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最初被发现时，文字就已经有缺损了。宋代的欧阳修只见到了485个字，在他稍后的赵尧卿则只能看到417个字。而元代的记录中，只有356个字，到了乾隆年间，就只能看到310个字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剥落得十分厉害。所以，早期的拓本对石鼓文字研究的意义重大，十分珍贵。因为石鼓上面的文字本身就包含着有关石鼓来龙去脉的重要信息，这些文字的历史年代就对应着石鼓产生的年代。而这些文字所记载的内容，可能会揭开石鼓的全部秘密。可惜石鼓上的字是中国非常古老的文字，既难识别，更难看懂。从唐代以来，历朝历代热衷于石鼓研究的人们，如金石学家、古文字专家都为破译它们绞尽脑汁。当然也不是没有成果。今天，人们对这些文字的属性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大家都认为这些文字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的一种大篆，考古学上称之为“史籀文”。它们是我国现存的年代最早的刻石文字之一，其书法水平和篆刻艺术都称得上是一绝。对这些石鼓文的内容，现在比较占主流的观点都倾向于认为它们是诗。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每面石鼓上的文字实际上是一首四言诗。而这10面石鼓上的10首诗是一组诗，它们彼此相关。可这些诗到底描写的是什么呢？这和诗的写作时间密切相关。而这些诗的写作时间又和石鼓制作的时间相关。如果了解了石鼓诗的内容，确定石鼓产生的年代也就不是难事了。只可惜，这些悬念互相牵制形成了一个连环套。所以，破解起来就困难了。研究石鼓文的专家们倒也不是无所建树。但是，大家各自考证的结论，往往因为没有史料记载和其他实在可信的证据为依托，所以，显得十分薄弱，难以使人信服。
现在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这些石鼓是前秦时制作的。但是，它们究竟属于哪代君王执政时的作品，又确定不下来了。
而能破译石鼓文的人也不是没有。有人甚至已经破译了全文，但也毕竟是一家之说。
破解石鼓之谜，看来还需要一些新的参照物。
命运多舛的华夏第一国宝
“问鼎中原”、“势成问鼎”诸如此类的成语中都有“问鼎”二字。我们今天对这两个字都不会觉得难懂。“问鼎”是指可能达到或者想要达到权力或者是荣誉以及其他的一切项目的最高峰。可是，这实际上是这两个字的引申意义，它的原义是什么呢？正如几乎所有的成语都对应着历史典故或寓言一样，“问鼎”二字成为成语中的一个也是有历史掌故的。
公元前606年，中国历史上正处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战国中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经过了一番励精图治之后，使楚国变得国富兵强。于是他卉始图取霸业，兴兵攻击陆浑之戎，直通雒邑的郊外。当时名为众诸侯国之天子的周定王被迫派人来为他举行慰劳欢迎的礼仪。楚庄王向来臣“问鼎大小轻重”，表明他欲灭周而代之的野心。从此，“问鼎”才成了具有特指含义的专用名词。
为什么楚庄王的一句问鼎就能反射出他的野心呢？原来这个“鼎”可不是指寻常之物，而是专指象征王权和天命所归的夏代“九鼎”。
夏是我国历史记载中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九鼎”就是夏朝的开国之君启统治时期制造的。这个启就是传说中治水英雄的大禹的儿子。他建立夏朝以后，把华夏大地．划为九个州，每个州设立一个最高行政官员叫做“州牧”。州牧又由夏王统辖。据有关史料记载：夏令九个州的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了九只镂刻精美、古朴典雅、气势庄重的青铜大鼎。铸鼎之前，已经先派人把各州的著名山川、大河和风景俊奇的地方，以及出产或具有的各种奇特的东西都画成图、编成册。然后由那些被精选出来的、技艺高超的工匠们把这些图画仿刻在“九鼎”的身上。每一只鼎对应着一个州，制成后的“九鼎”就象征着九个州，又象征着天下。这样既体现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集中，也显示着夏王已经成为天下之主，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九州”成了中国的代名词。
“九鼎”从问世以后就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它们一直被作为镇国之宝和王权的象征。
对今人来说，“九鼎”的珍贵不仅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的显贵地位，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包含的丰富的考古信息，它们身上浸透着我国当时的手工艺水平、冶金文明和人文地理。
可是如此珍贵的“九鼎”早就在华夏大地上失去了踪迹。它们的下落，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
