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和蒋介石等都运用儒家传统的庇护制的人际网络关系来教化他们的军队即为例证。[299]袁世凯更是这种网络体系运用最为典型的人，在他主管小站编练新军时，袁组织了新建陆军督练处，请老朋友徐世昌担任参谋，唐绍仪担任文案，又请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荫昌推荐军事人才，他推荐了冯国璋、段祺瑞、梁华殿、王士珍等人，其中便有被称为“北洋三杰”也是后来主要军阀派系的领头人。北洋军阀主要来自于袁世凯的小站旧人。所统计，小站练兵时，大小参谋队官约有58人。在民国初年，这一群人中先后出了2个总统，3个总理，10个陆军总长、次长，2个巡阅使、23个护军使、镇守使，以及众多的师长、旅长、团长，这些人组成了所谓“北洋袍泽”。时人这样说：“民国所谓北洋军阀者，若大总统、副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以及军长、师长、旅长都出自小站”。[300]袁利用亲属、同乡、门生等纽带关系牢牢掌握了新军的控制力，这成为他控制中国政治局面的有力资本。
袁在其部下中培植各种私人恩义以保证军队的团结和忠诚，他的追随者对他们自己的部下也这样办。皖系军阀倪嗣冲督皖期间，其主要血亲不下50人，“都蒙其提拔，掌握了安徽的军权、政权、财政等，组成一个倪氏统治安徽的大集团。”[301]桂系军阀集团由其首领陆荣廷家族及其妻弟把兄弟谭浩明家族为主体，“结成封建宗法性小集团，实行封建把头式的家长制专制统治。”[302]直系、奉系、滇系、晋系、黔系等军阀集团莫不安插家族、姻娅、同乡、同僚、故旧，分布要津，带有明显的家族意识和宗派意识，北洋军阀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军事性的这一特点，它在很大程度为军阀割据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这种庇护制在中国政场影响之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操纵着某一时期的政治格局。
各派军阀皆存在着浓厚的封建宗法性，并依靠这种由血亲、同乡、同僚、故旧、师生等关系组成的宗法性关系网络，把持军事和民政。甚至可以说，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军阀集团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宗族性实体，军阀的凝聚就是“私的结合”。依靠这种关系结合并维系的军阀，在他们之间军纪是一回事，私人关系是另一回事。他们也如文官一样，养成官官相卫的传统，那个传统就是营私舞弊的来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庇护制即是形成近代军阀的渊源，也因为它使军阀对社会的破坏力达到最大极，使之成为埋葬自身的帮凶。
在中国历史上，士绅始终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力量，是联结地方和中央权力系统的纽带，且在中国基层社会里也起着重要作用。而科举制度是维持士绅阶层对国家向心力的重要纽带之一，同样，科举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它的公平与合理性，即便是农民的儿子也可以通过科举这条唯一的梯子走向成功，走向辉煌，这即为实证。科举制的废除无疑对近代中国社会是一场巨大的世界性地壳运动[303]，这个事件对中国社会产生广泛的后果，特别是造成了城乡的分离，在乡村中“绅”与“士”的疏离[304]，更为严重的是，农村士绅们通向上层特权的途径被切断，失去了晋升的希望和政治的屏障。“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动力的纽带，是维持儒家学说在中国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是攫取特权和向上爬的阶梯，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305]因此，它导致乡村精英失去原有上升途径，急需寻找新的发展出路。时下由尚武兴起的从军热，也为士绅寻求晋升之路开辟了另一途径。但与此同时也将近代社会出现武人把政之趋势提供可能。
