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认为兵智之道当在“仁、信、勇、严”四字之上。最佳的方案是“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有“不战”、“制胜”、“诡道”、“武案”诸类。
●人的力量犹如千斤顶，因此能否用活一个人，常是取胜的关键。凡不知此道者，即使人才再多，也都会成为一堆“废物”。
【原典。
冯子曰：岳忠武论兵曰：“仁、智、信、勇、严，缺一不可。”愚以为智尤甚焉。智者知也。知者，知仁、知信、知勇、知严也。为将者患不知耳。诚知，差之暴骨，不如践之问孤；楚之坑降，不如晋之释原；偃之迁延，不如蓉之斩嬖；季之负载，不如孟之焚舟。虽欲不仁、不信、不严、不勇而不可得矣。又况夫泓水之襄败于仁，鄢陵之共败于信，阆中之飞败于严，邺河之谷败于勇。越公委千人以尝敌，马服须后令以济功，李广罢刁斗之警，淮阴忍胯下之羞。
以仁、信、勇、严而若彼，以不仁、不信、不勇、不严而若此，其故何哉？智与不智之异耳。愚遇智智胜，智遇尤智尤智胜，故或不战而胜，或百战百胜，或正胜，或谲胜，或出新意而胜，或仿古兵法而胜。
天异时，地异利，敌异情，我亦异势，用势者因之以取胜焉。往志之论兵者备矣，其成败列在简编，的的可据，吾于其成而无败者，择著于篇。首“不战”，次“制胜”，次“诡道”，次“武案”。岳忠武曰：“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武案则运用之迹也。儒者不言兵，然儒者政不可与言兵；儒者之言兵恶诈，智者之言兵，政恐不能诈，夫惟能诈者能战，能战者，斯能为不诈者乎！
【解译。
人生是一个棋局，犹如挑兵布阵，你是胜手，还是败手，均在于布局战术。
【冯氏智慧。
形逊声，策绌力。胜于庙堂，不于疆场。胜于疆场，不于矢石。庶可方行天下而无敌。集《不战》。
【经典诠译。
冯梦龙认为：无敌之法在于胜算，而不在于实战。这就把谋划之功提到了首位。
冯氏案例：解决难题不可莽撞
假如你遭遇难题，一定不可莽撞，而是要用一种下棋战术去对付它，这样，你下一次就不会遭遇同样的难题。以下例子可供参考：
“诸葛恪”诸葛恪有才名，吴主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钱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武侯闻之，遗陆逊书，陆公以白吴主，即转恪领兵。
恪启吴主曰：“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恪请往为其守，三年可得甲士四万。”朝议皆以为丹阳地势险阻，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甚幽邃，人民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伏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铸山为甲兵，俗好武习战，高气尚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林，若伍之走渊，援抗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具窟藏，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驭而羁也。恪固言其必捷，吴主拜恪丹阳太守。恪至府，乃遗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熟，辄引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得。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
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长吏胡伉，获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执送于恪。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
民闻伉坐戮，知官唯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
“陆逊”嘉禾五年，孙权北征，使陆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逊遣亲人韩扁赍表奏报，还，遇敌于沔中，钞锣得扁。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旋，贼得韩扁，具知我阔狭。且水干，宜当即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当有以。”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已旋，无所复感，得专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已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设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
