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翰
多年来，出版界有一个随心删书的毛病。其积也久，是个痼疾；
其源也远，影响甚大。试举例以明之——
例一：一九七八年二月，上海一家出版社用“新一版”印行了高步瀛选注的《唐宋诗举要》。《出版说明》说：作者“是一个清末的桐城派的古文家，因此他的诗论不免继承了桐城派的观点。在注释中除了引用王士祯、沈德潜等人的见解之外，并且大量引用了桐城派中姚南青、刘大、姚鼐、方东树以至曾国藩、吴汝纶等人的言论，这里面有不少迂腐甚至是反动的东西和封建性的糟粕，尤其是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评语，大抵是毫无文学批评价值的空说，已经全部删去。”
这百把字的《说明》，基本上否定了清末一个很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否定了这个流派的几员大将。我很怀疑，这种删书办法是否会真正有益于学术研究。高步瀛的老师是吴汝纶。吴汝纶曾师事曾国藩，曾、吴都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史）
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由于是师生关系的缘故，高步瀛引用曾、吴的言论，料想会是一些比较直接的材料；将这些很有研究价值的文史资料“全部删去”，未免可惜！按此标准删书，那可供读者阅读的书就大大减少了。
例二：马蹄疾同志怀着对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同志敬仰的心情，辑录了一本《许广平忆鲁迅》，为研究鲁迅提供了比较系统的专题材料。
他在《编例》中说：“文章中提到的某些人和事，由于革命的发展和深入，情况或有变化，除删去个别字句，其余仍从其原貌，亦不另行加注。”这又是另一种标准的删书办法。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远不是如《编例》所言，仅仅“删去个别字句”，而是整段整段地删除，删去了关于鲁迅和瞿秋白同志革命交往的历史资料。我以为，我们不应该用这种办法来对待历史，对待已经作古的前人。
政治上的风云，人事上的浮沉，曾经使某些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伤透了脑筋，迫使他们随着政治气候的阴晴明晦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在一九五五年初发表了一篇论文：《“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当时正在发动批胡适。于是，诗人就在论文中臭骂了胡适。由于憎恶和尚恨及袈裟，新月派主要诗人徐志摩也不能幸免。到了一九七九年初，政治气候变了，诗人就将自己那篇论文修改后重新发表。调子又因时势不同而异。如说：“谈用白话写诗，不能丢开胡适”，“他是第一个用白话写诗的人”。对徐志摩，“我们应该肯定他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进行学术研究，不时修正已被证明是错误的结论，是件正常的事。但是，因人废言，可以不顾历史事实。这种办法，也实在使人寒心，痛心。所谓“扬之则升天，抑之则人地，说热则热到沸腾，说冷则冷逾坚冰。人物仍是一个，而市价早晚不同。是非失却标准，评定可以随心”，欺之谓欤？
例三：还有另一种难以理解的删书标准。向警予同志是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著名的妇女运动领导人。为了纪念她英勇就义五十周年，人民出版社在一九七八年编了一本小册子。内容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战友们怀念她的回忆文字；第二部分是烈士“遗著选编”，共收入十八篇文章。真遗憾，这些人选的文章也难逃被删的劫运。经编者注明“编人本书时有删节”的就有六篇之多。既然已是“选编”的“遗著”，当然是珍贵的革命史料了，为什么不让读者得窥全豹呢？
今年第五期《文学评论》二篇资料性的文章，介绍了日本近年来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情况。据作者说：“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数以千计’，力量相当雄厚；又据不完全统计，每年见于各报刊的有关文章，总在二百篇以上，有关的书籍，也总有二、三十部”。单是对晚清的几个著名作家如吴趼人、曾孟朴、刘铁云等，所辑录的研究资料就比较完备。我不妄自菲薄。我相信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决不会在日本朋友之下，但是，我却很赞赏他们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对原始资料的兼收并蓄工作。我们倘要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力争跨越前人，走向世界水平，难道能够离得开原始资料吗！外国朋友重视保存文化遗产，重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很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