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清[231]
女性是人类社会的一半，是人类延续的基础之一，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女性问题是一个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在任何历史研究中都不能回避的。然而千百年来，中西方发展的历史表明，女性一直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在西方，女性被列为万恶之首，在中国，男尊女卑的伦理纲常根深蒂固，神权、政权、族权、夫权犹如四根绳索，把女性绑缚在社会的最底层。中国的男女平等思想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对中国古代男尊女卑思想的颠覆，它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一、男女平等思想形成的两段时期
西方男女平等思想发端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大机器的使用，大批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成为廉价的劳动工具，从此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开始逐渐显现并日渐提高。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思想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舰炮利剑的进攻及男女平等思想的输入开始萌芽，形成于戊戌维新时期，成熟与辛亥革命时期。
（一）男女平等思想的初步形成——戊戌变法时期
甲午战败，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一种亡国亡种的危机感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心头，为了救亡图存，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各方面比较中西文化异同，寻找中国文化的差距，意识到占中国人口一半的妇女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自觉把妇女问题与挽救国家联系起来，重视妇女在强国强种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了一系列妇女解放的主张。“在国种并争之时而令幽囚之人传种，与游学之人传种相比较，其必不美，而败绩失据，不待自言。”[232]
首先，维新派针对中国女性地位低落的现实，观察和分析中国妇女问题，积极呼吁妇女解放，以开风气之先。第一次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女性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女子没有走出家门，主要从事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经济不独立，只得依附于男子生活，这就比较深刻地揭露了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社会体系中，经济地位是决定其他社会地位的基本因素。原始社会里，生产资料公有，没有阶级差别，也不存在男女不平等现象。私有制的产生和父权制的确立，打破了男女两性的平衡，女性丧失了生产资料，被排斥在社会劳动之外，失去了独立的经济收入，必然摆脱不了对男子的依附，主体意识被扼杀，失去了平等的权利。随着封建社会的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确立起来，并长久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解体，代之而起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改变了“男主女从”的生产模式，为妇女由家庭走出社会提供了契机。而西方平等思想的涌入，也让妇女逐渐加入到社会生产劳动中，妇女的自理意识在参与社会的过程中逐渐苏醒，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诚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说：“人只有以社会生活作为中介才能意识到他的本体性”[233]。
早期维新派提出兴女学，戒缠足，认为缠足的最大危害，是造成妇女无法读书和参加生产劳动，他们大量介绍西方妇女生活状况及女子教育发达情形，来开通国人眼界。当然，早期的维新派并非是从女子切身利益来考虑，而是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来提出教育和废除缠足。直到清朝末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从“天赋人权”学说出发，认为男女有别是自然之理，男女平等天经地义，从而否定了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传统妇女观，这才产生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思想。
戊戌时期的男女平等思想，动摇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伦理纲常，奠定探索妇女解放问题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为辛亥时期男女平等思想的发展和成熟准备了条件，成为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点。
（二）男女平等思想的发展成熟——辛亥革命时期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思想完全成熟。20世纪，西方女权学说开始大量涌入中国，马君武翻译的斯宾塞尔的《女权篇》、约翰·弥勒的《女人压制论》于1903年正式在中国出版。报刊也纷纷介绍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有志之士重新关注女权问题。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分子一方面选产“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赋予了妇女更重大的责任，同时，更注重女子的天赋人权，鼓吹女子参政议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妇女运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各种妇女团体如雨后春笋，强烈要求参军、参政，实现男女平等，热情救护、募捐等。她们深知国家兴亡，匹夫与匹妇皆有责，于是纷纷冲破家庭和社会阻力，走出家门、校门，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将妇女自身解放与民族民主革命相联系。同时，她们也懂得，要想男女平等，必须要通过切身努力来实现，而非坐等“施舍”。这种从经济独立、妇女参政等方面寻求男女平等的实现途径，与维新时期思想家用改良方式来倡导男女平等，无疑是个大的进步。