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敌素惮逊，遽还赴城。瑾便引舟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走趋船，敌不敢干，全军而退。
“李光弼”史思明屯兵于河清，欲绝光弼粮道，光弼军于野水渡以备之。既夕，还河阳，留兵千人，使将雍希颢守其栅，曰：“贼将高廷晖、李日越，皆万人敌也。至勿与战，降则俱来。”诸将莫谕其意，皆窃笑之。
既而思明果谓日越曰：“李光弼长于凭城，今出在野，汝以铁骑宵济，为我取之，不得则勿反。”日越将五百骑，晨至栅下，问曰：“司空在乎？”希颢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颢，吾死必矣。”遂请降。希颢与之俱见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晖闻之亦降。或问光弼：“降二将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战，闻我在外，以为可必取。日越不获我，势不敢归。廷晖才过于日越，闻日越被宠任，必思夺之矣。”
《传》云：“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然过威，亦复偾事，史思明是也。△冯氏不战之释用（一）
不战而屈人之兵《智囊》有这样一条原则：与对手交战，最佳的结果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对手不是铁板一块，就可以瞄准间隙，因“隙”利导，间施巧计，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安史之乱进入到第5个年头，史思明抢占了叛军头目的宝座。唐肃宗怕郭子仪功高震主，也把平叛大军从郭子仪手中交给了李光弼。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史思明率数十万大军猛扑两京。李光弼见敌众我寡，为确保长安的安全，干脆让出空城洛阳，亲率5万人屯驻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北），北连泽、潞数州，依托黄河，虎视洛阳，控制安军侧背，从而使史思明不敢贸然西进。
史思明见无法西进，李光弼的防守又无隙可击，便屯兵河清（今河南孟县西南），企图切断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于是驻军野水渡（今河南济源、孟津二县之间的黄河上）加以抵制。
两军对峙一日，傍晚，李光弼自回河阳，留兵千人，命部将雍希颢留守。临走时李光弼告诫道：“贼将高廷晖、李日越均有万夫不当之勇。他们来了，你们千万不要出战。如果他们投降，你们就与他们一道回来。”言罢即走。众将领却听得莫名其妙，暗暗发笑。
第二天大清早，果然有一贼将率领500骑兵来到野水渡。雍希颢见其来势汹汹，知不可硬拼，便对军士们说：“来将不是高廷晖便是李日越，我们应听元帅告诫，不必出战，只须从容等待，看他如何行动。”于是裹甲息兵，吟笑静观。
来将走到防御栅栏下，看到李光弼所带的军队竟会如此松散，不禁大为惊奇。于是喝问守将：“李光弼在吗？”
雍希颢道：“昨晚已回河阳。”
来将问：“留守多少人马？”
雍希颢答：“千人。”
来将问：“统将是谁？”
雍希颢是无名小辈，来将显然从未听说过。雍希颢见来将沉吟不答，左右徘徊，猛想起李光弼的话来，猜测来将莫非真是来投降的，赶紧发问：
“来将姓李还是姓高？”
“姓李。”
“想必便是李日越将军了？”
“你怎么知道？”
“李光弼元帅早有吩咐，他说将军你对朝廷素抱忠心，不过一时为史思明逼迫才勉强跟从叛乱，今特地命我在此等候，迎接将军归唐呢。”
李日越踌躇了一会儿，对左右说：“今天无法抓捕李光弼，只有雍希颢，回去无法交待，不如归降唐朝吧！”众人均不答话。李日越便说要投降。
雍希颢赶紧开了栅门，即带着李日越一起去见李光弼。李光弼十分高兴，对李日越特别优待，并视为心腹猛将。李日越感激万分，请求写信去招降高廷晖。哪知李光弼却说：“不必不必，他自然会来投诚，与公在此地相见的。”众将领听说，更觉奇怪，连李日越也被弄得糊里糊涂，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哪知过了数日之后，高廷晖果然率所部前来投降。李光弼于是奏报朝廷，请求给李、高以官职。史思明失去了两员虎将，李光弼则转守为攻了。
手下因见李光弼如此轻而易举地降服两将，怀疑他们三人是否有约，便去问李光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李光弼说：“我与两将素不相识，哪来密约？不过是因‘隙’利导，揆情度理罢了。史思明经常对部下说，李光弼只善于守城，却不会野战。我出城驻军野水渡，他当然视之为捕杀我的天赐良机，肯定要派猛将来袭击。史思明有个天大的毛病，就是残暴待下，对于败军之将无法容忍。如果哪位将军放过如此良机而让我生还，他还不把那将军生吞活剥？李日越奉命而来，却得不到与我作战的机会，势难回去见史思明，请降唐军岂不在情理之中？高廷晖的才勇远在李日越之上，他见史思明残暴，而李日越却在唐军中得以宠任，自然也想到我这里来谋占一席之位。”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李光弼揆情度理，瞄准史思明酷待部下的“间隙”，有意制造李日越惧怕回去见史思明的情势，并安排优厚的待遇，从而使李日越、高廷晖自然地投降了唐朝。我们把这种根据对手之间的某种漏洞、缝隙或者各种离心力，并有意加以放大，顺势使对手放弃敌对态度的计策叫作“因‘隙’利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往往需要奋力拼搏，才能使船前行。“因‘隙’利导”则如顺水推舟，显得轻松自如。如果李光弼与李日越、高廷晖硬拼，且不说要损兵折将，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当时实际上处于不利地形，李光弼也无必胜的把握。李光弼妙用此计，则不费一枪一弹，不战而全胜了。
