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历署兵部、吏等部侍郎等职。太平天国初期，曾国藩在籍组建团练，编练湘军，继而成为太平军、捻军的头号劲敌，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鞍前马后效力，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内阁大学士等显位，并得到太子太保、一等侯爵的荣耀，可谓是清代掌握实权的汉人中享受此等殊荣的第一人。后来在办洋务、识用人才方面，曾国藩也有不少建树。曾国藩评论《三习一弊疏》时这样讲：“乾隆初，鄂（尔泰）、张（廷玉）两相当国，蔡文勤（世远）辅翼圣德。高宗聪明天，如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诏谕颁示中外，识者以比之典谟誓诰。独孙文定公以不自是匡弼圣德，可谓忧盛危明，以道事君者矣。纯庙御宇六十年，盛德大业始终不懈，未必非此疏裨助高深。厥后嘉庆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抄此疏进呈。道光三十年，文宗登极，寿阳相国祁隽藻亦抄此疏进呈。……其所云‘三习’、‘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觉。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转色，东西可以易位，’亦非绝大智慧、猛加警惕者不能道。”（《曾国藩全集·诗文·鸣原堂论文》）好一个忧盛危明、以道事君之评语，言辞恳切，认识客观，明了简洁，切中要害。曾国藩是一位习惯于自我反省之人，多年的锤炼磨砺和研习学问，使他对自己从前“总觉其（孙嘉淦）文气不甚高古”的看法重新审视，这段话是他在湘、淮军联合列强剿灭了太平军，曾氏兄弟官居高位时说的。曾国藩检讨“余与沅弟（曾国荃）忝窃高位，多闻谀言。所谓‘三习’者，余自反实所难免。……不可不预为之防。”这位被后人标榜为封建道德圣人的晚清大学士，敢于承认孙嘉淦所列“喜谀恶直”、“喜柔恶刚”、“喜从恶违”三习，为高位之人所难免，何况人君？不少学者专家认为，曾国藩的湘军之所以最终打败太平军，主帅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他对时局的准确认识和把握、推行的一整套有效宣传手段、网罗识拔人才的胆略和本领，都是重要因素。
孙嘉淦和曾国藩同为清朝的汉族官僚，两道疏策的上表时间相距一百多年，都是在新君登基后的较短时间里以直谏的形式表述各自的政见。前者本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圣人之道，在乾隆登基两三月间上书，孙嘉淦时为52岁，任左都御史要职，言事参人为其责权；后者在咸丰继位一年多、广西太平军起义的特别情形下“直指帝躬，有人所难言者”，此时曾国藩40岁，在兵部侍郎任上。二人上奏折时年富力强，识见高远，可以说这是他们毕生所写的最有价值的奏折，也是最能体现他们学识水平的奏折。曾国藩上书的目的在于规劝人君“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孙嘉淦的宗旨则是“于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窃鳃鳃私忧过计而欲预防之”，二折的主观动机都是为江山社稷打算，为国家兴盛计议。在完全人治的专制社会，君王一言九鼎，国家兴衰系于王者一身，君主英明则国运兴盛，君主昏聩则举国衰败，王者之心的端正与否就是关系国家盛衰安危的头等大事。敢于向皇帝直言进谏且大胆陈述君王德行、阐述治国方略的人无疑是一代忠良，孙嘉淦、曾国藩正是这样的人。在他们进谏时，早已把个人荣辱安危置之度外。曾国藩的奏疏呈上后，对家人说：“折奏虽多，断无有似此之激直者，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一个一贯谨慎的人，在国运艰难、内忧外患并举之际，挺身上书，犯颜直谏，“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亶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与弟书）因此，曾国藩在《敬呈对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直截了当地建议人君在张显“敬慎”、“好古”、“广大”三德的同时，力戒“琐碎”、“文饰”、“骄矜”三弊，防琐碎利于广收人才，宏济艰难之时；杜文饰则能不尚虚文，识用栋梁之才；戒骄矜便于得人治事，开创太平盛世。一位封建社会末期的官僚，有如此的认识，有如此的忠诚，实属难能可贵。曾国藩的奏折呈上后，语多切直，得罪了皇帝，经过军机大臣的求情予以免罪。还有学者认为，曾国藩此折上奏后，“咸丰帝虽未采纳，亦未谴责，仅说：‘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迂腐欠通，意尚可取。至所论人君一念之矜，必至喜谀恶直，颇为切要。’”（萧一山《曾国藩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70页）《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奏上后，曾引起咸丰皇帝一时不快。不过，最高统治者对曾国藩的这个奏折进行的是冷处理，既不张扬，亦不挞伐。
