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中国哲学家在不知不觉中所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怎样去享受人生？谁最会享受人生？我们不追求完美的理想，不去寻找那势不可得的事物，不去穷究那些不可得知的东西；我们认识的只是些不完美的、会死的人类的本性；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去调整我们的人生，使人们得以和平地工作、旷达地忍耐、幸福地生活。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发现自己：庄子
在现代生活中，哲学家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受人尊崇，同时也最不受人注意的家伙。如果这么一个家伙真的存在着的话，"哲学家"已经仅仅变成一个社交上恭维人家的名词了。任何一个莫名其妙、深奥不易了解的人都被称为"哲学家"。任何一个不关心目前状况的人也被称为"哲学家"。然而，后者这种意义中却含着相当的真理。当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一剧里使丑角达士东说"牧羊人，你也懂得一点哲学吧"时，他是用后者这种意义的。由这种意义说来，哲学不过是对事物或一般人生的一种普通而粗浅的观念而已，这种观念每一个人多少都有一些。一个人如果不愿承认现实的全貌的表面价值，或如果不愿相信报纸上所刊载的每一句话，他多少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不愿被欺骗的人。
哲学始终含着一种如梦初醒的意味。哲学家观察人生，像艺术家观察风景一样--是隔着一层薄纱或一层烟雾的。生硬的现实的琐事已经软化了一些，使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意义。至少中国艺术家或哲学家是这样想的。所以，哲学家是和那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完全相反；彻底现实主义者为俗务所缠，碌碌终日，相信他的成功和失败，赢利和损失是绝对的，真实的。这么一种人是没有救药的，因为他连一些怀疑的念头也没有，因为他根本是空洞无物的。孔子曰："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在孔子少数的有意的谐语之中，这是我所发现的一句。我打算在这一章中介绍中国哲学对于生活的一些观念。这些哲学家的意见越是参差，便也越是一致--他们都认为人类必须有智慧和勇气，才能够过着幸福的生活。孟子那种比较积极的观念和老子那种比较圆滑的和平观念，调和起来而成为中庸的哲学，这种中庸的哲学可说是一般中国人的宗教。动和静的冲突结果产生了一种妥洽的见解，对于一个很不完美的地上天堂感到满足。这种观念造成了一个智慧而愉快的人生哲学，终于在陶渊明--据我看来，他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与最和谐的性格--的生活上形成的一种典型。
一切中国的哲学家在不知不觉中认为惟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怎样享受人生？谁最会享受人生？我们不追求十全十美的理想，我们不寻找那些得不到的东西。我们不要求知道那些不得而知的东西；我们只认识不完美的，会死的人类的本性；在这种观念之下，我们要怎样调整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可以和平地工作着，旷达地忍耐着，幸福地生活着呢？
我们是谁呢？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几乎是无法答复的。可是我们都承认在我们日常活动中那么忙碌的自我，并不完全是真正的自我。我们相信我们在生活的追求中已经失掉了一些东西。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在一片田野里跑来跑去地寻找东西时，智者可以弄出一个难题给一切旁观者去解答：那个人失掉了什么东西呢？有的猜一只表；有的猜一枚钻石胸针；其他的人则作其他的猜测。智者委实也不知道那个人在寻找什么东西。可是当大家都猜不中的时候，他会对大家说："我告诉你们吧。他失掉了一些气息了。"（lostsomebreath--即"上气不接下气"之意）没有人会否认他的话是对的。所以我们在生活的追求中常常忘掉了真正的自我，像庄子在一个美妙的譬喻里所讲的那只鸟那样，为了要捕捉一只螳螂而忘掉自身的危险，而那只螳螂又为了要捕捉一只蝉而忘掉自身的危险：
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
