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兴办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以及编练新军，充其量也就是培养了一些军事将才，而没有产生振臂云集的帅才。正如严复在1918年指斥清季军事学堂培养的人才不成气候时说：“前之海军，后之陆军，其中实无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当时所谓健者，至今观之，固何如乎？”[319]曾少年得志的顾维钧和胡适均说过，民国的特殊形势将不少有能力的人推到超过其能力的高位，结果反不能发挥其能力。杨荫杭也观察到：“今日军阀中，无论南阀北阀，其杰出之人才，充其能力，亦只能割据一地。若能荡平各派而统一之，固未见其人也。无此能力，即须有自知之明。”[320]如王凡西描绘北京临时执政府时的情况说：“段祺瑞的政权是依靠在几个军事势力相持的一座空架子上，它自身全无力量，作恶作善都谈不上，这使政治势力和思想流派的分合更加自由流畅。”[321]执国柄者既要有过人的识力，还要能抓住历史机遇。如段祺瑞被时势推上了超过其能力的高位，他既无“荡平各派”的能力，又缺乏这方面的“自知之明”，其“一蹶不可复振”就成为自然的后果了。由此可见，这时培养出来的统帅并无统一之能耐，充其量也就是一方之诸侯之能事也，却正好衍生一批近代军阀。
近代兴起的尚武思想改变军人、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军国民主义随即而起，而尚武思想在其发展轨迹中出现逆流，促进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变迁，庇护网络制直接的渗透，社会的变迁，这些促使近代军阀的产生，这些刻画着尚武思潮异化的历程。至于帝国主义及中国社会经济对于近代中国军阀割据局面形成的原因，这是无须赘述的。
三、结语
中国自古便有尚武传统，但随着社会进程之演化，逐渐形成了一种“贱武右文”的普遍心理。其影响所及，是为尚武精神在国民意识中的逐渐淡化，直至缺失。这可能与儒家思想和科举制长期存在的影响有关，因其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定位。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以士农工商为划分标志），若非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社会的激烈变化（主要形式是朝代更替），兵的作用几乎不曾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种情形只有到晚清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主要原因当然是外力的冲击，尤其是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所引起的内部反抗。而当时国人尚处于对西方物质与思想的盲目向往与追求的境况，尚武精神几乎是随着西方列强入侵而一起输入的舶来品，超出传统尚武精神蕴涵的寻常意味。
甲午战争激起了救亡图存的社会呼吁，“呼啸叫号，发鼓击证，声撼大地”。出于对军事失败的直接感受，时人认为若非普及以“军”为主的军国民主义，中国真将亡国。[322]一时间，整军经武、尚武爱国成为时代的强音。尚武思潮承载着“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等爱国内涵，赋予民族主义色彩。但当它输入到中国领土却严重水土不服，并没有形成类似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走上军国主义之路，也没有产生西欧士官精神的现代化强国之路，而是沦落到濒临流产边缘，发生异质与分化，滋生出军阀割据、分裂局面。延及整个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也只是用松散的三民主义口号勉强维系着貌合神离的军阀割据状态，乃至共产党的武装力量都是尚武的表征，只是她是正义的尚武精神与反动的好战精神的一种较量（即革命的合道与否之博弈），直至解放战争之后新中国成立，这种军阀主义状态才得以根本改变。
五四运动——中国近代社会
新思潮发展的启明星
范志轩刘帅[323]
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1916年起改为《新青年》）为标志，一场具有文化变革意义的思想革命开始兴起，史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冲破了几千年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是一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知识界发起的规模宏大的第一次现代化思想运动。它就像天上一颗耀眼的启明星，照耀着中国大地，启迪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心智，促使他们向着新的方向探寻，从而开启了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一、核心内容：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倡导和弘扬民主科学思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变革的层面上，具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思想解放的核心内容就是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主自由；在思想上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倡导个性解放；在文化上反对迷信盲从，弘扬科学精神。正如新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所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反对旧的封建传统文化，也就是反对那种使大众愚蒙的，只当做少数特殊人物的饰装品和御用品的旧文化”。为此，必须“用民主的自由的思想来对抗独断的教条，用科学的文化来代替迷信的愚蒙。这就是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要求。总之，要从黑暗的中古时代的睡梦中把民众唤醒，使他们能够自觉到自己的现实的存在，这就是新文化的意义，也就是启蒙运动的意义”。[324]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尊孔复古、帝制复辟的社会现实引发出来的，因此五四思想解放首要的内容就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孔教、批判封建纲常名教。从根本上批判和否定作为专制制度思想基础的封建礼教，大力推崇和倡导代表进步思想观念的民主和科学，成为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倡导者们的共识。陈独秀指出，民主共和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等级。李大钊也尖锐地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于不当存于宪法。”[325]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孔子及其学说，陈独秀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孔学的历史价值，表示“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李大钊也明确表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可见，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抛弃其中有悖于民主科学思想的糟粕，从对孔教的批判进而反对封建迷信教条和专制独断，破坏一切偶像。五四思想解放的倡导者们不迷信，不尊圣，不拜古，敢于冲破一切脱离现实、阻碍社会进步的陈腐东西。陈独秀说：“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326]胡适推崇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提倡对什么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鲁迅发表了“旧象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的随感录。他们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大讨伐，对麻木不仁者如同当头棒喝，充分显示了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批判封建专制，是为了弘扬民主科学。专制、愚昧、封建礼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残余，在社会上有着盘根错节的势力和根深蒂固的影响。五四进步青年勇敢地对此全面宣战，陈独秀大声呐喊：“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因此他认为“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327]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其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的个性的压抑和摧残。推崇个性自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启蒙性质的鲜明反映，也是五四思想解放的一个重大成果。个性解放、个性自由是人的解放的一种内在要求，是实现人本身价值的一种基本方式。傅斯年在《新潮》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痛斥说，破坏个性是最大的罪恶，是“万恶之源”，在他看来，压抑和摧残人的个性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最大罪恶，而且是封建制度一切罪恶的根源。陈独秀将个性解放理解为“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鲁迅在其早期作品《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极力赞同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斯蒂纳、叔本华、易卜生等人歌颂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的思想，并指出缺少个性鲜明的才能之士，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胡适对个性解放、个性自由实质的认识和阐述，有独到的见解并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他认为“个性主义”具有两个特性，“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328]他认为个性就是每个人的思想自由或自由的思想，即独立思考问题的自由精神、敢于发表独特意见的无畏品格和敢于承担个人责任的社会意识。胡适还将推崇个性或压抑个性，作为评判民主社会或专制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他认为专制的社会，“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329]因此，“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们自由发展”[330]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个性解放与个性自由，尽管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非全体劳苦大众和全人类的解放，但作为向封建专制、迷信宣战的思想武器，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极具进步意义和思想价值。更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进步思想家由此问题出发，进而提出了“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要求。改造社会在思想界被旗帜鲜明地提出，成为先进的中国人共同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能够从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遗产中吸收到有价值的思想营养。[331]
二、理论成果：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32]“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33]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之处在于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不仅把人们的思想从封建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而且突破了旧民主主义的思想樊篱，为在黑暗中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仁人志士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五四思想解放最重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