此刻，外忧内患、风雨飘摇统治局面的清王朝被迫实行自强运动、维新运动、新政及地方自治运动等变革。这却客观上促使士绅阶层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其职业也呈现多样化，他们从事工商实业、文化事业、投笔从戎等等。其中出现一批从军者，他们凭借个人的钻营机巧和实力开辟了一条通向升官发财的新路子，一举成为新兴的军阀，如曹锟、张勋、昊佩孚等人出身于小商贩之家；冯国璋、陈济棠等出身于贫农之家，徐树铮等人出身于教师之家。这些行伍出身的军阀以军队起家，他们以军为命，且接触了西方科技，开办军事院校培养军官，如北洋武备学堂、保定陆军学校、东三省讲武堂、云南讲武堂等，造就了大批有志青年。事实证明，报考军校或直接参军对青年来讲的确是一条路子，毕业出来后绝大多数人任职军官，如唐生智1914年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便被分到湖南陆军混成协任见习军官。阎锡山1909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次年便被任为山西新军86标标统，其他如张治中、蒋光鼎、蔡廷糟、傅作义等均为保定陆军学校毕业生。
在军政不分的军阀割据时期，因为以军代政，因为战争频仍，不走从军一路是很难很快实现远大抱负的。这样就势必掀起一股从军热，大批有志青年如郭松龄等从军校（包括讲武堂、武备学堂）走进军队，充实了军阀集团的中下层领导，提高了军阀军队的素质，他们充当了军阀混战的前敌指挥，为军阀割据称雄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是军阀赖以割据的有力基础，是军阀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其中一小部分人还上升为军阀头目，如唐继尧、唐生智、阎锡山。正如陶希圣所言，即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是近代军阀专制、分裂割据形成的社会渊源。[306]
20世纪初期士绅的变异与分化已使原有的内部凝聚力不复存在，支撑着王朝的社会基础酝酿着革命与背叛的因子，要求绅权自治运动酿成了整个社会的分散化态势，而士绅的政治化使得地方主义势力演生出强大的离心力，这种分散离心的状态延续到辛亥革命之后便为大大小小的军阀所利用，造成了民初的分裂与割据状态。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近代军阀的军队，它没有军事组织原则、章程，旧军官没有如欧洲的贵族精神，同样也没有日本颇具凝聚力的武士道精神，总之，他们没有独成一统的军人精神。中国旧式军队的军官既没有学校经常性的政治训练，也不过共同的组织生活，对于许多军官来说，带兵也只是他们上进的阶梯，由此而取得金钱、地位、财富。军队若是舍去政治训练，将必腐化成为土匪式的军队，不会成为革命党的军队。而现实是军官本身就恐惧和厌恶政治训练，一则因有了政治训练，军队即不能成为私人的军队；二则有了它，本身失却腐倾的自由。[307]在民国初年，国军（也就是中央直辖部队）一个连长每月六十两银子，加上二十两办公费；一个团长每月一百两，加上一百四十两办公费；一个师长每月四百两，加上六百两办公费。[308]此外，他们也贪污，克扣军饷，吃空额，私赏军火，而这些更是他们从军的根本动力。
当然，军阀头子也没拥有精神信仰，他们追求“不变的利益”的混世思想。张宗昌出身绿林胡匪，投机过革命，不能跻身于军阀行列，他先后投靠北洋大军阀冯国璋、曹锟、张作霖，后终于在奉系卵翼下发迹，拥兵数十万，威镇全国，成为山东一省之“主”。韩复渠为了30万大洋从冯玉祥手下转而投入蒋介石的怀抱。有“倒戈将军”之称的石友三本是冯玉祥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曾三次叛冯，他投过蒋介石，也打过蒋介石，投过张学良，又打过张学良。他们的信条只有一个追求“不变的利益”，没有朋友可言。弱小军阀投到强大军阀的卵翼下，而强大的军阀则又纷纷寻找帝国主义作为靠山，如直系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奉皖两系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等等。军阀投靠帝国主义本是希图能从他们那儿得到帮助，结果是反被帝国主义利用来维护其在中国的统治利益。有奶便是娘的混世思想支配着军阀们纵横捭阖，纷争割斗，这便加剧了中国的动荡和分裂，这也充分体现了军阀的实质。
