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中宗和韦后重用亲信，排斥异己，引进了一大批衣冠小人。特别是靠贿赂封官，开斜封之路，用墨敕行令，破坏了正常的行政秩序。所谓斜封者，是指没有经过三省以及吏部的“三唱三注”法定程序，而由皇帝委派随从人员直接从禁宫侧门发出的官吏任命通知。所谓墨敕者，是指没有经过中书起草、门下审覆，正式用过朱印国玺，而由皇帝通过宦官送出来的“便条”。这种斜封官员的增加和墨敕行令的泛滥，使官吏队伍急剧膨胀，政务处理紊乱不堪，成为当时的一大弊端。
武三思与韦后天天在唐中宗面前诬陷敬晖等人，说他们“依仗着自己曾经立下的功劳专横地干涉朝政，这将很不利于大唐江山的稳定”。中宗听信了他们两人的谗言。武三思等人趁机向中宗建议：“不如封敬晖等人为王，同时罢免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这样的话，表面上是对他们的宠爱和赏赐，而实际上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唐中宗很赞同这个办法。随后，唐中宗封侍中、齐公敬晖为平阳王，谯公桓彦范为扶阳王，中书令、汉阳公张柬之为汉阳王，南阳公袁恕己为南阳王，博陵公崔玄暐为博陵王，并且免去他们的宰相职务，赏赐他们金帛鞍马，只要求他们于每月初一、十五朝拜天子。又赐桓彦范姓韦氏，让他与韦后同族。在武三思的命令与操纵下，武则天时期的政策又在这个时期重新恢复执行，只要是拒不趋附武氏集团的人都会遭到排斥，那些被张柬之、桓彦范等人贬逐的人重新起用，武三思大权独揽。
张柬之等五人请求中宗削去武氏集团成员的王爵时，曾找人帮他们草拟奏表，众多的朝臣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帮他们。中书舍人岑羲代他们草拟了表章，措辞严厉；中书舍人偃师人毕构正轮到负责宣读这一表章，言语和神态显得十分严厉。武三思得志后，岑羲代就因为当年的那份表章被改任为秘书少监，毕构也被贬谪为润州刺史。
武三思暗中遣人将韦后的肮脏行为分条列出，并把这些文字张贴在东都洛阳的天津桥上，文字中还请求中宗诏告天下废除皇后。唐中宗雷霆震怒，下令御史大夫李承嘉将此事追查到底。李承嘉上奏说：“这些文字是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暐派人书写和张贴的，尽管上面所写的只是请求废黜皇后，可是他们实际上是阴谋叛乱，请陛下下旨将这五个人灭族。武三思还让安乐公主在宫中制造不利于他们的舆论，并命侍御史郑愔在外朝对他们进行弹劾，不分是非黑白的中宗让刑部对他们结案判刑。大理丞三原人李朝隐上奏说：敬晖等人尚未受到详细讯问，不应这么快就将他们处死。”大理丞裴谈上奏说：对敬晖等人的案子可以依照皇帝的制命直接处以斩刑，没收财产，不必再审讯了。唐中宗想到以前赐给敬晖等人铁券，答应过不对他们处以死刑，于是下旨将他们长期流放，将敬晖流放到琼州，将桓彦范流放到渡州，将张柬之流放到泷州，将袁恕己流放到环州，将崔玄暐流放到古州，这五个人的后代中凡是超过十六岁的都被流放到岭外。中宗提拔李承嘉为金紫光禄大夫，将其爵位晋升为襄武郡公，大理丞裴谈也被提拔为刑部尚书，又将李朝隐外放为闻喜令。
武三思示意太子李重俊奏请中宗灭敬晖等人的三族，唐中宗没有同意。中书舍人崔湜对武三思说：“以后要是敬晖等人又回到朝中，仍然要成为祸患，您最好派使者过去以皇帝的名义把他们全部杀掉。”武三思问他可以派谁去，崔湜把大理正周利用推荐给他。在这以前，周利用由于遭到敬晖等人的憎恶，被贬为嘉州司马。武三思于是让周利用代理右台侍御史职务，奉命出使岭外。等到周利用到达岭外时，张柬之和崔玄暐已经死去，周利用在贵州遇到桓彦范，便令人将桓彦范捆绑起来。放倒在竹筏子上拖着走，一直到身上的肉被磨掉露出骨头时才将他用杖打死；在抓住敬晖后，便将他剐死。袁恕己平常服食丹药，周利用硬逼着他喝有毒的野葛汁，袁恕己喝下好几升之后还没有被毒死，毒性发作，袁恕己难以忍受，用手去扒土，几乎所有的指甲都被磨掉后，周利用才让人用棒子把他活活打死。周利用回到洛阳后，被提升为御史中丞。薛季昶屡遭贬黜，在被贬为儋州司马时服毒自杀。
武三思杀死张柬之、敬晖、桓彦范等五人之后，权势比唐中宗还大，他经常说：“善人恶人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对我好的人就是善人，对我不好的人就是恶人罢了。”