两奏折的提出相距一个多世纪，此间百余年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期，清朝政府也由盛世开始向衰世转变，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生深刻变化，有识之士忧国忧民之心日渐增多，所以两个奏疏的思想内容和表述形式有所不同。孙嘉淦检讨帝王之心，从皇帝一人言论德行为切入之处，认为君王之心端正与否，根本上决定国家的盛衰。而曾国藩则在奏折中认为，人君不能以一己之心判断是非曲折，也就是说，近代士人已经对皇权至上的地位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嘉庆年间全国范围的白莲教起义，以及道光年间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惨痛失败的现实，使得政府威信大打折扣，曾国藩在奏疏中指出：“自去岁求言，岂无一二嘉谟，大抵皆为‘毋庸议’三字了之，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对最高统治者的为政之道提出疑问。从两个奏折的内容分析，后者更为深刻，曾国藩在国家危难之际剀切陈述君主之过失，希望人君分黜陟于国人，分忧劳于才智，假如没有真知灼见，没有大智大勇大无畏的精神，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君明臣贤历来被视作封建时代最理想的政治结构，直谏上书者自古不乏。从春秋卫国大夫史鱼尸谏起，后世屡有人臣为陈述人君之得失功过而遭受非礼之遇，但也有人因此而青史留名，并造福黎民百姓江山社稷。清代中后期的孙嘉淦和曾国藩，两位重视经世之学的朝廷重臣，在人君初临大位之时，敢于和善于将所感所悟所识所见面奏人君，他们在建言献策的认识水平和问题的切入角度等方面，无疑给后人留下一些启迪。
第六（节） 陈廷敬说廉政
康熙执政的几十年里，对官员品行方面的要求是很高的，这是安定人心、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是一个朝代处于上升时期的一般用人规律。清朝前中期大学士集团是国家的最高议政机构和内阁中枢，大学士地位与唐、明两朝的宰相相当，非德高望重者不能胜任。康熙中后期的清朝内阁中枢有位显赫的山西籍大学士，在当时号称有能有守之人，他就是山西泽州（今山西阳城）的陈廷敬。陈廷敬在康熙盛世以他卓越的政治才干和优秀的个人品质赢得了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和百姓的爱戴，也算是人得其位，位得其人。他除了以儒雅风度、擅长诗赋在仕途上取得很好的成绩外，在廉洁勤政方面也不失为当时高官厚禄者的楷模。
康熙二十四年，身为左都御史的陈廷敬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讲排扬比奢侈的风气提出看法，他说：“贪廉者治理之大关，奢俭者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先使之以俭。”并指出对官员的服饰舆马应该严格限制，极早除去奢侈之风，否则“富者黩货无已，贫者耻其不如，冒利触禁，其始由于不俭，其继至于不廉，好尚嗜欲之中，于人心犹水之失堤防而莫知所止。”当时清朝在北京的统治不过三四十年时间，内外忧患俱在，京城崇尚奢侈的劣风，对清朝政权的巩固自然是个问题。康熙看过陈廷敬的奏折后，啧啧称道，下令朝野上下务须返朴还淳，恪循法制，实践皇帝敦本务实、崇尚（节）俭的初衷。就在这一年，陈廷敬二次上奏朝廷，提议对封疆大吏的行为进行规范：“督抚之职在察吏，察吏欲令民安……为能尽其职也，必先严禁令……上官廉则吏自不敢为贪，上官贪则吏虽欲为廉而不可得。”（《清史列传》卷9）这是对前一奏折的补充阐述，将治理国家的措施瞄准在高官者的行为取舍方面，是颇有贤相才地的真知灼见。陈廷敬认为：“方今要务，首在督抚得人，为督抚者，不以利欲动其心，然后能正身以董吏。吏不以曲事上官为心，然后能加意于民，民可徐得其养。”（《清史稿》卷268）这也是陈廷敬以民为本思想的体现。
陈廷敬不仅对官员贪廉问题有精辟独到的见解，还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他把自己的廉政见解付诸任职高层的二三十年实践当中。据史书记载，陈廷敬为大学士时，经其荐举的官员大多为口碑不错的廉能之吏，如王士祯、汪琬、陆陇其、邵嗣尧等人，这大概就是个人的因素在一定场合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一个人的爱恶常常可能影响周围的一片，尤其是高位之人对于陶冶民情、转移世风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就如人们都知道的汉初宰相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僻，为家舍不治垣屋，如萧何一般的廉能官员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也许陈廷敬就是在效仿这样的贤相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罢。
第七（节） 从“洪杨内讧”说起
古往今来，多少失败的经验告诫人们：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一个半世纪前，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一次严重分裂，史称“天京事变（杨韦事变）”，也有史学家称作“洪杨内讧”。由内讧而导致了天国将士相互残杀，以杀死东王杨秀清、诛灭北王韦昌辉开始，以翼王石达开率兵出走后，天王洪秀全势单力薄天国“朝中无人”而结束的这场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裂，终于使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走上了衰败之路。
