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琠又是如何赢得清官的称谓，如何得到圣主青睐的？吴琠从确山县令到京城任职的前几年，正是平定三藩之乱的时期，特别需要一批精明能干的官员们处理朝政，吴琠就是其中廉能干练的官员之一，但此时并未受到康熙的赏识。其时朝中有几个大的官僚集团，如以满大臣明珠为首，包括徐乾学、高士奇、靳辅等人在内的一些巧于为官、有一定才干和经验、但不同程度上有招权纳贿形迹；以索额图为首的满洲贵族上层集团，争权夺利的手法比较凶狠；游离于这两大集团间的是一批标榜理学、以事功操守取得皇帝信任的人，如熊赐履、李光地、魏象枢、于成龙、汤斌等人，他们是汉大臣的中坚，稍晚一些的吴琠也是这类人物。吴琠在湖北巡抚任上时，严明公正，律己爱民，深得百姓爱戴和朝廷赏识，在裁兵之变以后，以自己的胆略和才智，创造了一个宽松安定的环境，他的操守才能开始被康熙认识。在他任左都御史期间，并不以弹劾他人为能，而是把养廉正己作为行动准则，日后为刑部尚书，执掌生杀大权，处理刑狱慎重公平，荐引多为贤能良吏，吴琠生前康熙皇帝六次御书褒奖，在他死后，翰林院上表祭文，康熙看后觉得不很满意，认为“大学士吴琠好处甚多，”敕令改撰祭文。“洁己奉公，正身率属，总纲宪而丰裁卓立，掌邦禁而谳狱持平。”这段话可以视为康熙皇帝乃至历史对廉能公正的高官吴琠的客观评述。
吴琠这位山西籍的一品大员，之所以能起家外吏位极人臣，成为一代清官好官，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清初社会需要稳定，经济需要发展，康熙皇帝本人对维持统治的认识以及皇帝卓越的识人用人本领，但也不能排除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不论是出任偏僻小县的父母官，还是位居总督尚书，每每都是勤于政务，忠于职守，外放不带家眷，出门不纳小妾，从不接受馈赠，能够体谅百姓的疾苦，自身也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作风，这对当地民风的转移很有益处，这也是生前死后都能博得百姓爱戴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他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东西，不能说不是个遗憾。吴琠去世三百年，几乎少有人对他有过多少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我的导师江地先生主编出版了《吴琠文集》，我与师兄弟参加了文集的点校，对这位曾经有过很好政声的历史人物也算是一种宣传吧。然而，与同时期的政治家们相比较，吴琠对后人的影响力似乎稍逊一筹。
第四（节） 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
孙嘉淦（1683-1754），山西兴县人。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任国子监祭酒、左都御史、直隶总督、湖广总督和刑部、吏部、工部尚书等要职。起自微末，成于建言，一生勤学问、重政绩、察民情、讲实话，以直谏之名蜚声朝野。与多叩头少说话、报喜不报忧、竭尽巴结讨好之能事的权贵不同，孙嘉淦不求平稳做官，不求邀功居宠，一生恪守说真话办实事的信条，保持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本色，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雍正十三年八月，乾隆初临大位。孙嘉淦在乾隆登基的两三个月之间，由河东盐政两迁至都察院最高长官左都御史之职。此时的清朝，国运昌盛，四海升平，但封建国家所暗伏的基本矛盾已是蓄势待发。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皇帝是没有这种危机感的，朝中庸碌颟顸的大臣更是忙于阿谀奉承。但是，孙嘉淦清醒地看到了盛世下的危机，他认为：“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衰，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着，积重而不可返。”他实际上摸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脉搏。因此，他向乾隆皇帝上疏，表明自己的忧患意识，这就是着名的《三习一弊疏》。此奏疏一上，朝野为之震动，官宦竞相传抄。
孙嘉淦沿流溯源，约言蔽义道：“臣本至愚，荷蒙皇上圣恩，畀以风纪重任，日夜惶悚，思竭一得之虑……窃鳃鳃私忧过计而欲预防之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于此矣。”也就是说，盛世之主受民爱戴，但也容易因此而养成喜谀恶直的毛病。喜谀恶直被孙嘉淦视作三弊之首，这是因为：“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清史稿·孙嘉淦传》）君子性直，小人善谀，如果统治者喜谀恶直，则会造成君主远贤臣近小人的恶果。孙嘉淦认为：国家施行仁政的关键在于得人，在人主进君子退小人的一念之差，“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者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在他看来，理政首在得人，要得贤臣就需要统治者有纳谏的肚量和对谀美之词的警惕之心。
《三习一弊疏》通篇不足两千言，却深刻地揭示了康乾盛世之时统治者沾沾自喜，开始固步自封的趋势。具有难能可贵的盛世之下的危机意识。孙嘉淦很幸运。奏折呈上后，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奏折宣示朝野，孙嘉淦本人升迁刑部尚书并总理国子监事。但是，封建国家的政治体制使得统治者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谀词如涌的局面，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也不是靠统治者的“清明”就能彻底解决的。乾隆皇帝虽然接纳了《三习一弊疏》，提升了孙嘉淦，但在其统治的中后期，仍然不能自拔地沉迷于“十全武功”当中，他的宠臣和珅也利用他对自己的信任在朝廷中上下其手，加剧了政风的腐败。到了嘉庆皇帝继位之时，清朝的诸多积弊开始逐渐显露了。
第五（节） 清代的两大名奏折——《三习一弊疏》与《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清代第八位皇帝旻宁号宣宗告别人世，由他的第四子奕贮承继清帝大位，是为咸丰皇帝。据《清史稿·文宗本纪》载：道光三十年三月十六日，“副都御史文瑞疏陈四事，并录进乾隆元年故大学士孙嘉淦《三习一弊疏》；礼部侍郎曾国藩疏陈用人三事。均嘉纳之。”这里提到文瑞呈递了奏折，其中提到大学士祁隽藻抄录了孙嘉淦的名奏折敬呈皇帝，礼部侍郎曾国藩上奏《应诏陈言疏》，讲述用人之道。事隔一年，太平军起义在广西骤起，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在给咸丰皇帝呈递了第七道奏折——《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切指帝躬，有人所难言者”。（《清史稿·曾国藩传》）。