那个时候，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和鸿胪卿甘元柬都是武三思的同党。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五人都是武三思的耳目，这五人被人们称为“五狗”。
武三思和安乐公主等人的所作所为，诱发了太子重俊的未遂政变，也连带上了相王以及太平公主。肃章门之变后，侍御史冉祖雍上奏道：“安国相王及镇国太平公主，亦与太子连谋举兵，请收付制狱。”在御史大夫苏垧审理太子谋反案时，曾有人告发过相王和太平公主。“初，右台大夫苏丑司治太子重俊之党，囚有引相王者，垧密为之申理。”不过，由于苏璃、岑羲、萧至忠等人竭力为相王辩护，中宗才设有追查下去。特别是萧至忠，哭着对中宗说：“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罗织害之乎！相王昔为皇嗣，固请于则天，以天下让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内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中宗听了此言后大为感动，放了相王一马。但是，经过这么一折腾，执掌大政的韦后，甚至包括中宗在内，对相王以及他的儿子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戒心。于是，李隆基及其兄弟们先后被外放出京。这反而给李隆基培植自己的心腹、形成自己的势力提供了机会。
太子重俊被镇压之后，韦后和安乐公主并不是从中吸取教训，而是进一步地专权。既然没有了太子，而且武三思已死，韦后就开始肆无忌惮地进行“韦氏宜革唐命”的准备。
韦氏是京兆万年人，中宗做太子时，纳她为妃。嗣圣元年（公元684年），中宗、韦后分别被武则天宣封为皇帝和皇后。这一年，韦氏跟随被废的中宗一同到房州居住。中宗儒弱胆小，非常害怕武则天，惶惶不可终日。每看到武则天的使臣一到，他害怕得就要自杀。韦后十分镇静，安慰他说：“祸福无常，最多不过一死，为什么要如此惊恐地折磨自己呢？”中宗依靠韦后的陪伴与支撑得以渡过难关，所以对她非常感激，二人感情很深。中宗对韦后许诺说：“如果有一天能够重登大宝，我一定满足你的所有要求，让你随心所欲。”中宗后来当上皇帝后履行了当年的约定，而韦皇后也仗着中宗的宠爱而干涉朝政，就像武则天当年一样，朝臣对此非常担忧。继贾虚己之后，桓彦范又上疏说：“周易》说：‘妇女没有什么过失，在家中主持家务，就是吉利。’《尚书》说：‘要是母鸡司晨打鸣，这个家庭就要败落了。’我发现陛下每次临朝处理政事，皇后就坐在帷帐后面参与对军国大事的处理。我看了以前朝代的历史总结出，无论哪个君主，只要与女人共同执政就会导致国家破灭，自己也没有好下场。何况阴凌驾于阳之上，是不符合自然法则的；女人欺侮凌辱自己的丈夫，这是违背伦理道德的。望陛下观察古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勿忘社稷百姓，让皇后只住在中宫里，专心于女子的教化，不要到外朝来参与国家政事。”在这以前，慧范依靠虚妄的邪说结交权贵，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等人关系不错，韦后对他也另眼相看。到了后来张易之等被杀之后，韦后又说张易之被杀这件事慧范是参与了的，因此有功。于是慧范被授银青光禄大夫，并且赐给他上庸县公的官爵，以便让他可以自由进出宫禁，唐中宗也很多次身着便衣到他的住所。桓彦范又上表指控慧范用邪门歪道紊乱朝政，请求将他处死。唐中宗没有采纳这些建议。
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后宫里传开了皇后衣箱出现五色彩云的“征兆”。韦氏家族的大臣们也“阴导韦氏行武后故事”。从表面上看来，“武周革命”的历史又悄悄地重演了，只不过是主角换了姓名而已。
韦后在那里以异乎寻常的热情进行着“革命”的准备，她的宝贝女儿安乐公主也不甘寂寞。在丈夫刚刚死后，她就同早已与自己有勾搭的武延秀再婚。武延秀是武承嗣的小儿子，据说貌美姿媚，作为武则天时期与少数民族“和亲”政策的牺牲品，曾“出嫁”到突厥，娶默啜可汗女，但突厥人因他不是李唐宗室而拒婚。结果因祸得福，因为武延秀会唱突厥歌，会跳胡旋舞，得到安乐公主的青睐。而武延秀的野心，并不比韦后和安乐公主的野心小。当上驸马以后，他似乎看到了实现野心的希望。公主府里的下属顺着武延秀的意思，对他进言道：“今天下苍生，犹以武氏为念，大周必可再兴。按谶书云：‘黑衣神孙披衣裳。’驸马即神皇之孙也。”这些奉迎拍马者的鼓动，说得武延秀跃跃欲试，企图和安乐公主成就一番“大事”。