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传世之作《史记》中就已经无法确定“九鼎”的下落了。同一部《史记》的不同篇中，对“九鼎”下落所作的记载也不同。在有关周、秦的两个“本纪”中这样记载：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周赧王死后，秦国从雒邑抢走了“九鼎”，它们被掠到了秦国。而在《封禅书》中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这段话的大意是：在同朝的天子之德日衰之时，鼎就不见了。这和秦抢鼎的记载是矛盾的。
而在此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又考证出各种各样的说法来解释“九鼎”的失踪。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周显王四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27年，周王室为了避免传国之宝落于他人手中，于是把“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旁边的泗水之中。他们还考证出：秦始皇南巡时，还曾派出几千人在泗水中进行打捞，可惜最后一无所获，徒劳无功。
还有一种说法是：周王室在衰落时财政困难，入不敷出，于是销毁了“九鼎”铸铜钱。而对外则诡称“九鼎”已不知去向，避免各诸侯国借此兴兵问鼎。
历代史籍中关于“九鼎”的说法还有很多。但是大多自相矛盾，或者自说难圆，谁也没有十分能令人信服的依据。直到今天，“九鼎”的下落仍然是待解之谜。
太极宗师之争
太极拳是我国一种独持而又行之有效的锻炼身体的方法，流传颇广，习此者不计其数，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也不乏太极拳爱好者。然而，关于太极拳的起源，有着种种说法，有些甚至带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清人陈鑫所辑《陈氏太极拳图说》“自序”曰：明朝洪武七年（1374年），“始祖讳卜，耕读之余，而以阴阳开合，运转周身者，散子孙以消化饮食之法，理根太极，故名曰太极拳。”有人据此认为太极拳是陈卜创始的。陈卜是由山西洪洞县迁居河南温县陈家沟的陈氏家族第一代人，其后代陈王庭造太极拳之说传闻颇广。
陈王庭是明末清初人，据《温县志》载，他曾率领温县军民英勇抗清。人清后，他隐居乡里，晚年“闲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教下些弟子儿孙，成龙成虎任方便”（见《陈王庭遗词》）。近人唐豪先生曾于1932年专赴陈家沟调查，见到过陈氏家谱中陈王庭名下注有“陈氏太极拳手创始人”以及《长拳谱》、《太极拳谱》等旧抄本，他发现，陈家沟的太极拳动作，有很大一部分取自明朝著名的武将戚继光所撰的（纪效新书·拳经）中的动作。据说在清朝初年，陈王庭参照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拳经），研究了道家黄庭关于呼吸的方法，融会贯通，创长拳十三势，编出了一套太极拳，拳势螺旋缠绕，快慢相间，意、气、形密切配合，把养生、健身和技击合而为一。今人方古、武术史研究家顾留馨皆持此说。
据《清史稿·王来咸传》载：清朝中叶，河北出现了太极拳，其拳法出于山西人王宗岳，“其法式论解，与百家之言相出人”。直至清末，传习者愈来愈多。王宗岳，是清朝乾隆年间山西人，当过塾师，精通拳法、剑法、枪法，研究数十年，颇具心得。所著《太极拳谱》中之《太极拳论》，被视为太极拳经典理论。因此，王宗岳又被人认为是太极拳的创始人。
清末《宋氏宋传太极功源流及支派考》一书写道：唐朝安庆人李道子，“所传太极功，名田先天拳，亦曰长拳”。其拳法至宋朝时传授给了江南宁国府俞氏，“先天拳亦如三十七式，而为太极拳之别名，至明时宋远桥、俞莲舟、余岱岩、张松溪等得其传。”该书将太极的创始人追溯到南梁人韩拱月和唐朝人许宣平等，后又由宋远桥等人加以继承和发展。
近人陈微明的《太极拳问答》认为张三丰为太极拳的创始人。张三丰的生活年代及其生平事迹本身尚是个谜。（宋氏家传太极功源流及支派考）谓：张三丰“自洪武初至太和（武当）山修道。宋远桥、余莲舟等七人往访，共拜之，耳提面命，月余始归，自此不绝往来。其所传张松溪、张翠山之拳名十三式，盖即今人所习之太极拳也。”据近人唐豪先生所撰之《少林武当考》一文考证，张三丰创太极拳之说纯系讹传。
今人旷文楠则认为，太极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即太极拳的一些招式、动作、要领、方法，早已分别在古代的拳术和导引中引用了。到了明代，武术家们出于增进健康的目的，才将这些拳法和导引术加以揉合而编制成太极拳，以陈王庭、王宗岳贡献最大，所以太极拳并非一时、一地、一人所独创，而是经过武术家们长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创新而成的。
明清状元们考的什么题？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规定的文体。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其中起股到束股四部分是议论的主体，每部分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叫“八股文”。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等。八股文的考题主要摘自（四书），所论内容也要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不允许自由发挥，束缚人们思想，严重摧残人才。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怒谴责：“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日知录》卷十六）1901年，清政府宣布“自明年为始，……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八股文才被废除。作为一种考试文体，采用时间这样长影响如此大，恐怕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仅见的。那么八股文开始于什么时候呢？
