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动乱之后，虽然恢复了唐王朝，但前朝形成的奢侈之风依然盛行，统治阶级萎靡堕落，这些严重阻碍了玄宗的强国富民的进行。为此，唐玄宗李隆基一方面抑制奢侈、厉行节俭；另一方面大力振兴经济。经过发展农业，减轻百姓徭役，括户举措，兴修水利，繁荣商业等措施，终于迎来了开元盛世。
关于开元初中期所采取的抑制奢侈、厉行节俭的措施，从总体上看，玄宗对奢侈之风的打击和抑制，既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其根本目的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对奢侈豪华的抑制，必然产生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财政的积极效果。
从武则天统治晚期到中宗、睿宗以来，统治阶级只知享受，腐化堕落，社会风气日趋干下。唐玄宗在推行开元新政的同时，又注重改变社会风气，移风易俗，抑制奢靡，厉行节俭。先天二年（713年）三月，晋陵尉杨相如在上书中就提出了“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的问题。开元元年（713年）十月，中书令张说提出了禁止北周时从波斯传入中国的“泼寒胡戏”。他在进谏中说：“泼寒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亵比齐优。”同年十二月，唐玄宗敕令：“腊月乞寒，外蕃所出，渐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以后，无问蕃汉，即宜禁断。”
开元二年（714年）四月，玄宗首先下令销毁武则天在洛阳建的“天枢”，以示与铺张浪费的风气一刀两断。天枢用铜铁制成，很是劳民伤财，当时建造时铜铁不足，还收缴了很多民间农具，熔毁了耗费了数以百万计的钱财。工匠们这次用了一个多月才把天枢熔毁，之后把这些铜铁铸了钱。同时，韦后在长安城朱雀建的有数丈高的“石台”也被拆毁了。
自唐中宗、睿宗以来，宗室和贵族中奢靡成风，竞相浮华。姚崇于开元元年为相后，“屡以奢靡为谏”。为贯彻已经制定的治国方针，唐玄宗采纳姚崇的进谏，开元二年七月乙末日，下达制书：“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绵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同月戊戌日，唐玄宗又发布敕令：“百官所服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自余皆禁之。妇人服饰，从其夫、子。其旧成锦绣，听染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同时，“罢两京织锦坊”。
从唐玄宗的制书、敕令来看，他的禁令是难以贯彻执行的。然而，他在殿庭前焚烧锦绣、珠玉以及为此发布制书、敕令，亦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他的上述举动，确如司马光所评论那样，是出于“始欲为治”的需要，是他贯彻治国方针、推行开元新政的题中应有之义，故“能刻厉节俭如此”。因此，无论焚烧锦绣珠玉的禁令能在何种程度上被付诸实行，都不能把上述行为称为宣传举动。他在七月乙未敕令中谴责“互相夸尚，浸成风俗”的奢侈之风，主张“还朴还淳，家给人足”，表明唐玄宗烧锦绣珠玉、发布制书敕令，确实是为改变风气、易风移俗，为实现“家给人足”而在社会风气方面提供必要的条件，避免重蹈“隋氏纵欲而亡”的覆辙。玄宗不仅雷厉风行地禁奢倡俭，还以身作则。
发布焚烧锦绣珠玉敕令的两个月后，唐玄宗又颁发制书，“以厚葬为诫”。制书指出：“近代以来，共行奢靡，递相仿效，漫成风俗，既竭家产，多至凋弊。且墓为真宅，自便有房，今乃别造田园，名为下帐，又冥器等物，皆竞骄侈。”为着禁止厚葬，敕令还对随葬物品的色数、规模做出限制，禁止同宅下帐，坟墓务遵简俭，不得以金银为送终之具。对于违犯禁令者，杖一百；州县长官如不举察，则贬授远官。与此同时，唐玄宗还发布《禁断奢侈敕》，指出：“雕文刻镂伤农事，锦绣纂组害女红。粟帛之本或亏，饥寒之患斯及。朕故编著格令，且列刑章，冀以还淳，庶皆知禁。”
