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教育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开元时期，学校教育到达顶峰时期。经过教化，这个时期的社会风气以及民俗都有了较大的改善。不仅如此，在宗教、诗歌、修史、图书文字、音乐舞蹈、美术雕塑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这些也是开元盛世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唐玄宗在位期间，是唐朝学校最为兴盛的时期。开元七年（719年），唐玄宗敕令从州县学生中选送“聪悟有文辞史学者”四门学为“俊士”，贡举落选而愿意人学者也可以入四门学学习。这一敕令，开创了后世贡举入监制度。与此同时，还规定了学生补阙制度。特别是朝廷规定允许百姓设立私学，有愿在州县学校寄读的受业者，亦予以允许。
开元六年（718年），设置丽正书院，以文学名士徐坚、贺知章、张说等人为学士，令这些人在修书之余兼作讲学，为后世兴办书院提供了经验。开元十三年（725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对学士与直学士的待遇颇为优厚。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敕令天下州县在乡里设立学校，使学校教育普及到基层，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件大事。唐玄宗教令天下罢乡贡之举，规定不经由各级学校学习的学生不得参加举选，以支持学校教育的发展。尽管两年后又取消这一敕令的规定，但亦说明唐玄宗对兴办各级学校的重视。开元年间的学校教育是唐朝教育最为兴盛的时期。
开元之治的表现，还体现在思想文化与社会风尚等各个方面。翰林院的设立，除了在政治上发挥着重大作用外，在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上也有着突出的贡献。“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一大批文人术士，被集中到翰林院，他们以自己的文才、诗赋、艺术、技巧，活动于宫廷之中，丰富了唐王朝的文化生活，给盛唐增添了斑斓绚丽的艺术色彩。
在社会风俗方面，盛唐由于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来往比较密切，“胡化”的色彩较为浓厚。对此，玄宗采取了一些“禁胡化”的措施，但从整体上看，玄宗对“胡化”的禁止，收效并不大。终唐之世，中原地区汉族的“胡化”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汉化”，一直是民间生活中的主流。就连玄宗自己也很快就放弃了对“胡化”的禁止，而开始提倡“胡化”，在文艺领域则更是如此。
在玄宗采取的禁胡化措施中，以其禁泼寒胡戏最有代表性。中宗时，泼寒胡戏在长安蔚成风气。所谓泼寒胡戏，来自于波斯，与我国有些少数民族的泼水节有点相仿，只不过时在冬月而已。开元元年（713年）十月，张说上谏道：“泼寒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亵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义，樽俎折冲之礼”，认为不合中华传统礼仪，建议禁断巳玄宗接受了这一建议，于十二月下诏道：“腊月乞寒，外善所出，渐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以后，无问蕃汉，即宜禁断。”泼寒胡戏由此被明令禁止。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泼寒胡戏只不过是一个民俗性的枝节问题，之所咀被禁止主要是因为这一民俗与中原传统文化的差距过大。而中原地区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胡化，甚至长安、洛阳两京的胡化，并未因禁止了个泼寒胡戏而中断。另外，除了禁断泼寒胡戏以外，在史籍中投有见到玄宗在禁止相仙青而环要确计苴柚的舌七攀措困廿右地中学家阱肇涛寨胡戏为例，过分地强调了玄宗反对“胡化”的一面，与史实不大符合。可以说，开元时期，社会风俗和文化上的民族融合，始终占据着主导位置。从现在出土的唐朝文物、壁画等材料来看，尚不能说反对“胡化”在玄宗的各种治国措施中具有重要地位。
社会风俗中的民族融合，是无法以行政命令禁绝的。从开元时期到天宝年间，由于中原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密切交往，唐朝的社会风俗和文化生活深受少数民族的影响。“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元稹在《法曲》一诗中也对开元、天宝时期的“胡化”描述道：“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普遍的“胡化”现象，与玄宗本人对“胡化”的态度由禁止到提倡的转变不无关系。