从上可见，《智囊》“屈人之兵”的智慧，即在许多场合，都同样存在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况，如果你能善用“因隙利导”之计，自然也同样能取得这种奇效。△冯氏不战之释用（二）
切忌一味较劲《智囊》以为“骨力”是一个人做事的概本，也就是说，人既应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骨气，又要有躲避狂风暴雨保存自己的机智。这也是成功者一个必备的智慧。
曾国藩晚年很后悔，说自己应该在攻下天京时退守江湖，如果这样，就不会有“剿捻无功”、“津门受辱”等“画蛇之笔”。实际上，正如曾国藩所声辩的那样，僧格林沁剿捻数年，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剿捻伊始，就责望过高，好像他一出山捻匪就该如鸟兽散一样。他说这不公平，他也没有这个本事。这听起来，似乎无奈，实则为一种进退之功。
当捻军冲过他设计的贾鲁河防线驰入山东时，调入京师的官文抓住把柄，大肆煽动，并再次放出暗箭，射向曾国藩。他利用位高权重的有利条件，暗中煽动那些满洲贵族，重弹多年老调，认为曾氏兄弟及其湘、淮系统大将占据地方的许多高位，并非国家之福，规劝太后和皇帝，重视汉人宜防的祖训。当太后不以为意之后，官文又拉拢一批满员，联合地方权贵，收买言官，掀起反对曾国藩的一个浪潮。这就是曾国藩所不理解的，为什么“河防大计”仅仅在一次战役中失利，就出现一群言官上疏弹劾，而皇帝也连下谕旨申斥的原因了。
同治五年（1866）九月间，官文用重金收买御史朱学笃，上疏重劾曾国藩误国、庸陋等六大罪状，疏中极尽挖苦讥讽，几乎不是对一个“有功”之臣，仿佛欲置其于死地。最令曾国藩不解的是，慈禧太后将此弹劾折发交廷臣议处，这无疑是一个信号：清廷已不信任他了，该“兔死狗烹”了。由于有此波澜，曾国藩回两江也很没有面子。所以他上疏宁可留在军营效力，也不回两江。随后几天，又有法国人上书清廷，讲恭亲王不胜任军机大臣之职，应该撤掉，将王爵让给李鸿章。又说李鸿章兄弟同任封疆大吏，“东南已非国有”。这无非是离间之计。在此内外的煽动下，曾国藩感到十分灰心。他连上三疏坚拒回两江。同时，陕西巡抚刘蓉、陕甘总督杨载福等同时乞休。清廷见湘系大吏纷纷“救援”，只好下旨斥责御史朱学笃，又安慰曾国藩一番。
本来慈禧太后在曾国荃对官文的劾案后已和平解决了曾、官的矛盾，对此案反映出的满汉矛盾也采取了和解的政策。但经官文暗中一拨弄，京城内外便掀起罢斥曾国藩的风浪来。太后和皇帝也改变了态度，对曾国藩及湘、淮大员，尤其是湘系地方大员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裁制。曾国藩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他对“河防”的暂时失利不服气，而对清廷的下旨申斥表示了自责，但他自刻了一枚写有“会办中路剿匪事宜”的“木戳”，上奏要求开去各缺，仍以散员身份留在军营效力，他满有把握认为清政府会发下“温旨慰留”，让他继续任前线统帅，直到把捻军镇压下去为止。
但是这次他想错了，等了一个多月，却于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1866年11月27日）等来了一通“严旨切责”。
这一次的“以退为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曾国藩接旨后心里很是气恼，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庸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于己，获祸亦所不顾。”他心里仍不想离开前线，嘴上说打算向皇上“一连数疏”，申请回家养老了事。然而他又估计错了，信发出去才两天就接到朝廷谕旨，令他把钦差大臣关防“赍送徐州”（此时曾住济宁）由李鸿章护理，休假一个月后回任两江，曾国藩见清廷对他如此无情，干脆说他既然不能胜任钦差“剿捻”之任，不如连两江总督之任一同开去干净。十天之后，上谕以日递五百里的速度送到济宁曾国藩行营。上谕说：“曾国藩当体仰朝廷之意，为国分忧，岂可稍涉嫌虑，固执己见！着即懔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专意剿贼，迅奏肤功。”寥寥数语，使他看到了慈禧太后那愤怒的面孔，于是不再坚持己见，只得怏怏南返，回任两江了。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认为对不可抗拒的力量只能顺从，否则一味较劲，对自己则是一无所益，因此只有在权势者的轻视、冷落中面向未来再图崛起，重建新功，让世人包括薄情于他的当权者重新认识到他的重要。
谋取胜局不是硬着头皮往前冲，而是要有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方法。当然，这是一种最高的智慧。《智囊》告诉人们：硬着头皮往前冲，只能自绝生路，被强大的对手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