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志松[236]
教育思潮是一定时期某一教育学者群体共同的教育价值观或方法论体系。20世纪以后，随着美国杜威实用主义教育著述的出版与传入，特别是1916年至1921年间，杜威在其学生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人的支持下，在中国宣讲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国掀起了一股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当时对实用主义有多种称谓，如“实用主义”、“实验主义”、“有用主义”或“实际主义”等，但基本义是相同的，即都主张教育要与社会实际及学生生活相联系，反对传统的形式主义教育方法。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传入中国后，渐为中国教育界所接受，黄炎培于1913年撰写了《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237]一文，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实用主义教育的命题，黄炎培说，“余之提出此主义（指实用主义）于教育界，在去岁（1913年）八月。实则怀抱此意，良非一日，盖积年所闻见所感触之社会现象、教育现象与夫自身执业经历体验之所得，使余倾向于此实用之一途。”[238]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廉方即认为，“人之为学当务实用，而教育之本旨即为造就实用之人。”[239]教育家朱兆萃也说，“实验主义教育学说的中心及其根本观念，是为‘经验的改造’”。[240]《申报》曾多次对杜威在华活动及其演讲的内容进行报道，《新教育》出版“杜威专号”，《教育杂志》也连续几年发表《台威氏之教育哲学》[241]《学校之社会的训练》[242]等文章，介绍实用主义教育。
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同时又融入黄炎培等人对中国传统教育脱离社会实际及脱离生活的反思，实用主义教育成为当时中国教育的一大潮流，正如张显光所说，“近世教育潮流，非趋重实用主义乎？研究教育家提倡于前，实施教育家声应于后。于是教材取实用，学科重实用，教授方法亦渐次趋合于实用二字。此非教育界之好现象乎？”[243]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有多种表现形式，龚启昌总结到，这些教育思潮，“五花八门，实在也觉得太多了。忽而民族教育，忽而公民教育，忽而又来生活教育、生计教育、民生教育、职业教育、劳作教育、生产教育……等一大套，真是不胜枚举。”[244]追求教育革新和教育科学化是这些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共同点，反传统、求进步、平民化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同时，这些思潮都要求教育的宗旨、目标、形式、内容与方法等方面必须从生活实际出发，适应社会发展。[245]
一、职业教育思潮
职业教育思潮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颇有影响的一种教育思潮，主要倡导者为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同黄炎培一起提倡职业教育的江恒源等人认为，“教育不过为解决国家、社会、个人种种问题中之一种方法，但是国家、社会、个人的许多问题，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别，所以教育也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在现今的世界，尤其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之下，提倡职业教育，实为急需之图。”[246]职业教育思潮兴起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所提供的历史机遇。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中国教育体系正承受着新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冲击，大力发展实业教育成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职业教育的提倡者们主张沟通教育与实际生活、社会与社会职业的联系，强调学校教育应该授以学生从事某种职业所需的专门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训练。黄炎培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是“以职业为中心的教育”[247]。庄泽宣认为，职业教育是“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人获得适当的职业，俾成社会健全分子。”[248]江恒源等则将职业教育分为，“农业教育，工业教育，商业教育，家事教育，公职教育（如文书员、事务员等公共机关人员），专业教育（如律师、医师、教师、新闻家及其他职业，需要高等训练者）”[249]。职业教育提倡者们主张从全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教育，认为，“社会是整个的”，研究教育史“至少也须用全社会的眼光，来看教育，讲教育。”因为“世界是整个的”，研究中国的教育“至少也须把全世界做立脚点，来看教育，讲教育。”就教育讲教育“是万万不行的”。[250]
