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发军赵媛媛[113]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依照《中英南京条约》的规定，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公民居住。但对于外国人的居住地问题，1843年10月8日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明确规定“各国夷人在五口居住之地，议定界址，不许逾越”。[114]然而，历史事实表明，外国侵略者并没有遵守这项规定，而是屡屡扩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个问题早有关注，但对此中情形的阐释说法各异，笔者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拟对此再做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方最高代表朴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于1843年9月24日及1843年10月4日两次通知耆英，英国方面将派炮兵上尉巴富尔（George Balfour）为领事，另派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为翻译，赴上海经理开市贸易。[115]1843年1月18日，巴富尔和麦华陀到达上海。11月12日，巴富尔在上海城内租赁一所房屋，作为英国领事馆。泊船码头也随之选定在上海城北，即黄浦江（本名黄歇浦，简称黄浦，而黄浦江则为俗江之称）西岸与吴淞江（即苏州河）交会地带。
通商码头所在位置，决定了英国商民居所，必须同时选定在上海城北的黄浦江西岸。在中英双方未商定外国人居住地之前，因为码头所在的关系，英商已开始租地建房居住。随后，继任的英国最高商务代表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经考察之后确定上海北门外临黄浦江边的码头地带为英人居住区，同时把初步考察的结果，报告到英国政府，这时所勘定的地区不过九英亩，约等于六十华亩（每英亩等于3560平方英尺，约等于中国营造亩六·六亩）。这是上海开埠后最早的商埠区界范围，也可以说是英国代表所选定的最早的租界范围。
1845年11月29日，苏松太道员宫慕久以官方告示形式公布中英商妥英民在上海居住的租地区域，并同时公布了这一地带的地皮章程。其中重要之点，在于划定英民租地建舍区域：以洋泾滨（本名应为杨泾滨，开埠以后，谓称洋泾滨）以北至李家庄（本名李家厂，后谓称李家庄）以南为范围。这是所谓上海租界开创的最原始根据。[116]这个告示正文，只划明南北两界，东面则根据地皮章程第二条，暗示以黄浦江岸为界。西界则无明白规定。[117]
1846年9月24日，英国领事巴富尔再度与宫慕久协议，确定英民租地区域界限的四至。当时明白规定的四界是：南至洋泾滨、北至李家庄、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所谓界路就是以后租界内的河南路。至于李家庄则为以后的北京路。）全部面积，约达830华亩。同时巴富尔也千方百计地把英国领事馆移建在这个区域。对巴富尔的做法，英国政府初始也表示反对。但尽管有英政府训令反对，巴氏仍决然施行。而在巴氏去任后，最终在第二任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之手，设法取得英政府承认。这个范围，已经是中国官方放宽允许英国人租地建屋的地区。其本意并非一次完全租给，尤其不是全权出让。
道光二十八年，英国继任领事阿礼国又一次向苏松太道员麟桂要求推广租界。中英双方于1848年11月27日订立协定，由北界的李家庄，向北推展到吴凇江口（苏州河）岸；由西界的界路，向西推展到泥城滨；西南达于周泾，南界则仍为洋泾滨，东北到吴凇江口（苏州河）第一渡场，西北亦达吴凇江岸。全部面积达2820华亩，超过上次所划界的三倍。[118]
二
上海开埠后，法国第一任领事敏体尼（Louis Charles Nicolas Maximilien de Montigny）于1848年1月25日到达上海，并在上海北门外洋泾滨以南地带租屋居住。同年7月，法商雷米（Remi D.）提出要在上海租地建造商行。敏体尼就此事开始与上海道员（此后上海道、沪道皆为苏松太道之简称）吴健彰交涉，但未成功。不久吴氏去职。敏体尼又与继任道员麟桂继续交涉，终于在1849年初达成协议。1849年4月6日上海道出示公告，公布划定的法国居民租地建房之区域：南至上海城外濠北岸，北至洋泾滨南岸，西至关帝庙褚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这就是上海法租界起始的区界。法国商民最早居住区以及法国领事馆，均在上海城外东北地带，占地约达五六百华亩，与英国商民居住区隔洋泾滨相对。[119]
