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收到这篇稿子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人把我的秘密说穿了。在我看下去的时候，我很惊异地发现了我自己的放书的理论，已被一个别的人同时发现了。我如何能不就题发挥几句呢?我知道阅读是一件高尚的事情，但是已经变成了一件俗陋不堪而且商业化的事情。收集书籍也曾是一件高尚的娱乐，但是自从暴发户出现以后，现在的情况也随之惨变。这些人藏着各个作家的整套书籍，装着美丽整齐，摆在玻璃架上，用以在他们的朋友面前炫耀。但是当我看到他们的书架的时候，里边从来没有一点空隙或书本的误排，这表明他们从来不去一动那些书籍。其中也没有书皮扯下来的书籍，没有手纹的印子或偶然掉下来的烟灰，没有用蓝色铅笔画下来的记号，没有枫树的叶子在书中夹着。而所有的只是没有割开的连页。
所以，收集书籍的方法似乎也变得俗陋了。明朝的徐谢写过一篇《旧砚台论》的文章，暴露收集古玩的俗陋，现在姚女士则引申到收集图书的事。可见如果你只要说你的真意，世界上似乎不会没有与你同感的人。王云五利用于公共图书馆中很好，但是公共图书馆与一个穷学者的书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必须有一个不同的原则，就如《浮生六记》的作者所指出的“以大示小，以小示大。以假遇真，以真遇假。”这位作者所发表的意见，是关于一个穷士的房舍花园应当怎样安排，也可以用在收集书籍的方法上。如果你能善用这个原则，你可以把一个穷士的书房，改变成宛如未经开发的大陆。
书籍绝对不应分类。把书籍分类是一种科学，但是不去分类是一种艺术。你那五尺高的书架，应当别成一个小天地。必须把这本诗歌搁置在科学的文章之上，同时使一本侦探小说与居友（Guyau）的著作并列。这样安排之后，一个五尺书架会变成搜罗广博的架子，使你觉得有如天花乱坠。如果架上只有司马光的一套《资治通鉴》，当你无心去看《资治通鉴》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空空如也的架子。每个人都知道女人的美丽，是在她们予人一种莫名其妙要遍寻不著的感觉，古老的城市如巴黎与维也纳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你在那里住了十年以后，也不确知某一个小巷中会有什么东西出现。一个图书室也是同样的道理。
各种书籍都有他的特点，所以装订得也不相同。我从来不去买《四部备要》或《四部丛刊》，就是为了这个原故。买一部书的特点，一方面由书的外表上可以看得出来，一方面由购买时的情形个别不同，书买来以后，把他们不分类自然地摆在架上。当你要看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时候，你会翻来翻去，不知究竟放在何处。在你找到以后，你是真正的“找到”了，不只是拿他下来到手。这时你已经香汗盈盈，好像一个得意的猎人一样。也许当你已发现他的所在，而去拿你要的第三卷时，却发现他已不翼而飞。你站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迷想你是否曾把他借给某人，于是长叹一声，好像一个小学生看见一只几乎被他捉着的鸟，忽然又腾空飞去了。这样一来，你的图书室会常有一种玄妙不可捉摸的空气存在，简而言之，你的图书室将会有女人的隐约着的美丽，以及伟大城市的玄妙莫测。
几年以前，我在清华大学有个同事，他有一个“图书室”，其中只有一箱子半的书籍，但是都是由一至千的分类编成，用的是美国图书协会的制度。当我问他一本经济历史的书的时候，他很自傲地立时回答说书号是“580．73A”。他有美国式的作事效率，很是自以为骄傲。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留学生，不过我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称颂他的。
有不为
照中国文人的习惯，往往要择一个诗意的名称做他的斋名，我也为我的斋题了一个，叫“有不为斋”。这个名字相当的长，但比起另一个著名的斋名“仰观千七百二十七鹤斋”来，还不及它的一半。直接引起我的这个斋名的是一个一八九八年时的维新党人康有为。既是“有为”，那么另一方面一定有“有不为”。当然一切相反的东西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在基本上，康有为与我也十分相符，虽然我们的所论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了一句孟子的至言，说惟有不为者始有所为。