唐玄宗提倡节俭，当他经过以节俭著称的已故宰相卢怀慎墓地时，见“碑表未立，停跸临视，泫然流涕，诏官为立碑”。唐玄宗当即令中书侍郎苏颞为卢怀慎起草碑文，由他亲笔书写，刻于墓碑之上。
开元二年（714年）八月，唐玄宗又敕令“禁断”某些“事切骄淫，伤风害政”的“技艺”。以上敕令，是唐玄宗开元初年移风易俗的开始之举。这时，社会上风传皇帝要在民间选美，充实后宫。玄宗一听说后，向天下表示要改变以往纳女入宫的做法，还要精简妃嫔以下的宫女，让其回家。下诏后就将宫女集中到太明富崇明门，派人用牛车将她们送回家去。
玄宗改革皇帝的食封制，对诸王公主的封户数进行限制。有的公主要求增加封户，他说：“百姓上交国家的租赋并不是我个人私有。将士们在沙场上浴血奋战，不过赏赐一些绢帛，你们有什么功劳白白享受这么多封户呢？你们要懂得节俭才是。”由于玄宗身体力行提倡节俭，宫廷奢靡的风气颇有改观。
为了扭转社会风气，玄宗提拔了许多清廉之士，这些人身居要职，却两袖清风，成为天下人的榜样。宰相李元绍、杜暹皆以恭身节俭闻名。与姚崇同时任相的卢怀慎，才能不如姚崇，遇事不敢决断，当时人戏称他是“伴食宰相”。但是他为官清廉，不谋私利，一生清廉节俭，所穿所用都是一般物品。他当了宰相后，妻子儿女们生活很清苦，房子也很简陋。玄泉匝是用他的清廉以镇雅俗，净化社会风气。玄宗尤为痛恨暴殄天物的行为。一次，玄宗在宫中复道中看见卫士随手倒掉吃剩的饭菜，龙颜震怒，下令要杖杀这个卫士。周围的人见玄宗为此小事动大刑，都觉得不合适，但没人敢劝阻。这时，宁王李宪从容劝道：“陛下从复道中看到这个人的错误行为而想杀了他，今后恐怕人人都惴惴不安了，陛下志在节俭，反对浪费，但也不必为一点剩饭就杀人呀。”玄宗听后从震怒中清醒过来，就释放了卫士，对兄长说：“如果不是兄长您及时点拨，我差点就滥用刑法了。”这件事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玄宗尚俭的精神。玄宗克制私欲，身体力行地奉行节俭，对禁抑奢靡，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封禅。封禅是古代封建王朝的大典，是“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为也”。玄宗时期，他以太平盛世的明君形象，举行了唐朝最隆重的，也是最后一次封禅仪式。
按照张说的解释，封禅是帝王英明、社会安定的标志，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就不能封禅，否则只会给人们留下笑柄。而进行封禅的条件，具体说有位、时、德三个方面。只有符合这三条，封禅才能名实相副。“是谓与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禅，人且未许，其如天何！”在张说等人看来，造就了开元之治的唐玄宗当然具备了这些条件，举行封禅仪式是当之无愧的。
实际上，早在开元之初，就有官员倡导封禅。吏部尚书崔日用曾在玄宗平定太平公主后，借皇帝生日之机，献上了西汉司马相如的《封禅书》，意在鼓动玄宗。然而，当时玄宗帝位未稳，政治上百废待举，社会亦不够稳定，经济也不够繁荣，急于进行封禅，并不利于玄宗的统治，可能还会造成副作用。对此，玄宗的脑子是清楚的，他在给崔日用的手诏中说道：“古者封禅，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于至道。竦然以听，颇壮相如之词；惕然载怀，复惭夷吾之谮。”以春秋时管仲（夷吾）阻谏齐桓公封禅之事为例，婉转地驳回崔日用的建议。但是，玄宗拒绝崔日用的建议，并非认为封禅之说不对，而是认为条件不具备。
到了开元中期，随着治世的出现，封禅之议开始频繁起来。具体来说，从张说当宰相后，封禅成为唐朝统治中枢的主要议题。在开元十二年（724年）一年内，关于封禅的议论达到了高潮。“文武百僚、朝集使、皇亲及四方文学之士，皆以理化升平，时谷屡稔，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在这些倡议活动中，张说起着主要作用。史称“张说首建封禅之议”。起初，玄宗还数次推辞，但是，由于官吏们的坚请，加之玄宗本人态度上的松动，特别是玄宗在内心深处十分渴望以封禅来表达自己的丰功伟绩，大臣们摸透了这一底细，所以才不厌其烦地反复奏请，而社会历史条件也已经能够负担这种大规模的奢侈行为。因之，在这一年，玄宗终于发布了《允行封禅诏》，决定于开元十三年（725年）十一月封禅泰山。
