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
现在，各大众传媒上神往五六十年代的语言、文字和面孔已十分常见。对这种今不如昔的“集体无意识”，我总是心生狐疑，想下一番功夫，推敲推敲。
固然，五六十年代学过雷锋，搞过建设，可五六十年代也打过右派，饿死过人，革过文化的命。人们最不能忘怀五六十年代的典型事件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多么友爱，多么温馨。可人们至今没有设想过，假如那六十一位中毒者不是民工，不是所谓阶级兄弟，而是右派，是所谓阶级敌人，其命运会怎样？这当然是假想，可也有一件事实参照。作家从维熙的妻子、北京日报记者张沪因车祸住进医院。病愈出院时，从氏夫妇前往致谢，医院院长说：“没什么好谢的，要知道你是右派，我们不会这么下功夫抢救。”
抢救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是北京人，时当五六十年代的一九六一年；说这番话的医院院长也是北京人，时在五六十年代的一九五九年。
五六十年代确有闪光的事件，但毕竟这一切都建立在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视为仇敌、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社会心态上，而只有天知道是依据什么标准划定的这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的界限。今天，最受诟病的现象莫过于所谓道德滑坡，见死不救屡有所闻，然而较之五六十年代，国人今日的道德水准我认为已是非常之进步了。见死不救，固不道德，可这种遭遇毕竟是极少数；而五六十年代一部分人视另一部分人为仇敌，恨不得对方一下子从肉体上消失于这共戴的天底下、共生的国度里，那是多大个比例呀！既是仇敌，遑论道德，何况又是那么大的比例。这是天大的道德问题，可整个五六十年代谁把它当成道德问题考虑过？
较之于五六十年代的平均的挨饿，我宁肯选择今天的贫富悬殊；
较之于五六十年代的文化战场，我宁肯选择今天的“文化快餐”；较之于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斗争中心地位，我宁肯选择今天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不是五六十年代一无是处，而是说五六十年代并不像今天有些人所神往的那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弊绝风清，穆穆洽洽。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它各个方面远不如改革开放这二十年。那么今人为什么如此执迷于五六十年代呢？想来想去，想起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著名论断。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人事愈放愈大，尧舜禹压根不存在，是后世学者受了时事的影响，在想象中逐步完成了一个乌托邦。看到二十来岁的青少年学生也屡屡怀念征引五六十年代，我就想，岂止上古史，当代史都见出“层累”的迹象了。数以千万计的五六十年代的饿鬼冤魂算是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