我这个斋名还有一个好处，便是它有中国的文雅。它有“我无能为”、“我无所为”、“我乃无能为者”等等。因此，它是完全可以等列在其他的文雅名称中的，如“养愚斋”，与“古愚庐”或“藏拙山房”（这也许在大陆商场四楼）等等。
朋友们常常问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名称来做我的斋名，而我所不为的大事又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但在我，人人都是如此。我委实不知道我所不为的到底有几件事，直到有人第一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而我现在便在打字机前一一想起来。我本觉得我的这些“不为”是应该求上帝的宽恕的，但事实上我的不为倒确是我的长处，这些是总会使我上天堂的，且看吧：
我不请人题字。
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也止不住东想西想。我从没有休过自己的老婆，而且完全够不上做一个教育领袖。我始终不做官，穿了洋装去呈献土产，我也从未坐了新式汽车到运动会中提倡体育。
我也不把干这些蠢事的人们当作一回事。
我憎恶强力，从不骑墙，也不翻斤斗，无论是身体的，精神的，或政治的。我连看风头也不会。
我始终没有写过一行讨好权贵，或博得他们欢心的文字，我也不能发一张迎合要人们心思的宣言。
我从未说过一句讨好人的话；我连这个意思也没有。
我不今天说月亮是方的，一个礼拜之后又说它是圆的，因为我的记性很不错。
我从不调戏少女，所以也并不把她们看作“祸水”；我也不赞成长脚将军张宗昌的意见。主张禁止少女进公园，藉以“保全私德”。
我从未不劳而获而拿过人家一个钱。
我始终喜欢革命，但绝不喜欢革命家。
我从不享福或泰然自满；我在镜子里照自己的脸时，总不能不有一种逐渐而来的惭愧。
我从未打过或骂过我的仆人，叫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大好老。我的仆人也不称赞我会赚大钱，他们对于我的钱的来源总是知道的。
我从不受我仆人的堂而皇之的敲诈，因为我不给他们有这一种实在的感觉，以为向我敲诈，便正是“以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从不把关于我自己的文章送到报馆里去，也不叫我的书记代我做这种事。
我从不印些好看的放大照片，把它们分给我的儿子们，叫他们去挂在客堂里。
我从不假装喜欢那些不喜欢我的人。我从不临阵逃脱，装腔骗人。
我极不喜欢那些小政客，我绝不能加入我有点关系的任何团体中去同他们争吵。我对他们总是避恐不及的，因为我讨厌他们的那副嘴脸。
我在谈论我祖国的政治时，绝不冷漠、无关及使乖巧；我也从不装得饱学，道他人之短，以及自夸自大。
我从不拍拍人家的肩膀，装得慈善家的神气，以及在扶轮社中受选举。我喜欢扶轮社，也正如我喜欢青年会一样。
我从来没有救济过什么城市里少女或乡下姑娘。
我从不感到犯罪。
我觉得我差不多是一个不比大家差的好人。如果上帝能爱我，有像我的母亲爱我一半那样，那么他一定不会把我送入地狱的。如果我不上天堂，那么世界一定是灭亡了。
哈佛味
文章有味，大学亦有味。味各不同，皆由历史沿习风气之所造成，浸润熏陶其中者，遂染其中气味。然大学之味，应系书香而已。此外如牛津之口腔（Oxforddrawl），剑桥之蓝衣，耶鲁之拍肩，哈佛之白眼，皆风气既成以后之皮毛形态而已。辛克莱氏曾著书，一章专骂哈佛中人之臭架子。罗吉士（WillRogers），美国著名幽默家，亦曾言：“哈佛大学之教育并非四年。因为是四年在校，四年离校，共是八年。四年在校使他变成不讲理的人，离校以后，大约又须四年，使他变成讲理的人，与未人大学时一样。”吾近作《语言学论丛》写自序，也有忏悔语，而顺便骂人。忏悔的是说：初回国时，所作之文，患哈佛病，声调太高，过后受《语丝》诸子之熏陶，始略明理。这大概是罗吉士所谓离校之四年所必经过的转变；幸而转变了，依然故我，不失赤子之心。骂人的是说：许多哈佛士人，只经过人校之四年时期，永远未经过离校四年之时期，而似乎也没有经过此离校四年时期之希望。此辈人以为非哈佛毕业者不是人，非哈佛图书馆之书不是书，知有俗人之俗，而不知有读书人之俗。我见此辈洋腐儒，每每掩袂而笑，笑我从前像他。
谈涵养