开元十三年（725年）十月，经过一年的准备，玄宗自东都出发，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封禅活动，随行的百官臣僚、皇亲国戚、四夷酋长，不司计数，人众连绵达数十里，运送物资的随行车辆达数百里。马匹以不同毛色，分别列队。登高眺望，车马组成的队伍犹如五彩云锦摊铺在大地上，壮观至极。到达泰山之后，玄宗与宰相、诸王以及负责祭仪的礼官登山祭告，其余随从官员留在各口，仪卫环列于山下百余里。泰山上十行道问布满卫兵。“夜中燃火相属，山下望之，有如连星，自地属天。”在泰山封祀之时，先行祭拜仪式，封藏玉册玉牒，然后燔燎。“皇帝就望燎位，火发，群臣称万岁，传呼下山下，声动天地。”再至泰山西南的社首山，祭拜皇地柢（土地神）。在这一祭祀天地的大典结束后，玄宗接受百官和诸州朝集使、四夷使者等的朝觐，大赦天下。封禅的直接目的，是宣布治理国家的功绩。玄宗在“为苍生祈福”的告天玉牒（实际上就是祭文）中是这样说的：“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宗，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表达了他功成名就、踌躇满志的心态。在宣布允行封禅时，玄宗依然强调：“所司与公卿诸儒详择典礼，预为备具，勿广劳人，务存节约，以称朕意。”
封禅结束返回途中，玄宗又表彰了三位官员，一是怀州（今河南沁阳）刺史王丘，二是魏州（今河北大名）刺史崔沔，三是济州（今山东茌平）刺史裴耀卿。他说道：“雪者屡遣使臣分巡诸道，察吏善恶，今因封禅历诸州，乃知使臣负我多矣。怀州刺史王丘，饩牵之外，一无他献。魏州刺史崔沔，供张无锦绣，示我以俭。济州刺史裴耀卿，表数百言，奠非规谏。且日：‘人或重扰，则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劳人以市思，真良吏也。”玄宗对这三位官员的表彰，说明当时他还不失为开明之主。
由于开元时期君主开明，上下协力，在经济财政问题上多种措施并进，开元年间的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国家财政有了根本性的好转。
杜佑在《通典》中称：当时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过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仅二百一十文。到开元晚期，经济与社会都呈现出一派升平气象。“天下县千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后来，白居易曾对太宗和玄宗的历史功绩作了这样的评价：“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把玄宗的历史功绩集中在“致天下之肥”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充分反映了开元之治的成效。
唐玄宗在开元初年所发布的一系列禁止奢靡、移风易俗的制书、敕令，是值得肯定的。他认识到抑制奢侈、移风易俗，是推行开元新政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他采取“编著格令，且列刑章”的立法与司法手段，来加以贯彻执行。这样做，不只是防止重蹈“隋氏纵欲而亡”的覆辙，更主要的是为着防止奢靡风气“伤农事”，“害女红”，想通过“返朴还淳”来达到“家给人足”的目的。可见，在唐玄宗的认识上，已经把抑制奢侈、移风易俗同实现家给人足、发展生产、治理国家联系在一起了。总之，抑制奢侈、移风易俗作为开元新政的重要内容之，它为开元盛世的到来，事实上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准备了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