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蹇裳躩步，执弹而留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谇之。
庄周反入，三月不庭。蔺且从而问之："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
庄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且吾闻诸夫子曰："入其俗，从其令。"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异鹊感吾颡，游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为戮，吾所以不庭也。"
庄子是老子的得意门生，正如孟子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一样，两人的生卒年月和他们的老师隔离差不多一百年。庄子和孟子同时，老子大约和孔子同时。可是孟子和庄子一样认为我们已经失掉了一些东西，哲学家的任务是去发现并取回已经失掉了的东西--据孟子的见解，这里所失掉的便是"赤子之心"。这位哲学家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认为文明的人为的生活，对于人类天生的赤子之心的影响，有如山上的树木被斧斤伐去一样：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牿亡之矣。牿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
情、智、勇：孟子
一个热诚的、优游自在的、无恐惧的人，是最能够享受人生的理想性格。孟子以"智、仁、勇"为他的"大人"的三种"成熟的美德"。我想把"仁"字改为"情"字，而视"情、智、勇"为大人物的特质。我们在英语中幸亏找得到"passion"这个字，其用法跟华语中的"情"字差不多一样。这两个字开始都含着"情欲"这种狭义，可是都有更广大的意义。张潮曰："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尽属多情。"又曰："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情，我们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人生的出发点。情是人生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中的韵律，花中的欢乐，禽鸟的羽毛，女人的美艳，学问的生命。谈到没有情的灵魂，正如谈到没有表情的音乐一样地不可能。这种东西给我们内心的温暖和丰富的活力，使我们能够快快乐乐地面对着人生。
我把中国作家笔下的"情"字译为"passion"，也许错了，我应该用"sentiment"一字（代表一种较温柔的情感，较无暴风雨般的热情那种骚动的性质）去译它吗？也许"情"这一字有早期浪漫主义者所谓"sensibility"的意义，是一个有温情的、大度的、艺术化的人所具有的质素。除爱默生、爱弥尔、朱伯尔和伏尔泰之外，西洋哲学家对于热情很少说过一句好话，这是可怪的事。也许我们仅是用词不同而已，我们所指的是同样的东西。可是如果"热情"（passion）和"情感"（sentiment）意义不同，而专指一种暴躁的骚乱的情感而言，那么中国语文里便找不到一个字可以代表它，而我们只好依然用"情"这个字了。这是种族脾性不同的表征吗？这是中国民族缺乏那种侵蚀灵魂、造成西洋文学中悲剧材料的伟大热情的表征吗？这是中国文学中没有产生希腊意义上的悲剧的原因吗？这是中国悲剧角色在危急的时候饮泣吞声，让他们的情人给仇敌带去，或如楚霸王那样，先杀死情人，然后自刎的原因吗？这种结局是不会使西洋的观众感到满意的，可是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中国文学自然也是这样的了。一个人和命运挣扎，放弃了斗争，在事过境迁之后，悲剧才在回忆、徒然的后悔和渴望的洪流中产生出来。正如唐明皇的悲剧那样，到他下令使他的爱妃自杀，以满足叛军的要求之后，便成天在梦境里思念她。这种悲剧的情感是在那出中国戏剧的故事结束之后，才在一个悲哀的巨流中表现出来的。当他在流放生活中旅行的时候，他在雨中听见铃声隔山相应，因而做了那首《雨霖铃曲》以纪念她：他所看见或扪触到的东西，一条余香未散尽的小领巾，或她的一个老婢，都使他想起他的爱妃，在这戏剧结束的时候，他正在仙境和一些道士寻觅她的神魂。这里便是一种浪漫的敏感性，如果我们不可以把这种情感当做热情的话。这可说是一种圆熟的，温和的热情。所以，中国哲学家有一种特点，就是他们虽然贬视人类的"情欲"（即"七情"的意思），却不贬视热情或情感本身，反而使之成为正常人类生活的基础，因此他们甚至于视"人伦以夫妇之情为本"。