中国旧有教育，标举“涵养”二字，注重德性之熏陶，与现代所谓教育，趋重学分不同。有学分，未必有学问，有学问，未必有涵养。中国认学问与涵养为一事，此为中国传统教育之一大特点，与德国教育注重鸿博精研，法国教育注重艺术陶养不同，而与英国教育之注重性格培成亦大迥异。英国之所谓性格，原文为character，不但中文不可译，法德文皆不可译，因此字含义，特指坚毅、恒心、镇静、蕴藉、临危不惧、见义勇为、服从纪律、谨守礼俗等成分，而坚毅、恒心、服从纪律等尤由户外运动得来。故英人之视运动如生命、如宗教。此言英国民性者所不可不知。英人有此注重德性之“教育”，所以无论寄身南北，远涉重洋，只消七八人，或二三十人，在非洲、在澳洲、在印度、在埃及之一小城，便能成一种自治团体，而统驭他族。大英帝国之造成，实基于此。中国教育虽也以陶养德性为前提，然其所认为目标之涵养，却大不相同了。大概英国式的陶养，性格越养越刚，中国式的陶养，越养越柔，到了优柔寡断地步，已经德高望重了。虽然儒家学说，并非如此，然在历史上，却是如此的结果。因为“涵养”两字，含义注重忍辱负重，和平达观，不露锋芒，喜怒不形于色，不轻易得罪人，不吃眼前亏，聪明的计算等。所以中国没受教育的人如危崖，如峭壁，如苍松，如古柏，如饿狼，如鹰隼，如雄马，如箭猪，如荆棘，如锉刀，如李逵，如武松，如泼妇，如一切不易对付的东西。受过涵养的人如面条，如汤，如肥猪，如家禽，如驯羊，如蜗牛，如西湖风景，如雨花台石，如绣球，如风轮，如柳絮，如棉花，如悬疣，如谭廷闽，如黎元洪，如好好先生，如一切圆滑的东西。
鲁迅之死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Tribun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若说悲悼，恐又不必，盖非所以悼鲁迅也。鲁迅不怕死，何为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碌碌终日，而一旦瞑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惟圣贤传言，豪杰传事，然究其可传之事之言，亦不过圣贤豪杰所言所为之万一。孔子喋喋千万言，所传亦不过《论语》二三万言而已。始皇并六国，统天下，焚书坑儒，筑长城，造阿房，登泰山，游会稽，问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创万世之业，流传千古。然帝王之业中堕，长生之乐不到，阿房焚于楚汉，金人毁于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长城旧规而已。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世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彼波短耶?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迫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间世》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响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人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径硁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馋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矇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予所欲
希腊哥林多哲学家狄奥根（Diogenes），当亚力山大大帝问他对于这一位大霸主有什么要求时，他的回答是要求这位霸主站开一点让他可以晒点阳光。这个人是一个大儒哲学者，他白天里提了灯笼出去找寻诚实的人。他无论冬夏，只有一件敝袍，在浴桶里睡觉栖身。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杯子，但一发现了他尽可以用手来捧水吃的时候，他便把它丢掉了。他在世界上是一无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