辛亥革命的提倡妇女平等的人员构成有了很大变化。如果说戊戌时期倡导男女平等思想主要集中于维新变法的几位“前识者”和几位先进女性身上，那么辛亥革命时期，这支队伍已经扩展到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群体身上。参加妇女运动的成员，以知识妇女为主体，还有贵夫人和下层的妇女。她们的活动领域几乎遍布全国。先进知识分子当中既包括国内的有志之士，也包括大批的出国留学生。其中赫赫有名者既有维新派巨魁梁启超，也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蔡元培、秋瑾等；既有政府主义者何震、李石曾等，又有进步学者金一、何大谬等。
二、中国近代男女平等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
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形成也不例外。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
“独立”是妇女真正获取参政权的前提基础，这个独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上的独立。恩格斯曾说过：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而中国妇女只有在经济上独立了，才能真正获得政治权利。封建社会，妇女之所以没有地位，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妇女从事私人性质的家务劳动，不直接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没有经济收入，“无权利故不能营业，不能营业故依赖而无独立性，依赖而无独立性，故分利不生利，公司内外，交受其害，两受其害也”[234]。它说明了，要想政治上独立，必须要有经济上的独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妇女有了机会脱离男性而独立谋生，也就有了政治独立的资本。先进妇女们都呼吁，要以获取就业权作为女性独立的手段，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先进妇女们还提倡要对妇女进行职业教育。二是人格上的独立。一直以来，中国的妇女由于经济上的不独立，被看成是男子的附庸，从而没有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格，妇女获得经济独立的同时，才会有一个独立的人格。
（二）西方文化的输入
“天赋人权”学说最初产生于文艺复兴时的欧洲，到18世纪发展成比较系统的人权理论。在他们看来，男女之权均为天赋人权，剥夺女权就是剥夺了她们的天赋人权，所以，男女平等思想最早是由西方资产阶启思想家的“天赋人权”学说演化而来。“天赋人权”思想传入中国以后，无论是进步男性把天赋人权理论作为抨击封建礼教、要求恢复女权的理论依据，觉醒的先进女性也把天赋人权理论作为冲击封建礼教的有力武器。
鸦片战争后，西方基督教会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男女极为不平等的状况深有感触，对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传教士着重分析男女不平等带来的危害，甚至把男女平等提高到与国家强盛休戚相关的地位，认为各个国家中，若男子轻视妇女，那么国家必然衰败。他们举例说，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美国强调男女平等，而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是因为中国男女极度不平等。传教士一方面利用报纸和刊物对男女平等思想的介绍和宣传，使能接触到这些刊物的中国先进分子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在实践和行动上提倡男女平等，兴办教会女学，为女子提供与男子相同的教育机会。传教士从基督教义以及男女平等思想出发，认为男女应享有平等的教育权。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兴办教育并不是从男子学校，而是从女学开始的。传教士还以身作则尊重和重视妇女，为了适应传教活动的需要，他们曾派遣了许多女传教士到中国，不仅女传道员的数量占很大比例，而且男女地位趋向平等。
伴随着西方民主理论的广泛传播，西方女权理论也开始输入中国，成为女权运动进一步开展的觉醒剂。女权运动使西方妇女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解放，特别是获得了教育权，这使西方妇女的命运得到了根本改变。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妇女，她们鲜明的个性、敏锐的思想、卓越的能力，给留洋的新文化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认识到，女性只要受到良好的教育，一样可以担当起社会责任。女权理论的输入对妇女平等思想的深化有着深远的意义，它给知识女性以启迪，促使其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她们不再把自己看成被动的存在物和附属品，而开始谋求形体和精神上的解放。
（三）时局的呼唤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重的民族危机直接刺激着妇女平等思想的形成。中日甲午战争中，尤其是《马关条约》的签订，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震动，唤起了妇女们强烈的爱国热情。殖民者一次次的欺侮，中华民族一次次的惨败，深深地打击和刺激了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先进妇女开始意识到争取人格独立和自身权利的重要性，产生了与男子共担救亡责任的想法。
（四）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为平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传教士对男女平等思想的输入与传播，受益最大的是中国妇女。由传教士首倡的中国女子教育，冲击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为部分女子提供了平等的受教育权，使她们走上了自立自强的道路进而促进了妇女的觉醒。
另外，谋求知识、出洋留学的自立精神在知识妇女身上显山露水，构成了妇女解放的深厚底蕴，当时的知识妇女已深刻认识到知识对自我独立和国家自强的重要意义。如秋瑾就诚告全国姊妹：“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自由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欺无负。”[235]反映出在救亡情结下，知识女性以兴学为起点的自立意识。在得悉湖南第一学堂收到顽固派破坏时，她当即去信慰问，勉励师生们切勿因此一挫而颓废，热情动员她们去留学，自己愿为此付出努力。国内一时兴起了兴办女学、留学东洋的热潮。留日学生在追求学问的同时，没有忘记自己的女国民身份，她们在日本积极创办报刊、杂志、组织社团，参与到反帝反封建运动中来，为女权运动摇旗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