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知青”也就成了报刊上的热门话题。前不久，一家报纸的编辑朋友来电话，说他们正在进行回忆“知青生活”的征文活动，托我向身边当过“知青”的熟人、朋友约稿。他没有命我写，因为他知道我没有当过“知青”——
没有当过“知青”的人，当然没有资格来谈论“知青”了。
放下电话，我却想：我固然没有当过“知青”，但我曾经作为一个乡下孩子，或者，作为一个当地人，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天看见“知青”。我曾经与“知青”有过很深切的接触。“知青”给我留下了不只是一桩终生难忘的记忆。我对“知青运动”的感受、认识，“知青”给我留下的记忆，难道不也有足够的理由成为对“知青生活”和“知青运动”的一种陈述？
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巨大的历史运动。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有三千万城市青年被迫迁移到了农村。“知青运动”是在农村这“广阔天地”间展开的；三千万城市青年的“知青”身分，是在与农民的“相结合”中被确立的。是三千万城市青年与广大农民共同完成了这一历史运动。农民，是“知青运动”的另一半。正像我们今天还在回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移民运动一样，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场“知青运动”，也肯定会成为后人回顾、研究的对象。今天关于“知青”的所有谈论，都可能成为后人了解、评说这场运动的资料和依据。然而，从最初的“知青文学”到眼下五花八门的回忆文章，都出自当年的“知青”之手，都只能说是一种“知青话语”。当年的“知青”们、作为完成了“知青运动”的一半，垄断着关于这场活动的全部话语权。而另一半，却始终在沉默着——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当年的那些“学生娃”们，正在争先恐后地说着当年的乡村生活，当然，也在对他们说三道四、评头品足。
由于“知青”对农村和农民的感受与认识并不一致，由于“知青”与农村和农民结成了种种不同的关系，“知青话语”也是音调杂乱的。有的高亢，有的低沉；有的庄重，有的佻薄；有的一往情深，有的心有余悸……但不管怎样，在“知青话语”中，“知青”总是主体，而农村和农民则只能是客体，被置于受打量、受审视的境地。但“知青运动”却不只是一场城市青年打量和审视农村与农民的运动，它也同样是一场农村和农民打量和审视城市青年的运动。在“知青”写出的小说和回忆文章里，我们常常见到对首次与农民相遇的叙述。
“知青”们来到村口，村中的大人小孩围成一圈——这是一个“经典场景”，是一种类似于婚礼的仪式。在这一刻，城市青年被赋予了“知青”身分，他们与农民的“相结合”开始了。也正是从这一刻，“知青”与农民开始了相互打量相互审视。但这一场景，这一仪式，至今只被以一种“知青话语”在反复叙述着。在这一情境中，农民有着怎样的感受；当他们首次遭遇这些闯入他们生活中的城市青年时，他们心里在怎样想——这些，似乎将要成为历史之谜。
再举一个例子。在一些“知青小说”中，我们会读到对“知青”与乡村姑娘之间所谓恋情的叙述。在这种小说中，我们都会看到，作为“知青”的一方当年是怎样真挚地爱着那村姑，而始聚终散、始乱终弃，又是怎样地迫不得已。但如果让当年的村姑们来诉说那段心灵的创伤，那给人的感受可能并不一样。
迄今为止的“知青”形象都是“知青”的自我塑造。“知青”或许并没有资格独自承当对“知青”这一形象的塑造。“知青”哪怕写下再多的文字，也只能完成自我形象的一半，而另一半，应由农民来完成。只有当各地的农民也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知青”形象时，“知青”形象才能说是完整和真实的。
既然“知青”的身分是在与农民的“相结合”中得以确立和延续的，“知青”在自我塑造时，必然也塑造着农民形象。被“知青话语”塑造的农民形象，同样是残缺的和未可全信的。
“知青”与农民的关系，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也只有“知青”在单方面地讲述着这种关系。被以“知青话语”所讲述的这种关系，也必然是不全面的。“知青”在自我塑造时，在回忆与农民的关系时，总会有意无意地强化某些东西，也总会自觉不自觉地遗漏某些方面。有些被“知青”忽视的东西，有些被“知青”认为是不值一提的方面，在农民看来，或许正是很重要极难忘的。例如就我来说，“知青”的某类给我极大刺激的行为，“知青”在面对农民和所有当地人时的某种令我终生难忘的表现，就从不曾被“知青话语”触及过。
“知青”当然并非蓄意要垄断关于“知青”的话语权。农民本就没有话语能力，陈述这一历史事件的使命，也就只能由“知青”单方面承担。这使我想到，有多少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只留下了一面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