热情或情感这种东西是我们所固有的，正如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父母一样，我们天生有一种冷静或热烈的天性：这不幸是事实。在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小孩是天生就有真正的冷淡的心的：当我们渐渐失掉那种少年之心时，我们才渐渐失掉我们内在的热度。在我们成人生活的某一时期中，我们多情的天性是被一种不仁的环境所杀戮、抑制、挫折或剥削。最大的原因是由于我们不曾注意使这种天性继续生长下去，或由于我们不曾完全摆脱了这种环境。我们在获取"世界经验"的过程中，对于我们的天性曾实行多次的摧残，我们学会硬起心肠来，学会做虚伪矫饰的行为，学会做残酷无情的人。这么一来，当一个人夸说他得到了更多的尘世经验时，他的神经也变得更不敏锐，更加麻木迟钝--尤其是在政界和商界。结果，世界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进取者"（gogetter），把人家排挤在一边，而自己爬到最高的地方去；世界产生了一个意志刚强、心志坚定的人，至于感情--他所称为愚笨的理想主义或多情的东西--其最后的一些灰烬也已经渐渐在他的胸怀中熄灭了。这种人我是看不起的。硬心无情的人在世界上真是太多了。如果国家要实行消灭不适于生存者的生殖机能的话，这种政策施行起来，第一步应该先对付那些无道德感觉的人，艺术观念陈腐的人，心肠如铁石的人，残酷的成功者，意志坚决的无情者，以及一切失掉生之嬉乐的人，把他们的生殖机能消灭--而不必先把疯狂者和痨肺病人的生殖机能消灭。因为在我看来，一个有热情有情感的人也许会做出许多愚蠢和鲁莽的事情，可是一个无热情无情感的人却是一个笑话和一幅讽刺画了。他和都德的莎福（Sappho）比较起来，倒是一条虫，一架机器，一架自动机，尘世上的一个污点。有许多妓女所过的生活比成功的商人更崇高。如果莎福犯罪，那有什么可怪呢？因为她虽然犯罪，她同时也是有爱心的，对于那些会表示深爱的人，我们是应该给予很大的宽恕的。无论如何，她由一个冷酷的商业环境里走出来的时候，是比我们周遭许多百万富翁更有青春热烈的心情的。崇拜玛丽·玛黛玲（MaryMagdalene）是对的。热情和情感免不了会使我们做错事，因而得到应得的惩罚，然而有许多宽容的母亲因为纵容子女，常常让她们的爱战胜她们的判断，可是我们觉得她们到老年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她们和家人曾过着幸福的生活，比许多苛刻严峻的人所过的家庭生活更幸福。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七十八岁的老妇人对他说："回顾我过去七十八年的生活，我每想到我做错事的时候，还是觉得快乐的；可是当我想到我做蠢事的时候，我甚至到今天还是不能饶恕自己。"
可是人生是严酷的，一个具有热烈的、慷慨的、多情的天性的人也许会轻易被比较聪明的同伴所欺骗。那些生性慷慨的人常常因为他们的慷慨而做错了事，常常因为对付仇敌太过宽大，对朋友太过信任，而做错了事。慷慨的人有时会感到幻灭而跑回家去，写出一首悲苦的诗。中国有许多诗人和学者就是这样的，例如喝茶大家张岱，为帮亲友的忙，很慷慨地把家产花完，可是结果却吃了他自己最亲密的亲戚朋友的亏。他为了这次的遭遇所写的十二首诗，是我所曾读过的最辛酸悲苦的诗。可是我疑心他到死还是那么慷慨大量的，甚至在他很穷困的时候（有许多次是差不多要饿死了的），也是如此。我相信这些悲哀的情绪不久便烟消雾散，而他还是十分快活的。
虽然如此，这种热烈慷慨的心性应该由一种哲学加以保障，以免受人生的环境所摧残。因为人生是最严酷的，热烈的心性是不足应付环境的，热情必须和智与勇结合起来。我觉得智与勇是同样的东西，因为勇是了解人生之后的产物，一个完全了解人生的人是始终勇敢的。无论如何，智如果不能生勇，便无价值。智制止了我们的愚蠢的野心，把我们由这个世界的时髦的骗子（humbug）--无论是思想上的骗子或人生的骗子--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得到勇气。在我们这个尘世里，骗子真是多得很，可是中国佛教徒已经把许许多多的小骗子用两个大骗子归纳起来，这两个大骗子就是名和利。据说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时候，有一次在山上眺望景色，看见许多帆船在中国海上行驶，往来如织。他便问他的大臣那几百只帆船上的人在干什么，他的大臣答道，他只看见两只船，一只叫"名"，一只叫"利"。许多有修养的人士能够避免利的诱惑，可是只有最伟大的人物才能够避免名的诱惑。有一次，一个僧人和他的弟子在谈论这两种俗虑的根源时说："绝利易，绝名心难。隐士僧人仍冀得名。彼等乐与大众谈经说法，而不愿隐处小庵，如我辈与弟子作日常谈。"那个弟子答道："若吾师者，诚可谓世上惟一绝名心之人矣。"师傅微笑而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