1851年初，太平军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全军将士戮力同心，浴血奋战，仅仅两年时间，太平军突出清军重围，出广西，入湖南，迅速向长江中下游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几省重镇，围追堵截的八旗、绿营兵被杀得丢盔弃甲，穷于奔命，朝廷无计可施，一筹莫展。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江南古都南京城，改称天京，在此定都建制，太平军从数千人扩大至几十万人。太平天国拥有富庶的江南半壁，与北京的满清王朝抗衡。此后三年，太平大军北伐、西征，声威大震，捷报频传。清军驻扎扬州的江北大营和驻扎天京城外孝陵卫的江南大营两支劲旅，被太平军彻底击溃，清朝统治危机重重。西征太平军在长江流域两次大败曾国藩的湘军，湘军主帅曾国藩羞愧难当，投江自杀未遂。1856年（咸丰六年）夏秋之际，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兴旺发达，蓬勃向前。同时，南方的天地会和北方的捻军，在太平军影响下纷纷起义，边疆少数民族起义彼伏此起，形势发展对太平天国非常有利。
然而，就是这个时候，太平天国最高统治集团内部蕴藏着一场一触即发的大劫难。1856年8月，居功自傲的东王杨秀清九千岁，逼迫久居深宫的天王洪秀全封其“万岁”。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洪秀全在天国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隐忍之中权且允诺杨秀清下月生日时给封，暗中密令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回京解围。心怀诡异的韦昌辉，对杨秀清享有（节）制诸王的特权以及几年来东王的专横霸道早已怀恨在心，闻诏立即带兵从江西赶赴天京，9月1日深夜包围了东王府，次日，杀死杨秀清及其亲属部将多人，随后几日诱杀东王部将多达两万余人，南京城壕血流成河。9月中旬，翼王石达开从湖北回到天京，对韦昌辉的滥杀表示不满，嗜杀成性的韦昌辉企图加害石达开，石达开缒城逃走，家眷全部遇害。石达开在安庆起兵靖难，请求天朝诛灭韦氏。韦昌辉转而密谋加害洪秀全，围攻天王府，洪秀全下诏讨伐，11月2日，朝中将士合谋杀死韦昌辉，顺民心，正国法。天国将士拥戴石达开回朝辅政，天京城的内讧暂告平息。
至此，太平天国早期五王的其中四位退出了历史舞台。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战死疆场，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死于内讧。而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在经历了杨秀清、韦昌辉事件之后，对首义五王中仅存的翼王石达开又心生疑惧，凡事依靠兄长洪仁发、洪仁达等人，明为辅佐，实则监视，由此引起石达开的不安和不满。1857年5月底，雄才大略战功赫赫的石达开负气离京，率领二十万部众转战浙江、福建、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游击流窜，处处受挫，6年后所余3万将士在四川省的大渡河紫打地（今安顺场附近）全军覆没。石达开出走，标志着持续数月之久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最后结束。这是太平天国革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韦昌辉的恣意滥杀和石达开的负气出走，使得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力量大大削弱，从此太平军从战略进攻转向了防御。洪杨内讧以来，损兵折将，人心涣散，后果极其严重。忠王李秀成被俘之后，写了一份自述，其中提到：“因韦昌辉与东王相杀……国中无人。经朝臣查选，查得十八指挥陈玉成、二十指挥李秀成、赞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贤这班人出来助国。”至此，“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国中无人，政事不一，太平天国事业严重受挫。而受困于南昌等地的曾国藩湘军，恰恰抓住了天国内讧的有利时机，进行喘息修整，随即开始向太平军疯狂反扑。太平军与湘军在长江流域相持五六年之久，却再也没有力量向北方发展，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理想变得遥遥无期，虚幻渺茫，太平军将士的信仰出现了危机。虽说后来太平天国有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人军事上的辅佐，洪秀全本人也力图重整朝纲，但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列强各国与清朝政府携起手来，共同剿杀太平军，几年间湘军的实力也不断增长，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转变。此时的太平天国，大势已去，1864年6月，焦虑困苦中的洪秀全病逝天京，7月19日，曾国荃所部湘军攻陷天京城，太平天国政权灭亡。
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革命初期全军将士保持着严格的纪律和艰苦朴素的精神，天王和其他诸王，身先士卒，不计得失。建都天京后，首先从领导集团内部开始，追求奢华生活，贪图安逸享乐，围绕着权力为个人私利明争暗斗，甚至不惜采取过激手段，破坏了内部的平等和团结，导致内讧、分裂等一系列极端事件发生，给革命带来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天京事变”之后，朝纲败坏，士气不振，将领拥兵自重，腐化堕落，从而加速了革命的失败。近代中国革命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分裂活动对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分裂决没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