孙嘉淦（1683-1754），山西兴县人。历经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任国子监祭酒、安徽省和顺天府学政、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湖广总督、工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要职。起自微末，成于建白，一生勤学问，重政绩，察民情，讲真话，尤以直谏之名蜚声朝野。用孙嘉淦自己的话说，“屈指生平至壮至老，受恩三朝，圣祖仁皇帝录臣于单寒，世宗宪皇帝拔臣于孤立，我皇上（乾隆）复大显用臣于弃瑕取（节）之中，苟有人心，岂忍须臾忘报？”（《孙文定公奏疏·遗疏》）。雍正十三年八月，乾隆初临大位，国运昌盛，海宇升平。孙嘉淦在乾隆登基的两三月之间，由河东盐政两迁至都察院最高长官左都御史，地位显赫，权重势威，但他不以弹劾他人为己之能事，认定“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衰，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着，积重而不可返。”深谙事物发展辩证规律的孙嘉淦，克尽人臣扞卫江山社稷之职守，义无反顾地为新君奏上端正君心、施行仁政至关重要的《三习一弊疏》，视当务之急莫过赞皇极、正人心，朝野为之震动，官宦竟相传抄。本着“人非圣人，孰能无过”的前提，孙嘉淦沿流溯源，约言蔽义道：“臣本至愚，荷蒙皇上圣恩，畀以风纪重任，日夜惶悚，思竭一得之虑……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诚敬明恕精一，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正于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窃鳃鳃私忧过计而欲预防之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于此矣。”喜谀恶直被孙嘉淦视为三弊之首，接着他援引事例，论证其余两弊，结论是：“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清史稿·孙嘉淦传》）孙嘉淦明确指出：国家推行仁政关键在于用人，在人主进君子退小人的一念之差，“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者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昭示年轻的皇帝理政首在得人治事，除尘涤垢，正本清源。
言路通达是康乾盛世政治清明的重要标志，孙嘉淦无疑是生于盛世显于盛时的幸运者。闪烁着孙嘉淦道德思想和治国谋略的《三习一弊疏》，通篇不足二千言，却提纲挈领地将人君应具备近君子远小人的德性度量以及整饬风纪肃清吏治的道理方法说得非常透彻，不失为防患于未然的长远之计。在人治维系的封建社会里，君王一言九鼎，朝纲独断，国家安危民族盛衰系于王者一身，至尊者的心术端正与否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孙嘉淦的用意在于防微杜渐，他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为乾隆当政六十年创建不朽功业提供了可参照的思想道德水准和行为准则。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呈上之后，迅速得到皇帝的赏识，“上嘉纳宣示。迁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乾隆对直言剖析人君德行心术的官员没贬反迁，无疑是当朝者给予这位视江山社稷黎民百姓为首要大事的人臣孙嘉淦的最高奖赏。清代中叶以来，孙嘉淦的这一奏折多次为朝臣转抄传颂，并且成为以后人臣向君王进谏时打出的王牌，甚至被尊奉为清朝第一奏疏传之后世。与那些多叩头少说话、报喜不报忧、竭尽讨好之能事的权贵不同，孙嘉淦平生坎坷，久负直名，形成了自己“特立孤行”的政治风格，他不求平稳做官，不愿邀功居宠，一生恪守说真话办实事的信条，保持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本色，雍正、乾隆两朝，屡踬屡起，宠辱不惊，在那个不朽的时代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孙嘉淦及其《三习一弊疏》将永远为历史所铭记。
无独有偶。号称清代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在清代第九位皇帝咸丰继位后，也有直言犯谏的“壮举。”曾国藩在《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指出：人君倡导敬慎、好古、广大三德的同时，必须力戒琐碎、文饰、骄矜三弊，“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曾国藩规劝人君杜绝骄矜之弊，直抒己见，言词激烈：“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在皇上之意，以为中无纤毫之私，则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执己见，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而不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国家设立科道，正民视民听之所寄也。皇上偶举一人，军机大臣以为当，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臣等九卿以为当，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为当，然后为国人皆曰贤。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曾国藩还说：“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棱，以备有事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也。……夫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军务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然使广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所大惧也。……诚恐一念之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曾国藩全集·奏稿》）可以看出，标榜程朱理学且壮怀激烈、忧国忧民的条陈者，对登基不久的当朝者寄予了厚望。曾国藩的风骨和棱角在这个二千余言的奏折中得到充分显示，与此前所奏《应诏陈言疏》完全可以视作其一生对朝政批评最为激烈、对国家得人用人最有价值的两大奏章，珠联璧合，相映生辉。抛开此后曾国藩奉命组建并统帅湘军打败农民军一事，客观地说，曾国藩的人才谋略和辅政思想不乏可取之处，所以他还是得到了当朝者的宽容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