“太祖与刘基所定”或“明太祖朱元璋制定”说。《明史·选举志二》记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认为八股文是明太祖与刘基所制定。陈东原对此持不同意见。他在1936年撰写的《中国教育史》中说：刘基卒于洪武八年（1375年），那时正是科举停顿时候，直至洪武十七年才正式开科取士。因此，“他是赶不上参与文体之创制的”。又说，自洪武三年虽然一连开了三年的科考，“但那时诸事草创，恐也未颐及考试的文体”。可能是受陈东原的影响，张晋藩、邱远猷在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科举制度史话》中，提出八股文是明太祖制定的。他们写道：“明太祖朱元璋，在沿袭宋朝科举考试文体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种用八股文取士的方法。”1979年出版的毛礼锐、翟菊农、邵鹤亭编的《中国古代教育》，似认为八股文始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他们说：明太祖为吴王时已定文武科取士之法，中间曾一度停止，到十五年复设科举，到十七年规定科举定式，“从此八股文的格式一直支配着科举考试，是一种高度注重形式的文字。”
“始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说。最早持这一说的恐怕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他在《日知录》卷十二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并具体指出：“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以及“弘治九年（1496年）会试‘责难于君渭之恭’文”，均是八股文。顾炎武学富五车，知识渊博，又是明末清初人。因而，他的见解颇为学者们所接受。鲁九皋（制义准绳）论八股起源，首即引顾氏之言。陈青之在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教育史》中则直说：“据顾炎武所考，八股文的形式始于成化以后，在此以前，场屋文字不过类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形。自成化以后以至满清末年，数百年间皆为八股所支配。”1981年出版的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和肖永清主编《中国法制史简编》也都采纳了顾炎武的看法。然而，有些学者却不赞同此说。陈东原于1936年，在分析了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第一名谢迁的一篇文章后指出：此文，在顾炎武所谓成化二十三年之前十二年，弘治九年之前二十一年，而已具八股的形式”。因此，他说：“若谓成化二十三年方有八股，亦非定论。”
商衍鎏在1958年也说：据顾炎武说，八股始于成化之时，但成化以前，于谦“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题，文，王宗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等题文，皆八股格。由此，他认为八股恰起于成化，恐亦未必（《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源于宋经义，定于明初，完备于成化”说。陈东原先生认为，文体之变，大都由渐而来，断不能恰指何时，也不能恰指何人。他指出，若追溯八股前身，当源于宋代经义。王安石在变法中，罢诗赋、帖经、墨义，改试经义。这是一种新文体，与论相似，不过限于以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以经书中的意思去解释推演。王安石在创“经义”时，尚无整齐严谨的八比，但无论是直说、喻说、正说、反说，总是一个对一个，“而开后来八比之风”。后人踵事拘束，到明代遂成为格律拘谨字句皆有规定的八股。因此，他的看法是：“明代制艺，确较宋代格式严紧。成化以后，束缚得格外厉害罢了。”（《中国教育史》）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也说：“论八股文者，沿流溯源，不可不谓其托始于经义也：”八股之法，“定于明之洪武，而盛于成化以后者。”198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则作这样的概括，八股文“其体源于宋之经义，1384年（明洪武十七年）定科举取士式，定制《四书》用朱熹注，然文章未有定式。成化（1465—1487年）以后始形成八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