但是，历史的第二次重演，往往是闹剧。韦后与安乐公主，有武则天式的野心，却设有武则天式的本事；武延秀等人，有武承嗣和武三思式的权势，却没有武承嗣和武三思式的算计。后人曾评价说：“韦庶人、安乐公主、武延秀等，可谓贵矣，可谓宠矣！权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灭德，神怒人弃。”所以，他们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只不过是使怯弱而又糊涂的中宗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
太子重俊政变不成，使李隆基对政变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最起码使他对政变的严峻性和危险性有了直接的感观，看到了仓促起事、准备不周而导致事败的血的教训。从武则天执政起，宫廷斗争就连续不断。李隆基及其父亲唐睿宗李旦，作为武则天的儿子和孙子，一直处在这种斗争的焦点上。在李隆基还是一个九岁幼童的时候，由于皇室的继嗣之争，李成器的生母刘氏和李隆基的生母窦氏惨遭飞来横祸，于长寿二年（公元693年）被武则天所杀。李隆基的外祖父也被贬职为罗州（今广东广西交界处）司马，一家被流放岭南。这一变故，肯定给年幼的李隆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唐中宗李显是个庸碌无为的皇帝。他重用外戚，在反正复唐后，几乎又酿成一场新的灾难。
早在高宗去世时，中宗第一次即位，就把国家大政交给了皇后韦氏家族。他任用韦皇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执掌门下省。顾命大臣裴炎极力反对，以为不可。中宗大怒，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消息传到武则天那里，武则天大怒，就把中宗的皇位给废掉了。在宣布废中宗为庐陵王时，中宗还不服气，反问武则天道：“我何罪？”武则天回答说：“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至中宗反正以后，他并未吸取第一次当皇帝时失位的教训，而是又把大权交给皇后韦氏。韦氏的热衷权势，比武则天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她的政治才能，则与武则天有天壤之别。
李隆基环顾朝中，几大实力人物均不足以与韦后对全。父亲李旦过于软弱，姑妈太平公主声誉不佳。李隆基把众强屏息的形势视为自己发展的好机会，当仁不让地接过了为唐室靖难的重任，借以实现他的人生追求。他把在潞州组纵集团的经验成功地搬到了首都，将一些才识之土和豪富吸收为骨干，在他的帐下，最出色的人物是县尉刘幽求和皇苑总管钟绍京。有了基本阵营，他开始和太平公主频繁接触，以求结盟。希望改变政局的太平公主，自然表示通力合作。最后一步是落实武装力量，在王毛仲的作用下，李隆基和羽林军精锐万骑部队也形成联盟。
李重俊和武三思同归于尽，韦后感到得大于失。这时，中宗已经成了韦氏集团夺权最后和最大的障碍。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六月夏末一天，中宗中毒暴崩。关于中宗的死因，《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均作毒死。但当代也有史学家认为，中宗实际是患病而死；所谓毒死之说，实际上是李隆基执政后为自己诛灭韦氏寻找合法依据的掩饰。《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也认为中宗被毒死的说法缺乏证据。不管中宗是不是韦后毒死的，韦后显然是把中宗之死作为自己临朝听政的一个台阶，她和安乐公主在中宗死后的所作所为，把她们母女置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随后，韦后开始效仿武则天知政事。在韦氏亲信控制的外地部队陆续调防京城后，朝野间对中宗的突然死亡没有公开的异议，精明的韦后不敢径自走向帝位，她抬出李重茂做少帝暂时充当一下傀儡，以完成必要的过渡。韦后的这些作为，成全了李隆基。让李隆基可以打着捍卫唐室、为中宗复仇的旗号，名正言顺地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