在开元时期，玄宗的统治措施并不是始终如一的。特别是在宫廷生活及其对社会风尚的影响方面，玄宗经历了一个由俭到奢的变化，社会风气也随之经历了一个由兢兢业业到奢侈豪华的变化。这一变化，对开元之治的影响是重大的。开元十七年（729年）四月，关中天气突变，蓝田山被大风雷雨摧裂百余步。占十术士就此阐发道：“人君德消政易则然。”占十术士的这种说法，是用天人感应观点解释自然现象，用自然灾害讥讽政治行为的必然结论。“德消政易”的说法，反映了当时玄宗在统治行为上的转变。这一转变，对社会风尚有着重大影响。
开元十六年（728年），玄宗移到兴庆宫听政。以此为标志，他在风尚上开始由提倡节俭逐步发展到追求奢华。开元十七年（729年）；玄宗已经四十五岁，长期单调的公务使他感到疲倦和乏味。于是，他性格中铺张浪费、玩乐享受的一面越来越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在这年的八月初五，玄宗庆贺生日，设宴招待百官达贵。酒酣耳热、轻歌曼舞之际，张说和源乾曜率文武百官上表，请以玄宗诞辰为嘉节，玄宗欣然同煮，称“朝野同欢，早为姜事。依卿来请，宣付所司。”千秋节由此确立。到开元十八年（730年），根据礼部的奏请，又把千秋节与民间祈农报年的乡社结合起来，自此，千秋节成为全国性的重大节日。“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乐，休假三日。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作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此后，年年千秋节都要大举庆祝一番。开元后期，玄宗在千秋节宴请百官的制书中称：“今属时和气清，年谷渐熟，中外无事，朝野义安。不因此时，何云燕喜？卿等即宜坐饮，相与尽欢。”在召集京兆父老宴饮的救令中称：“今兹节日，谷稼有成。顷年以来，不及今岁。百姓即足，朕实多欢。故于此时与父老同宴，自朝及野，福庆同之，并宜坐食，食讫乐饮，兼赐少物，宴讫领取。”处处表现出了一副功成名就、及时享乐的架势。
除了千秋节，从开元十八年（730年）起，玄宗以天下无事，还下令大臣百官于春节旬休，各自寻找胜地，踏春游宴。于是，朝廷内外，官宦士绅都沉湎陶醉于奢侈享受之中。尽管唐玄宗在开元中晚期大不如前，但从总体上看，开元之治毕竟把唐王朝推向了兴盛的顶点。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开元之治所取得的成就，是历代王朝所少见的。
开元之治的出现，显然是与唐玄宗分不开的。无论我们怎样据谓当时的料套田素，如果没有玄宗在即位初期的励精求治，与辅政大臣的通力合作，开元之治不可能“必然到来”。宪宗时的大臣崔群，对开元之治产生的原因归纳道：“玄宗少历民间，身经遭难，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勤庶政。加之姚崇、宋瑕、苏颧、卢怀慎等守正之辅，孜孜献纳，故致治平。”旧史家对开元之治加以高度赞扬，称：“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后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赐醣赏而放哇淫，惧其荒也；叙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蔸兵而责帅，明军法也；朝集而计最，校吏能也。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辔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西着君长，越绳桥而竞款玉关；北狄酋渠，捐毳幕而争趋雁塞。象郡、炎州之玩，鸡林、鲲海之珍，莫不结辙于象胥，骈罗于典属。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谓冠带百蛮，车书万里。天子乃览云台之义，草泥金之札，然后封13观，禅云亭，访道于穆清，怡神于玄牝，与民休息，比屋可封。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康哉’之颂，溢于八纯，所谓‘世而后仁’，见于开元者矣。年逾三纪，可谓太平。”
唐人《开天传信记》也对开元期间的盛世景象描绘道：“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人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其瑞叠应，重译麇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开元之治，把唐玄宗推到了辉煌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