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说说开元之治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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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宗教盛行,诗歌大成(1)

唐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形成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民族和睦、中外交流频繁和国力强盛。与此相联系的是,唐朝实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和宗教政策,因而各种宗教都得到充分的发展,盛极一时,宗教活动空前活跃,一派发达景象。从外国传入内地的各种宗教,也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与发展。唐朝宗教文化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治、经济、哲学、文学、道德、音乐、美术、建筑、雕刻、科技等诸多领域均有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从唐太宗到唐武宗,唐王朝都坚持三教并重、多教共存的政策。即或是偏重佛教的武则天,也认为三教任务相同,令人撰写《三教珠英》。朝廷大典时,往往令三教代表人物上殿宣讲各自的经典。唐朝实行三教并存、多教共存政策,使人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由于唐王朝实行三教并奖政策,三教之间的融合成了三教关系中的主流。就佛教而言,唐朝的佛教已是中国化的佛教,不同程度地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品格。在佛教的诸多宗派中,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尤其是禅宗,完全是中国独创的新宗派,受儒道两家影响最深。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只要“明心见性”,即可成佛。就道教而言,唐初的清净无为学派如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等人,其学说皆援佛人道,轻炼丹符篆,重清修养神。王玄览吸取佛教三世皆空和万法唯新学说,以灭绝“知见”为得道。司马承祯主张人与道一体,应静心修道,从而达到彼我两忘,恰如涅槊之境。甚至佛教的报应说、轮回说与天堂地狱说,都逐渐被道教不同程度地吸取。

就儒学而言,虽有如傅奕、韩愈那样的反佛儒者,但更多的儒者是爱好佛法,认为佛儒相通,可以互补。有唐一代,喜爱佛法的儒家学者不胜枚举。在唐朝三教合流的社会气氛中,士大夫阶层人士三教兼习或二教兼习已成为一种风气,热衷与僧、道交游;同时,僧人、道士结交儒者、朝廷官吏,熟悉儒家学说者亦大有人在。当时的诸多宰相、大臣,同僧人道士交往密切;僧人习儒家典籍者,如浩初“通《易》、《沧语》”,元嵩“资其儒,故不敢忘孝;迹其高,故为释”。总之,儒佛道三教在唐朝的共处,已为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所接受,成为多数人多元信仰精神生活的一大特色。

佛教文化本身就是唐朝文化的一颗明星,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诸多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佛教文化在唐朝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佛教活动的社会化和世俗化,使佛教教义和礼仪渗入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成为当时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佛教法会有常例和不定期两类,常例法会有佛生日、成道会、涅巢会、讲会、孟兰盆会、天子诞辰、国忌等。不定期法会包括佛牙供养法会、斋会、八关斋会、讲经法会等。法会所举行的佛教仪式内容和礼仪颇多,有诵经歌咏,举行法会时所吸引的群众很多,场面很大。

佛教对唐朝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影响,在于盛唐诗歌中深浸着佛教的脱俗和超逸精神。所谓以禅人诗、以诗述禅的样言诗,在盛唐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平生信佛的王维,其诗以表现禅宗情趣见长,后世有“诗佛”的雅称。他的《鹿柴》写空山人语、林景青葺,把空山人寂的情景和世界寂灭无常联系在一起。王维的《一住寒山万事休》诗,更是饱含禅宗机锋的禅言诗。佛教对唐朝文学的又重要影响,是以讲述佛经故事为主的“变文”,其说唱形式的保留和说唱内容向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的转化,即由雅文学向俗文学的转化,在唐朝出现了《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董永变文》、《孟姜女变文》等等,这又为后世开创了几语文学和白话小说的先河。

