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是用作印于文件上表示鉴定或签署的文具，它除日常应用外，又多用于书画题识，后来逐渐成为我国特有的艺术品之一。
印章的起源
我国的雕刻文字，最古的有殷的甲骨文，周的钟鼎文，秦的刻石等，凡在金铜玉石等素材上雕刻的文字通称“金石”。
玺印即包括在金石里。玺印的起源或说商代，或说殷代，至今尚无定论。根据遗物和历史记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战国时代已普遍使用。起初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印章范围扩大为证明当权者权益的法物，为当权者掌握，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
先秦的印章
战国时期，主张合纵的名相苏秦佩戴过六国相印。近几年来，出土的文物又把印章的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也就是说，印章在周朝时就有了。
传世的古代玺印，多数出于古城废墟、河流和古墓中。有的是战争中战败者流亡时所遗弃，也有在战争中殉职者遗弃在战场上的，而当时发动机惯例，凡在战场上虏获的印章必须上交，而官吏迁职、死后也须脱解印绶上交。
其他有不少如官职连姓名的，以及吉语印、肖形印等一般是殉葬之物，而不是实品。其他在战国时代的陶器和标准量器上，以及有些诸侯国的金币上，都用印章盖上名称和记录上制造工匠的名姓或图记性质的符号，也被流传下来。
古玺是先秦印章的通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一般最早的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朱文古玺大都配上宽边。印文笔画细如毫发，都出于铸造。白文古玺大多加边栏，或在中间加一竖界格，文字有铸有凿。官玺的印文内容有“司马”、“司徒”等名称外，还有各种不规则的形状，内容还刻有吉语和生动的物图案。朱文古玺大多加边栏，或在中间加一竖界格，文字有铸有凿。
隋唐的印章
隋代继秦代之后，开启了我国古代印章制度与风格的又一新的历史阶段。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简牍早巳全面退出日常生活，纸张在政府公文等方面的普遍使用，公印不再局限于简牍上所能取得的狭小平面，边长从0.023米左右猛然增大至0.054米左右。由于印体加大，公印不像秦汉时代那样刊刻职官名而发给官吏本人佩带，而是转为发给以官吏为代表的官署，完成了由职官印向官署印的转变。公印不再佩带而变为匣装，置诸衙署。
其次，由于印章不再钤抑封泥而转为钤于纸帛，封泥时代结束，钤朱时代到来。印泥出现了。同样出于追求醒目的实用目的，公印也由秦汉的阴文转为阳文。
再次，秦汉印主要分铸、凿两种，故所用缪篆平正谨严。隋代公印是用薄铜片盘曲成印文再焊于印面上，故又称蟠条印。其印文盘曲，多为圆曲笔道。后世为将宽大的印面填满，更将文字笔画任意重叠折绕，发展为九叠文。
第四，秦汉时代，官印从不署款。从隋代开始，官署印有了刻款的习惯。有印款隋公印凡见三例，皆刻铸造时间，如“观阳县印”，背部凿款“开皇十六年十月十五日造”。
宋代的印章
宋初百废待兴，官印一度袭用五代旧印。不久重铸公印时，印文多嵌“新”或“新铸”字样，以区别于五代公印，如北宋太平兴国五年“东关县新铸印”等。百官印一律用铜铸造，大小依官阶高低而有所区别。
宋早期公印印文与印边粗细相若，以后印边逐渐加宽，如989年铸“拱圣七都虞侯朱记”印边已比印文宽近一倍。至南宋景定元年铸“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印边已宽达0.003米。
宋公印印文不再如隋印那样用蟠条法制造，而是直接铸造，印文笔画间已不似隋唐印疏阔。方长形柄钮已不见穿孔。与隋唐公印偶有背款不同，北宋早期公印多刻有年款，标明铸印年月，如“东关县新铸印”背凿“太平兴国五年九月铸”。中期以后，在刻凿年款的同时，还凿有兼管颁发铸造的机构“少府监”的名称。如“保捷弟一百三弟六指挥使朱记”。南宋公印转由文思院统管，背款中“少府监”遂为“文思院”取代。
夏辽金的印章
两宋时期，与中原汉族政权对峙的皆为少数民族政权，北方有辽，西北有夏，东北有金。后来辽为金灭，后来居上的蒙古人又毫不客气地收拾了西夏、金，最后灭宋建立了元朝。
这四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和朝代，在公印制度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宋朝公印制度的影响，但又创造了自己一些别具一格的特点，在印文上出现了有趣的现象。西夏公印用西夏文，辽、元公印有的用汉文；有的用契丹文或八思巴文，金公印则全用汉文。
