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焦墟华
弟弟史迪夫和我年龄相差5岁。我在16岁时去纽约，当了一名体育新闻记者，而史迪夫后来成为芝加哥一所小学的教师。我俩的关系一向比较紧张，几年前他不再与我讲话，却从不对我解释其中的原委。我几次试着接近他，他都回避了。“你们都只有一个同胞兄弟，应该成为很好的朋友。”父母时常苦口婆心地劝告我们兄弟两个。
一天，我与父母通电话。电话那端妈妈的声音有些异常。她告诉我，史迪夫开始接受化疗了。“化疗！”我一时愕然，“为什么？”三年前，史迪夫就被告知患了慢性肺炎，但不是恶性的。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病情严重恶化了。
挂上电话，我茫然呆坐在机子旁边。我该不该打电话给史迪夫呢？纵然相隔千山万水，兄弟之情依然真实而强烈。这是一种天然的、血浓于水的亲情。
还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弟弟的电话打来了。
“我想和你谈谈，”电话那头的史迪夫对我说，“你不认为我们应该结束这种无聊的状态吗？”
“我试过，”我说，“是你不愿意和我讲话。”
“但你从未问过我是哪儿出了问题。”他向我叙述了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次我将爸爸介绍给芝加哥梭克斯棒球队的投球手索罗·罗格文，却忘了给史迪夫正式引见。说实话，我根本不记得这件事了。但是现在听弟弟说起，我立即向他道歉。
前嫌尽释，我们谈起他的病、他目前的治疗，还谈起许久没有谈过的他的工作。
史迪夫在贫民区的一所小学任教。他本来未曾想过要走从教这条路。大学毕业后的几年中，他也曾四处寻找其他工作，但别的工作要么根本引不起他的兴趣，要么根本行不通。慢慢地，他对与孩子们相处的工作发生了兴趣，后
来甚至表现出宗教般的热情。
他真正关心自己的学生。他经常家访，向家长询问学生的衣食住行等细枝末节。他还带学生去他喜欢的地方玩，否则他们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去的，比如芝加哥植物园。
我一直为弟弟感到自豪，尽管他可能不相信。对史迪夫来说，作为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弟弟一定是件很痛苦的事。
但是，史迪夫一直不得不生活在我的阴影下，正如年幼的弟弟们通常经历的那样。他不仅年龄小我很多，而且长得也矮小又很害羞。而我却少有约束，喜好运动。童年时一场大病差点夺去他的一只眼睛，他从此再也离不开眼镜。这在体育运动中相当不方便，他的眼镜经常会滑落到地上，摔碎，被踩烂。我曾经教他投棒球，有时他也学，但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很沮丧地将拍子扔在地上。
史迪夫的偶像是帕夫·努尔米，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一名跑垒队员。他的床头上就贴着一张努尔米的照片。他曾告诉我，他崇拜努尔米，是因为“他真正奋力地争取，都七八十岁了，他仍然在跑，仍然在争取，仍然锲而不合”。
我确信自己曾在闲谈中取笑过那位老田径明星，让史迪夫记恨了，在我有事请他帮忙时，他常常回我一句“没门儿”。一次，在棒球比赛中我扭伤了脚，只能拄着拐杖待在家里。我请史迪夫给我从附近买个热狗，他拒绝了。我迫不得已付了25美分求他的朋友帮我买回来。
大约7年后，史迪夫在南伊利诺伊大学读一年级。他打电话跟父母说自己非常想家，想辍学。父母让我回电话。那天晚上，我和他谈了好大一会儿，劝他最好还是留在学校继续读书，并且告诉他其中的道理，之后我还给他写了信。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史迪夫的回信。“亲爱的伊拉，”他写道，“谢谢你给我写信，我由衷地感激你给我的善意劝告。我也知道辍学只能是堕落的开始。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个倾诉的对象感觉真好。你无论何时想吃热狗，我会立即给你去买。爱你的史迪夫。”
现在与史迪夫谈起那个星期四的晚上，我发觉他的言语中流露出要弥补我们之间感情裂痕的决心。
随后几个月中史迪夫多次住进医院接受化疗，我则穿梭于纽约与芝加哥之间。有一次到医院陪他时，我们谈到了死亡这个话题。“我想我已经很幸运，”史迪夫说，“但是伊拉，我现在不想走。朱丽和我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去，我想看到莎妮初中毕业，我——”他将头扭向了窗子一侧。
“我懂，”我说，“我懂。”
后来一次去芝加哥，我又向医生打听史迪夫的病情。“你弟弟现在根本没有免疫能力。”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不会有奇迹发生吗？”
“但愿。”
与医生告别，我去看史迪夫，父母、史迪夫的妻子朱丽和他们的女儿莎妮都在。该走的时候，我走向弟弟，将手按在他的肩上。
“我爱你，史迪夫。”我说。
“我也爱你，伊拉，非常爱。”他拽住我的衣服，将我拉向他身边，吻了我的面颊。我转向家人，挥手告别————径直走了出去。如果我说话，肯定会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去机场的途中，我回想刚刚说过的“我爱你”，以前我们之间从未这样说过。多奇怪，为什么说这句话就这么难呢？而此刻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心满意足——我终于向弟弟道出了我的真实情感。当然，应该感谢史迪夫迈出了第一步，这本是我这个兄长该做的。
不久后，史迪夫出现严重反应，开始输氧。奇迹没有出现，最后的时刻还是来临了，那是5月21日，星期二。我握着史迪夫的手，又一次对他说我爱他，我俯下身轻轻地吻了他的前额，做了最后的告别。
史迪夫的葬礼上，殡仪馆里挤满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史迪夫班上的学生都来了。一个学生对我说，“许多人都要来，但校长说，我们总不能全校出动吧！”
葬礼过后，朱丽给我看了同学们的信。信中讲述了史迪夫如何督促他们好好学习，如何建议他们处理好生活琐事和家庭关系。一个学生写道：“他不止是一位老师——他更是我的好朋友。每当我需要帮助时，他从未让我失望。”另一位学生听说史迪夫去世的消息后，取下了班上的旗子，折叠起来保存好，在葬礼上献给了朱丽。
家中没有一个人想到，史迪夫对他的学生的影响会如此之大。我开始思考一个人的重要性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有些人是人人敬仰的中心人物，但他们通常是在自我追求中度过一生；而史迪夫这样的人，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在向别人献出自己的爱心和绵薄之力。他们没有纪念碑，没有以他们命名的街道，没有为他们举行的游行。
史迪夫走后一个月我去了他的墓地。墓旁摆着一束鲜花，是几天前朱丽和莎妮放在那里的。我也给史迪夫带来了自己的礼物，摆放在他的墓前。那是我从一份体育杂志上剪下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帕夫·努尔米正急驰如飞……
为什么说这句话就这么难呢？而此刻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心满意足——我终于向弟弟道出了我的真实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