1853年发生的小刀会事件为法国提供了一次在上海租借地扩界的机会。1853年9月7日，小刀会首领广东香山人刘丽川率领广东福建籍会众，在上海起事，杀死县令袁祖德，囚禁上海道吴健彰，占据上海。清政府下旨给江苏巡抚许乃钊，催促他收复上海。许乃钊因而派按察使吉尔杭阿带兵围攻上海。清兵围攻上海时，东、南、西以至西北各面，均有驻兵，各有统兵官统率攻城。在此情况下，上海北门外的外国居住区，就成了小刀会与外界沟通的通道。[120]当时居住在商埠地带的外国人，主要是英、美、法三国，其中以英国居民为最多。为维持英美住区内安全，早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他们就成立了上海义勇队（Shanghai Local Volunteer Corps，即后日之万国义勇队，或万国商团），由英国军舰孟买（Bombay）号供给武器。对于中国此种内战，原先他们均表示采取中立态度，不介入任何一方。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很快就卷入战争的旋涡。由于清军的三面包围，使得小刀会从东南西三面与外界联系取得接济非常不容易，只有北门外洋泾滨以至黄浦江一带是最方便出入之地。由于小刀会大多是闽广水手和码头工人，对这样的港埠地带非常熟悉，而军火米粮的接济又与港埠有密切关系，于是小刀会便频繁地出入外国人商埠地区，由北门取得接济入城。由于有买卖可做，洋商们对他们并不加以阻止。但对于清军来说，要进行有效封锁，就必须堵住这个大漏洞。驻扎在租界外泥城滨西岸的所谓的著名北营的清兵在此监视小刀会在北门的活动，并随时进入英界截拿会众。此间，清兵不经意间误犯了一两位英国居民，并最终在咸丰四年三月初七日（1854年4月4日），引起了英美义勇队对清军北营的进攻，这就是西方文献中所称的“泥城之战”（The Battle of Muddy Flat）。此次英军击破清军北营后，清军不敢再犯英界。[121]
“泥城之战”过后，英美领事立即通知城内小刀会首领，要求他们不可再进入洋泾滨北岸。经过数度交涉，咸丰四年六月二十日（1854年7月14日）小刀会首领公布一张告示，禁止会众进入洋泾滨以北。但在上海城北洋泾滨以南地带，则建筑炮台，与清军时有战斗。同时英美领事通知清军统将，不许进入英界交战，也不许越过周泾以东。但对于上海城北的洋泾滨南岸，则不加干涉。这是租界洋人向双方保持中立的明确态度。[122]
1854年12月3日，上海清军统帅吉尔杭阿致英美领事照会，向英美两国领事表示，清军营地向西北西南撤退，用竹篱割断进入商埠道路，并保证决不再有兵员进入洋人居住区，追截小刀会众。但也要求洋人认真地维持中立，使小刀会众也不得进入商埠，尤其不能接济小刀会众，同时要求英美法三国领事允许清军在沿英商居住区南界洋泾滨，西自陈家木桥起，向东新筑一道围墙，以确实断绝小刀会进入英界之路。这种要求，英美领事没有拒绝，于是吉氏筑墙包围计划得以实行，并向租界内外居民出示晓谕。
由于清军包围上海，并作出要夺回上海城的努力。小刀会为应付困局，则不断自东门外靠黄浦江岸取得接济，但江中有清军水师拦截，水路也等于被围。向北门外过洋泾滨是英租界，原是最佳的安全接济来源。但经英美严守中立，此区也不得进入。所以小刀会绝不能放弃洋泾滨和南岸地带，否则就不可能出北门一步。碰巧法国租界正位于洋泾滨南岸东端。一方面小刀会仍然常常进入此地，取得接济；另一方面，清军与小刀会在北门外对战之际，小刀会常常由东向西开火，清军则越过周泾向东攻打，法租界位于小刀会众阵地背后，自然受炮火之劫。此时法国领事已换为伊但（Benoit Edan），对此双重困扰，急于求得解决。伊但（Benoit Edan）在与停泊在上海码头的法国海军司令辣厄尔（L’amiral Laguerre）商量后，派人在法军的支援保护下，沿法商居住区外围修筑三道围墙。其目的在于隔绝城内会众的进入，也等于是法界对小刀会实施封锁。[123]
法租界构筑围墙，严重地影响到城内的接济。同时就北门外形势而言，反而有利于清军进攻，这就割断了小刀会向东的退路。为保持在北门外的活动据点，小刀会众决计在围墙外数百公尺地方建筑一座土炮台。但被辣厄尔视为对法国的报复，这是法国决不能容忍的。法国于是先由领事伊担派人入城，要求小刀会众自行拆除。然而小刀会不予理睬。1854年12月9日早晨，辣厄尔派出法国一小队水兵，前往强行拆除小刀会炮台，双方发生冲突，一名法国水兵受重伤而死。由此又更引起法军的武力报复，并照会小刀会首领，要求他们自动退出上海，同时天天以大炮从领事馆向城中轰击。至此法国已完全卷入中国内战之中。[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