（1）西夏公印
西夏，1038年至1227年，是由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其文字吸收了汉字笔画的一些特点，但与汉字完全不同。西夏公印有以下几个特色。
我国古代公印基本上皆为正方形，宋辽金元也莫能外，西夏公印却独用圆角形式。
隋唐以来，朱文公印已流行了400年，但西夏公印皆为满白文，笔画极粗，而且使用边框。其印文吸收了宋朝流行的九叠文特点，印面安排匀整饱满。
印文从两字到6字不等。其中两字的“首领”印最多，占现存西夏公印的9成。“首领”两字西夏文为上下安排，与汉人两字印多作左右安排不同。
两宋公印一般背款中只刻铸印年月和机构。西夏公印却在印背左边刻铸印年代，不记月日，更不见铸印机构。而在钮右印背刻执印者姓名，这在汉人公印制度上是从来不见的。有时西夏公印在背钮顶端还用西夏文刻“上”字，这显然是受到宋印的影响。
（2）辽印
辽，916年至1125年，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其子民分为以农业为主的汉人和渤海人，以及以畜牧业为主的契丹和奚等族人。为此，辽本着因地制宜，“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原则，实行南面官、北面官并行的制度。公印也分别采用汉篆文和契丹文。契丹文又分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
契丹文为辽神册五年根据汉字隶书之半增损得之。1125年金灭辽后，仍继续使用，直至1191年才废止。明清以来已无人认识，成了真正的“绝学”。
（3）金朝公印
金朝，1115年至1234年，是由我国东北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女真族所建，曾与南宋、西夏鼎足而立，对峙百余年。
金建国之初，使用在征辽伐宋过程中掠去的辽、宋官印。1156年海陵王改革金朝官印，追缴袭用之辽、宋旧印。1149年至1189年成为金代公印的典范时期，公印铸造精工，外观平整光滑，很少见到气孔和毛刺。
金印一般印背左侧刻造印机构名称，如少府监、礼部、尚书礼部、行宫礼部等，右侧刻铸印年及月。印台侧面刻印文名或兼印章的编号。如1200年的金“库普里根必刺谋克印”，印台左侧面刻“库普里根必刺谋克印”，印背右侧刻铸印年月“永安五年闰二月”，左侧刻造印机构“礼部造”。
金朝晚期内忧外患，金廷只好扩大军队，增设军官，致使同—军职和同一级军事机构的公印数量激增，同一名称公印只好按顺序编号。编号有两个系统，即五行系统和千字文系统。这种编号印主要流行于1209年至1234年。
元朝的印章
元朝，1271年至1368年，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其公印有汉文印和八思巴文印两类。前者行用于八思巴文颁行以前的辽元代早期，如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辽中京大名城遗址出土的1265年“武平县尉司印”，印文即为标准汉文九叠篆。
1269年，忽必烈命令国师八思巴创立拼音文字八思巴文，即所谓“蒙古新字”，以后汉字九叠文公印就越来越少了。八思巴原为西藏喇嘛教萨逊派法王，他创立的新字不像辽、金、夏文字皆与汉字有一定渊源，而是从藏文发展而来。其八思巴文印吸收了宋印九叠文的特点，极为匀称整齐，棱角分明。元八思巴文公印的一大特点就是背款皆为汉字，这也是今天我们识别八思巴文的最重要依据。
明清的印章
明代，1368年至1644年，皇帝、王府之宝用玉箸篆玉印。这种篆书“笔画两头肥瘦均匀，末不出锋”，乃“篆书正宗也”。此外，明代内阁印用玉箸文银印，直钮，方一寸7分，厚6分；将军印用柳叶文，平羌、平蛮、征西、镇朔等将军印用螭鼎文，皆银印虎钮，方3.2寸，厚9分；其余百官印都用九叠文，铜印直钮，这类印比重最大。如故宫博物院藏明1389年造“朵颜卫都指挥使司之印”。
明代直钮已由两宋长方形板状钮变为上小下大的椭圆柱状，加高至0.08米左右，形成后世俗称的“印把子”。明代官印背款皆凿年款及编号。
应该指出，两宋之时，九叠文中所谓的“九”是—个概数，极言其多，不一定确有9叠，也可能只有5叠、7叠，叠即一字中横画的层数。但明代九叠文中绝大多数确有9层横画。
清代百官印等级区分同样十分严格，印章普遍有所增大。其字体有蒙古文楷书、满文、汉篆等。最常见的是汉满文对照同时出现在印面上，这也是清公印的一大特点。其中汉篆中，九叠文不太兴盛，出现了玉箸篆、悬针篆、柳叶篆、芝英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