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即位之初，经济状况较为一般，而财政上的矛盾较为尖锐。从中宗到睿宗，在经济条件仍不宽裕的情况下，大造寺观，滥行封赏，使国家财政进一步恶化。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宰相韦嗣立上疏谏道：“今陛下仓库之内，比稍空竭，寻常用度，不支一年。倘有水旱，人须赈给，征发时动，兵要资装，则将何以备之？其缘仓库不实，妨于政化者，触类而是。”“国家租赋，大半私门。私门则资用有余，国家则支计不足，有余则或至奢侈，不足则坐致忧危，制国之方，岂谓为得”。也就是说，封户的个人收入，已经超过了国家财政的租赋庸调收入。宋务光形容当时的情形说：“丁壮尽于边塞，孀孤转于沟壑，猛吏奋毒，急政破资。”
玄宗极为重视农业生产，为恢复社会经济、安定社会，把静民劝农放到了治理国家的首要地位。玄宗派人修建大明宫，到农忙季节后，工程仍未完成，于是玄宗下诏先停止修建，等农忙之后再行修建。为解决逃户即流民问题，唐玄宗把土地兼并同吏治不善、赋役弊病等造成农民脱离土地的诸多因素综合考虑，从安抚流亡人手，“行清静之化”，减轻农民负担，进行综合治理，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玄宗在经济财政上的主要措施，是赈灾救荒，安抚百姓，减少逃户，劝课农桑，改革赋税徭役制度。
整饬县级政权的吏治，是唐玄宗解决流民问题的首要措施。他清楚地知道，农民逃亡往往与县政权的史治有着直接的关系。据《资治通鉴》和《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开元二年春正月，“关中自去秋至于是不雨，人多饥乏，遣使赈给”。开元二年七月，唐玄宗敕诫州县：“且一夫一女，不耕不织，天下有受其饥寒者。”令州县官吏督察农桑，使田畴力垦，“待至秋收”再“课其贮积”。开元三年三月，唐玄宗放令：“顷虽临遣使臣，未能澄正此弊，或以害物，或以妨农，或背公向私，或全身养望，至使钱谷不人，杼轴其空，捐瘠相仍，流庸莫返。”开元三年六月，“山东诸州大蝗”，“紫微令姚崇请差御史下诸道，促官吏遣人驱扑焚差瘗，以救秋稼，从之。是岁，田收有获，人不甚饥”。开元五年二月，“河南百姓给复一年，河南、河北遭涝及蝗虫处，无出今年地租”。七月，唐玄宗敕令：“至于敬耆老，恤茕弱，止奸盗，伏豪强，下不忍欺，吏不敢犯。田畴垦辟，狱固空虚，徭役必平，逋逃自复，若是者，乃闻举职，思可以力致。”开元八年七月，唐玄宗告诫京畿县令，要勤政恤民，勿夺农时，宽简刑狱，“徭役须平，豪强勿恣”，并以此作为考核县令吏治的标准。
上述制书、敕令表明，唐玄宗确实是把静民劝农、减轻农民徭役赋税负担、宽法慎刑、恤民救灾、劝课农桑、勿夺农时、抑制豪强，作为使“逋逃自复”、流民返乡、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解决“流民未返”的问题。玄宗深知，农民必须依附在土地上才能生存。为了实现自己在开元初提出的“思使反朴还淳，家给人足”的理想，玄宗以安抚流亡、促使农民重返田园为主，在开元前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从先天二年（公元713年）玄宗独掌大政起，玄宗就颁发了许多告诫州县长官劝课农桑、赈灾救荒、招徕流移的诏令制敕。开元元年（713年）十月，他召见了京畿县令，“戒以岁饥惠养黎元之意”。开元二年（714年）五月，又因岁饥年馑，大现溪地罢免员外官、试官和检校官。这一措施，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宗以来的滥任官吏问题，又可部分缓解饥荒所造成的财政受担问题。同年九月，玄宗对各地普遍存在的灾荒饥乏，采取了积极的解决措施。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在江淮以北的各州设立常平仓，“敕以岁稔伤农，令诸州修常平仓法”。所谓常平仓，是政府专设的调剂市场的粮仓，丰年谷贱时籴进粮食，歉年谷贵时粜出粮食，以平抑粮价，调剂丰歉，救济灾荒。这些措施，对于防止农民流离失所，维持农民的最低生活条件，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开元三年（715年），玄宗下令让各地朝集使严格考察县令，改善吏治，体现“抚字之道，在于县令”的思想，通过整饬地方吏治来缓解社会矛盾，减少农民逃亡。他要求朝集使查明并严惩那忡杼轴其空，捐瘠相仍，流庸莫返的不法地方官，以此来促使百姓安居乐业。
