之马，运用强大的法律武器绳之以法，保证执政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证执政党的先进性和正确性。
道德不是空泛的说教，道德的培养要从细微处着眼，从小事上着手，从少年儿童抓起，从领导干部做起。“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观念上“失之毫厘”，行为中就会“差之千里”。孔夫子明确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子路问孔子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管理者？孔子告知“先之劳之”（身先士卒，吃苦耐劳），子路问进一步该如何做，回答是“无倦”（永不懈怠）。正如孔子在《论语》中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党的各级干部应牢固树立“德在人先，利居人后”的观念，如此才会有感召力，才会有说服力，才会有凝聚力。共产党人要坚持“吾日三省吾身”的道德修养，实践“知行合一”，说到的就要做到，要求群众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经商之道讲究童叟无欺，执政之道讲求取信于民。如此才能无愧于时代的要求，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