佛教对唐朝绘画的影响,在于涌现出一批佛画大师。唐朝的画圣吴道子,便是著名的佛画大师。他曾在长安、洛阳:京作佛、道壁画300余间房屋,树立了一代新的画风。著名的诗人王维,又是著名的画家。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风洒脱超然,淡泊高远,独具风格。佛教绘画为唐朝绘画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佛教对唐朝雕塑的影响,首先见于佛像的雕塑上。敦煌石窟中的释迦涅槊雕像,清瘦羸弱,目中古有无限的慈悲与智慧。石窟中的大力金刚彩塑,尽得阳刚之美的健美造形。壁画中的飞天仙女,更是栩栩如生。今日云岗、龙门、敦煌等石窟中,聚集了诸多雕塑彩绘,是唐朝佛像雕塑彩绘精品的荟萃之处。

不仅如此,道教文化作为唐文化的内容之一,对唐文化的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道教中的一些理论,与中医学和中药学有一定的联系,孙思邈本人便是道士兼医学家。至于道教中的炼丹术对化学知识的积累、火药的发明、金属的冶炼,均在不同程度上起过推动的作用。道教注意炼气炼神,包含有气功的合理内容,对养生之道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据《唐书》记载,孙思邈102岁,道士叶法善享年107岁。唐朝的一些清修无为派道士,多为哲学家,他们的论著是唐朝哲学的组成部分之一。

道教对唐朝文学艺术的影响之一,在于道教中的一些仙话,在唐朝形成民间故事,又形成民间文学。例如唐与五代的道士钟离权、吕洞宾、张果等人被后人艺术化,到宋代形成了“八仙”的民间传说,从中派生出不少文艺作品。唐朝的一些志怪传奇,如《柳毅传》、《南柯太守》、《枕中记》、《游仙窟》等,其中渗透着某些道教意识。这些作品,后来又演变成戏曲。道教故事中的仙人与仙境,对发扬文学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手法有所贡献。道教对唐朝文学艺术的影响之二,在于唐朝的一些诗词以咏神仙事迹为题材,或借助神仙故事进行艺木构思。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相信道教,写了不少歌咏神仙的诗,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他本人也被称为诗仙。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写有一些游仙类的诗篇。白居易《长恨歌》的结尾部分,也是借助于道教的想像力完成的。在绘画方面,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八十七神仙卷》,阎立本的《十二真君像》,都是以道教神仙为题材的绘画名作。

盛唐诗歌是唐朝诗歌的辉煌时代,在文学史上被誉为“盛唐气象”、“盛唐之音”,是开元盛世文化昌盛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一,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盛唐诗坛上的诗人,依其生活经历、作品题材和艺术风格,可分为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的田园诗人和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

孟浩然(689-740年)是襄阳(今湖北襄阳)人,早年隐居襄阳,曾游历长江上下,40岁人长安应进士科举不第,返乡后漫游吴越,写了不少山水田园诗歌,山水隐逸是孟诗的主题。孟诗语言简净流丽,情深高雅,格调颇高,独具一格,比初唐诗歌有明显进步,显示出唐诗从初唐向盛唐过渡的痕迹。

盛唐时期的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山水田园诗人是王维。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开元九年中进士,官至殿中侍御史。王维诗歌题材广泛,主要有政治诗、边塞诗和山水田园诗。

在王维的诗篇中,山水田园诗更是独具特色,因而被后人列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山水诗,诗中有画,动静相生,名篇佳句甚多。如写大自然幽静恬适之美的《山居秋暝》中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写秋雨过后山村傍晚景色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洞中。”还有意境开阔、气势雄伟的山水诗,如《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蔼人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还有意境空寂、感情寂寞的山水诗,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在王维的田园诗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新晴野望》: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处,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其他如写田家生活的《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荆扉。雉锥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习逸,怅然吟式微。可见,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构思精巧,音韵和谐,诗画与禅趣融为一体,又多用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的形式,艺术成就很高,对后来的山水诗和山水画有深远的影响。

盛唐时代的山水田园诗人,著名的还有储光羲,其作品《田家杂兴》、《田家即事》以及《钓鱼湾》等,皆为传世名篇。此外,裴迪、常建等人,也有山水田园佳作。

盛唐时代的边塞诗,均为有过军旅生活的诗人所作,其代表人物有高适、岑参以及王昌龄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