更为具体现实的“三多主义”则成为旧军官追求的直接目标。“三多主义，亦称为三不知主义，即一生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309]当时军队的精神很大程度就是烧杀奸淫，没有这种精神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他们的长官，也以“自由行动三天”来鼓励和报酬士兵勇敢的行径。据朱执信的分析，这些平常生活无聊又不安定的士兵，多半没有结婚，突然打了几天仗，十分疲劳，要找人出气，要尽情地放纵一下，于是抢、杀、烧、奸恶淫。[310]张勋的辫子军占了南京之后，张敬尧的军队占了长沙之后，都有这样穷凶极恶的表现。此时的军队正如“党指挥下之雇庸式的军队，由农村经济破产逼出的青年农民之啸聚而成的非法军队，由野心家利用团式的枪支而编组的军队，由假想投诚的军队，现在差不多到处扯起青天白日的旗帜了。”[311]这深刻地描绘了军阀军队的来源与现状，它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当然也无可能做为抵御外敌入侵的有力国防军，其破坏性也是不言而喻。
士兵作为军队的主要群体，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军队的战斗力、生命力与其性质。随着尚武之热潮，许多人摒弃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旧思想，兴起一股从军热，如学生军、国民军、国民会的涌现既是对此的有力回应。不无出现一些为爱国而从军的人，并因此而具有当兵爱国的荣誉感，但更多的人当兵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农村经济的凋敝又是兵源充足及士兵经济待遇绝对恶化的体制原因。李剑农先生所言：“唯有资本穷乏，生产凋落的社会，才以当兵做官，供军阀的奔走，为谋生的唯一去路。”[312]冯玉祥，曾对北洋时期军人入伍的动机发表过一番评论，“旧军队的兵士，有的因为穷所迫而当兵，有的因没有妻子而当兵，有的因与妻子不和睦而当兵，更有因在家赌博输了钱，或者因为闹奸情，或是因为在家杀人放火犯了罪而当兵。”[313]
1926年，徐州地区连年遭受天灾人祸，“人民生计窘迫，抛弃田园，投入行伍者，日见其多。去岁奉军南来，津榆、津沪两方面驻军，在徐招募甚众。随张宗昌、褚玉璞以去者，不计其数”[314]陶孟和根据1929年第三编遣区警备旅890名士兵的调查统计，发现其中7.5%为无职业，82.7%出身农民。“士兵中报告自己家庭贫穷者居73%，将足度用者24%，有余者3%”。约有68%的士兵除满足自己衣食零用外，“每月须用自己的饷银来接济家用”。[315]陈志让在《军绅政权》一书中很详细地分析了士兵群体，他论述了士兵的来源、训练、变化及出路等方面的情况：由于士兵大多数来自于穷苦农民，当兵是穷苦的人谋生之路[316]。近代中国，当兵实在是职业，是穷人的一条生路。士兵的来源除了主要来自无文化的农民之外，还常存在兵与匪互相转化的现象。黎元洪在1922年一份通电里说：“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317]据《东方杂志》第21卷第14号的《小事化大的安徽匪乱》记载，1923年，安徽土匪要求被收编为正规军队。军阀统治派生出了土匪，土匪也可以演变为军阀。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形形色色的军阀头目起码有“二三十个军阀在其成为合法军人前，毫无疑问都是土匪头子”。[318]例如，盗匪出身的山东军阀张宗昌、胡匪出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游匪出身的桂系军阀陆荣廷等。由此可见，士兵素质之低及军队的纪律之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来源。这样的军队无疑与强国御敌毫不相干，它只可能是黩武的工具，对社会造成严重破坏力，导致国家分裂、军阀混战、社会变迁。
尚武精神作为一种赋予爱国与救亡色彩的思潮，而它要成为时代真正强音，除了一群知识分子为之摇旗呐喊广做宣传外，还需要一个具有铁腕的政治领袖人物，这样才能成为一股真正的实践力。清季以皇帝为中心的大家长制突然崩溃，使思想文化的内聚力日趋松散，袁世凯的死，留下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真空，袁培植的集团中没有一个能具有极强号召力的中心人物。于是使外侵内扰的乱世更加呈现分崩离析、军阀混战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