不仅如此，唐玄宗尤其重视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多次下令减免灾区租税和徭役。开元二年五月，唐玄宗“以岁饥，悉罢员外、试、检校官”，在江东道“颇致饥乏”时，下令“不急之务，一切除减，观察疾苦，量宜处置”，“用救荒弊”。开元四年（716年），玄宗对征收租调徭役作了相应的规定，以防范因科敛过重而导致的农民逃亡。“诸处百姓，苦被勾征。使人贪功，既不纳理，州县承敕，又不敢放。或已输已役，重被征收；或先死先进，勒出邻保。欲令贫弱何以安存！”并明确规定，减免过去拖欠的陈年老账，“隔年以去，更不在勾限”。显然，玄宗在这里说得够严厉的了。不久，他再次下诏，强调地方官员“不得妄有科唤，致妨农业”，并派遣御史“检察奏闻”。
开元五年（717年）二月，玄宗在大赦天下的敕令中，动员亡命山泽的流民自首，以百日为限，否则论罪。恩威两手并用，试图解决流民问题。“亡命山泽，挟藏军器，百日不首，复罪如初。”但是，当时的农民逃亡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就连两都京畿地区，户口照样大幅度减少。在玄宗下令赦免亡命山泽之徒的同时，孙平子上书议事，指出：“两畿户口，逃去者半，常侍解宛招携不还，李杰奏请访括不得。”说明了当时逃户问题的严重性。所以，玄宗继续强调刺史县令安抚百姓的职责，在当年七月的敕令中称：“至于敬耆老，恤茕弱，止奸盗，伏豪强，下不忍欺，吏不敢犯。田畴垦辟，狱固空虚，徭役必平，逋逃自复。若是者，乃闻举职，思可以力致。”
到开元八年（721年），经济状况已有所好转，出现了“五谷丰植，万物阜安，百姓无事，与能共化”的局面。玄宗依然安不忘危，继续强调存在的问题，告诫县令“徭役须平，豪强勿恣”。对各州的地方长官强调，经考察能够“兼户口、复业带上考者，选日优与内官”。就是说，地方官员如果能把增殖户口、劝民复业放在首位且取得显著效果，在吏部铨这时优先授予京官之职。
为解决谷贱伤农和抗御天灾，唐玄宗极力主张恢复常平仓、义仓制度。开元二年（714年）九月，唐玄宗敕令：“以岁稔伤农，令诸州修常平仓法。江、岭、淮、浙、剑南地下湿，不堪贮积，不在此例。”常平仓的作用在于平抑粮价，防止丰年谷贱伤农和荒年谷贵伤民。而义仓的设置，主要在于荒年救灾和青黄不接时向农民免息贷种。为此，唐玄宗曾发布《发诸上州义仓制》的制书，并在《赈恤河南北诏》中指出：“凡立义仓，用为岁备。今旧谷向没，新谷末登，蚕月务殷，田家作苦，不有惠恤，其何以安？宜开彼仓储，时令贷给。”在《南郊推恩制》中，唐玄宗指出：“诸郡义仓，本防水旱，如闻多有费损，妄作破除。自今以后，每郡差一上佐专知，除赈给百姓之外，更不得辄将杂用。”可见，唐玄宗不仅主张恢复义仓，阐述义仓的性质和作用，还对以往在义仓问题上所存在的弊病，明令予以纠正，制止破坏义仓制度的现象发生，为整顿和建设义仓制度作出了贡献。
关于唐朝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粮食亩产的提高最能说明问题，它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集中体现。唐朝的亩产数字，文献中虽不乏记载，但有一个古今度量衡的换算问题。在李翱的《平赋书》中，曾谈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同汉代的亩产相比，唐朝亩产一石，换成汉制，相当于汉代亩产381石。合今制亩产334斤。汉代亩产一般为3石，可见唐朝的亩产同汉代相比，提高上/4强。
开元、天宝年间农业生产的发展，年丰谷贱。据《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所载，开元十三年唐玄宗泰山封禅，是时“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当时，国家与州县仓廪殷实，据《通典》卷十二《轻重》记载：“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诸色仓粮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百二十石：（其中）北仓六百六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石，太仓七万一千二百七十石，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太原仓二万八千一百四十石，永丰仓八万三千七百二十石，龙门仓一万三千二百五十石。”粮仓储粮数量的巨大，无疑是农业连年丰收、农业生产力提高的结果。开元年间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还表现在轮作复种面积的增加、水稻和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等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