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乾荣
余秋雨先生近日就他与古远清的案子接受记者采访时，一方面说，“这个案子只有一个内容：孙维世之死的真相”；另一方面又说，“就我的官司而论，三年来他们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出了6本书，围攻之势早已铺天盖地”。而从他回答记者关于“打官司太浪费时间”问题时说的“拯救中国的文化生态，比写什么文章都重要”来看，他当然不是为打官司而打官司。既然这样，人们便不能光就这桩官司来说事儿。
余古的官司，让他们打去。我们这里要“打”的，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官司”。
一、余秋雨的哥们儿魏明伦先生在《答余秋雨书》中说，批评余某的人，是“诱你公开论战，激你与他对话，最好炒成某人与某人之争，传为新闻，载人年鉴”。魏氏把批评者称为“苛求者”，说他们会“就此伴随被苛求者之名一起并列文艺史册争鸣篇章”。很多遭到批评的“名人”，比如赵忠祥之流，均持此论调。但这话对于我们，则纯粹属于诬蔑。
我们就是默默无闻的俗人，但是我们不屑于靠自诩为“名人”的他们那些人“成名”。没有他们那些“名人”，我们就没着没落，就哭天抢地，就不活了？他们的作品锁在抽屉里自然没人批评，一经发表，就成了社会的东西，即使我们不看，我们的儿孙也许会偶然看到，也难免受其影响，那么，我们就有权利评论这作品。怎么能把人家的批评说成“横挑鼻子竖挑眼，胡搅蛮缠绕弯弯”（魏明伦语），因而批评者就成了“小人”（余秋雨语）
或“消灭不完的苍蝇”（赵忠祥语）呢？他们大人物的名誉值钱，我们小人物的名誉也不是可以随意践踏的。
余秋雨总爱十分不满和非常不屑地说，批评者为什么自己不去“创造”——意即只有他们才是“创造者”，别人“没资格”批评他们，只能闭上贱嘴。余氏的哥们儿魏明伦狠狠批评过牛群（权当他是真心批评），语言放肆，甚至有点儿下流，无异于谩骂，就不是“以逆反心理牾牾当代名家”（魏明伦语）了？他怎么不先写和演出至少一个优秀相声以后，再批评卓有成就的相声作者和演员牛群呢？魏氏不无得意地说，他“客串杂文”，“不串则已，一串便捻虎须”，端的了得！他讥讽郭沫若善变；抨击宋庆龄、许广平封建思想严重；把大作家姚雪垠批评得几乎一无是处；又在全国政协会上指责一个弱女子赵薇……这些都是可以的、正当的，怎么我们批评一个余秋雨就犯了“天条”呢？他是不是一个完人、圣人，比“虎”还“虎”，其“须”绝对“捻”不得？余秋雨也是经常批判他心目中的“小人”的。也许，只有余氏这样的“大人”、“大才”，或魏氏这样的“全才”、“鬼才”，才有资格“在老虎嘴上拔毛”吧。郭、宋、许、姚等人的成就、地位、名气，都远大于魏某人，他批评人家，是不是也想让自己的大名彪炳于青史？“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逻辑，当然越是在名人、强人那儿，就越盛行了。
或许可以告诉魏明伦、余秋雨们，我们的批评本身怎么说，总有点创造意义吧（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创造）。他们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在“传播文明”，要打造好的“文化生态”，难道我们只能一味吹捧他们，谬夸他们，而放任他们作品中的错误（哪怕是魏氏所谓的“鸡毛蒜皮”）谬种流传，误人子弟，才算“建设文化”，我们的人格才够得上“正人君子”吗？
余秋雨上面提到的“他们”，显然包括200多篇文章以及6本书的“所有”批评他的作者。他说“围攻”，却不指出具体“围攻”之人。别人“围攻”没“围攻”，我们先不判断，但我们这几位作者认为，他这样说是对我们的诬蔑——因为我们只是指出了一下他的错误而已。据此，我们几位作者提起诉讼，要求余秋雨停止侵犯我们的名誉权。这也关系到“中国的文化生态”问题嘛。余秋雨还指责批评他的人是与盗版集团相勾结的“文化杀手”，也请他指名道姓，把这些盗贼通通揪出来示众，并绳之以法；否则，他会被认为在那儿虚张声势，无的放矢，而凡批评过他的人却难免背上黑锅，大大地有损于名誉。
——几个批评过余秋雨的人
二、余秋雨先生在《笔墨祭》一文中写到林纾时说，“刘半农假冒‘王敬轩’给他开了个玩笑”，我刘半农非常愤慨。那明明是钱玄同干的事，我只是以《新青年》记者名义“答王敬轩”，余先生怎么能如此胡言乱语呢？他这样白纸黑字的“钱冠刘戴”，还不听批评，拒不纠正，连我的重孙子，都要怀疑我的历史，以为我是个造假者了。我自己无力打假，权且在九泉之下向阳间公道法庭提出名誉权诉讼。
——刘半农
我也蒙了不白之冤——谁跟我“开了个”什么“玩笑”？此大损本人清誉，愿与半农兄共同起诉余某。
——林纾
三、在《洞庭一角》一文中，余先生写道：“它的腹地，有舜的女儿娥皇女英坟墓。”这简直是诬蔑我们夫妻乱伦。作为被诬的丈夫和妻子——舜、娥皇、女英——我们三人控诉余秋雨对我们名誉的践踏。余先生的“学者散文”，可不是如今大行其道的“戏说”啊。别以为我们是传说中人物，或许那二妃“墓”里连个毛也没有，就可以任自以为是的才子们去胡乱编排我们的“家谱”了。
——舜、娥皇、女英
我也要求一同起诉，因为娥皇女英是我的女儿，是我把她们嫁给舜的。
—尧
四、余先生在《三十年的重量》一文里，一方面说我“编写过的东西很多，质量也不低”，另一方面又说我“没有某个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可比的地位”，所以没资格评教授。请问：
一，既然我编的东西“质量不低”，为什么不能当教授？二，中国那么多教授，有几个像余先生那样，是“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可比的地位”的？而没有这个“领先”和“地位”，就不能当教授了？这是不是余氏的独特标准？余某还在文中暗示，我这个可怜人似乎向他这个名学者、名教授、名作家、高职评审组长巴结什么，比如余氏说我“非常诚恳地告诉”他，“曾读过”他的哪些著作和文章云云。难道我要凭着自己的可怜和对他的膜拜，以及曾经“指点”少年时的他做过文章这点“资格”，让他在评审时放我一马，给我弄一个“教授”当当吗？而他，又是多么地一副“包公”相啊。余某公然让我如此尴尬“亮相”，还说“不能……引起老人心头哪怕淡淡一丝的窘态”，可真有点欺人太甚的味道。我最恨的就是这一句。但这个问题我似乎不好告他，这里只是吐吐闷气而已。
——一个退休大学教师
此致明眼人的法院
具状人几个批评过余秋雨的人
刘半农、林纾
舜、娥皇、女英、尧
一个退休大学教师
2000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