江恒源等人认为，从对个人的作用来看，职业教育可以解决生计问题；从对国家的作用来看，职业教育可以增进社会生产力。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为个人谋生的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的准备，为国家和社会增加生产能力的准备”[251]，最终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职业教育机构的办学方针是社会化、科学化；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是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职业教育的基本规范是敬业乐群。把个人谋生放在了职业教育首位，其次强调职业教育在为社会服务和人的发展方面发挥作用。
职业教育思潮是一种影响很大的教育思潮，不仅对20世纪20年代的学制改革、教育革新活动和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而且曾引起当时实业界与政界的广泛关注。
二、民众教育思潮
民众教育思潮是一种以爱国知识分子为主体，要求通过提高民众的素质来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教育思潮。民众教育思潮提倡民众教育，影响深远，是近代中国众多教育思潮中最重要的教育思潮之一。中国民众教育导源于甲午战争后之办报兴学，徐锡龄将其发展时期分为，“简易学堂时期，1895～1911；通俗教育时期，1912～1918；平民教育时期，1918～1926；民众运动时期，1924～1928；民众教育时期，1928～。”[252]蒋梦麟认为，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有了显著的进步，同时在造官教育的旧典型里边，民众教育、社会教育、思想革命等运动，也正在那里萌芽出来。”[253]民众教育以教育唤醒民众，以教育解救民众，以教育造福民众，成为教育革新的新动向。
从思想渊源上看，民众教育思潮是对中国传统的教化思想和清末的普及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化民成俗”的悠久传统，传统的教化思想孕育了民众教育思想。清朝末年，由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不少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改革教育，以普及教育，开通民智，改变国民素质低下的状况，以奠定富强的根基。对民众教育思潮影响较大的西方教育思想主要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以及西方现代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的理论与方法。
民众教育的形式多样，赵起凤提到它的表现形态时说，在当时主张语文教育的人认为，“中国之弱，乃弱于人民不识字，无知识，欲振兴民族，非普及识字教育不可，于是民校林立，除文盲的呼声甚高”；主张生计教育的人认为，“中国之弱，乃弱于民众之贫穷，欲振兴民族，非增加生产不可，因此组织合作社，提倡副业，五样十色的设施，亦耀得人目眩”；也有人认为，“中国之弱，乃弱于民众之自由太甚，无团结力，欲振兴民族，非把民众组织起来不可，于是乡村改进会、民校毕业同学会等，喧动一时”。[254]陈礼江在其《民众教育》一书中，则把民众教育的内容分为十项，即语文教育、生计教育、政治教育、健康教育、家事教育、社交教育、休闲教育、艺术教育、科学教育、精神教育。[255]
民众教育思潮符合时代的发展脉搏，预示着当时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在众多教育学者的努力下，民众教育从其理论、制度及实践等层面，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三、社会教育思潮
什么是社会教育？著名社会教育专家陈礼江认为，社会教育就是全民教育，“是国家或私人欲使教育范围扩张，在普通正式学校之外，另办的各种各样的非定式的教育。”[256]陈立夫认为，社会教育，“施教之对象，不仅为学龄儿童与在学青年，而包括广大民众；施教之范围，不仅在教室之中、图书馆中、实验室中、运动场中，而包括一切群众活动场所。”[257]
许公鉴认为中国社会教育的目标是，“为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养成健全公民，提高文化水准，以改良人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258]陈礼江则认定中国社会教育的任务是，“协助中小学校训练青年儿童，给予失学成年民众补习国民基础教育，给予已受教育的人们继续受教育的机会。”认为“社会教育受教的人是全民，社会教育受教的时期是终身，社会教育的内容是整个的生活，社会教育实施的方法不定。”[259]
中国社会教育学者对于社会教育的内容，也有许多不同的分类方法。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是从分析平民教育的缺点而决定教育内容的，他们起初将社会教育规定为文字、生计、公民三项内容。以后根据四大基本问题——愚、贫、私、弱，而实施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卫生教育。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根据民众的生活，在黄巷设民教实验区，实施政治教育、语文教育、生计教育、健康教育、家事教育、休闲教育、社交教育等。中国民生教育学会会员马宗荣在其《大时代社会教育新论》中，则把社会教育的内容分为五类十种：社会智育，包括语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社会德育，包括公民教育、品德教育与团体训练；社会体育，就是健康教育；社会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情育，包括休闲教育与艺术教育。[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