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出现如辛亥志士们所期盼的局面。在国内，袁世凯窃取胜利成果，张勋复辟，思想界出现尊孔复古逆流；在国际上，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参与瓜分中国的争夺，国家陷于纷争与动乱之中先进的中国人始终没有放弃对救国道路的探索，革命党人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等，但再次遭到反动军阀的疯狂镇压。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爱国者一直将西方国家的富强文明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初也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贫富悬殊的状况日益显露，其固有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一战后的欧洲更是遍地疮痍，令人触目惊心。随着巴黎和会撕下了“公理战胜强权”的面纱，西方帝国主义的面目暴露无遗，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的幻想被打破，越来越多的进步中国人开始质疑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和文明价值，曾对法兰西文明倾心不已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郑重宣告：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334]正是这种质疑，为其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点燃了中国人心中的希望之光。在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思想界，有相当一部分人逐渐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一时间，研究新思想的刊物和团体纷纷出现，并对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展开了论争。有人提出资本主义未见得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有人认为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发展实业，不必去谈什么社会主义。后者遭到陈独秀、邵力子等人的反对和批驳。他们认为中国发展实业，增加富力并不存在争论，问题在于增加的富力是使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幸福，还是只归少数人垄断。他们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果听任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实业，结果只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经过深入的比较、鉴别和论争，马克思主义以其缜密的科学性、实践性和革命性赢得越来越多人的信仰。《新中国》《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国民》等刊物开始刊登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成长起来，他们编辑刊物，撰写文章，组织社团，接触工人群众，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思索和探寻，他们认识到要救中国，不能单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而是需要更多理性的思考和理论的指导。中国社会的改造应该以社会主义为方向，要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同时实现人民共同富裕。
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成为五四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流。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实践探索，结合中国国情，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念，为中华民族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335]
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的。尽管理论准备并不充分，可是他们一旦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一方面尝试着以此为指导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在五四运动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想，而且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张静如先生在《关于“中国化”》一文中说：近代以来，西方的学说、思想逐渐传入中国，人们在效法的过程中，慢慢就发现，西方国家的很多想法、做法在中国不那么管用。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是不是由于国家的情况不同，再好的说法和做法也不能照搬。大致可以这样说，到五四前后，在中国思想界中人们已经形成共识，即无论引进外国的何种学说，都要力求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随后“中国化”的概念也就被提出来，这是对“中国化”概念提出原因的深层分析。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其基本思想的提出无疑与张先生所说的深层次原因有关，更直接的则是与当时发生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联系在一起。五四时期是一个对“主义”普遍推崇的时代，当时的情景就像后来有人所说的：“自从‘主义’二字来到中国以后，中国人无日不在‘主义’中颠倒，开口是‘主义’，甚至于吃饭睡觉都离不掉‘主义’！眼前的中国，是充满‘主义’的中国；眼前的中国民，是迷信‘主义’的中国民”。[336]
三、道路选择：从“以英美为师”到“走俄国人的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将人们从几千年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的禁锢和束缚下解放出来。对旧思想、旧观念的猛烈冲击，给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打开了闸门。在复杂纷纭的种种思潮的激荡和交锋中，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人民对社会现实进行理性思考后的历史性选择，是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积极回应。
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变动集中表现为道路的重新选择。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危机，中国的道路探索经历了几次变换，仿效目标也随之发生改变。历史轨迹表明，在中国自身的传统制度资源和传统思想资源难以继续维系统治，社会运转不可能再以那种内循环式发展道路走下去的现实下，19世纪末的中国最先是以日本作为仿效的对象，20世纪初开始崇尚英国和美国，接着又转向法国，最后确定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这个轨迹显示了先进的中国人对发展道路的比较。日本打败了中国，中国却要学习日本，这样一个看似不合常理的逻辑却印证了中国人在道路选择上的觉醒。“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337]日本对时代潮流的感悟上比近代中国早走了一步，他们仿效西方政制的成功令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羡慕。可是在甲午战争之前，除了黄遵宪等个别中国人对日本有了新的认识外，绝大多数人都瞧不起弹丸之地的日本岛国。被日本打败之后，一些中国人对日本刮目相看。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丢掉“蛮夷”之见，竭力主张学习日本。1898年的“百日维新”在很大程度上透现着明治维新的影子。但是，历史却没有给中国这样的机会，仿效日本的改革经不起封建顽固势力的反扑，牛刀小试即遭到失败。
20世纪初，随着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了民主共和的主张，欧风美雨浸润中国，维新派人士“托古改制”的儒学旗帜被丢弃，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大旗被高高举起，民主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先进思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阵营中，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接触到西方社会的新鲜思想，欣赏欧美国家倡导民主平等自由的政治制度，期望将它移植到中国来。他们中有的主张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但大多数人则更向往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以“英美为师”成为这个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新的追求。这个道路选择的变化酝酿了制度变革风潮的涌动，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取得了推翻几千年封建帝制的巨大成就，促使中国从形式上与西方近代国家的政制相接轨。然而，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并没有向中华民族显示出发展的生机，中华民国初年的虚假实践，使憧憬走欧美国家发展道路的知识分子深感挫折和失落。
为什么西方能够走通的路中国却老是走不通？这成为五四运动前夕知识分子难以释怀的一个沉重心结。他们试图做最后的努力，决心像法国革命那样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在世界历史上，法国革命曾经历了复辟反复辟的多次周折，与英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相比，程度要激烈得多。
19世纪末康有为在说服光绪皇帝下决心变法时，就曾经用法国革命吓唬过他，说中国假如不实行变法，就有可能发生像法国革命那样尸骨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祸。而1915年当陈独秀等知识分子试图在中国真正实现民主共和理想时，则抬出了法国革命的旗帜，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封面上的外文刊名，使用的就是法文，《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文章，都对法国革命赞颂不已，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认为法国革命对人类发展具有“大功”，“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338]这是在“以英美为师”的道路失望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一种新选择，而他们所理解的法国革命道路就是实现思想革命，通过彻底地批判封建主义思想，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家奠定基础。
五四运动展现了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新机遇。1917年11月俄国发生了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制度模式，给中国革命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选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人类社会新纪元”的发现，认真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形成道路选择的新思考。五四运动前后，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都在比较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区别，虽然在观点和态度上有所区别，但共同之处是都将俄国革命视为超越法国革命的一种新形式。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指出：“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339]俄国革命代表着“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我们“唯有翘首以迎”。[340]陈独秀也比较过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他说：“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341]
由此可见，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道路的比较，明确否定了以往追求的道路，作出了新的选择，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对俄国人另眼相看了，“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根据，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342]这一道路选择的变化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它体现的不是道路的形式改装，而是内容更新。如果说，五四运动之前，从仿效日本到“以英美为师”再到崇尚法国革命只是一种量变，那么，五四运动后选择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的中国革命道路，则是一种质变，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实现的思想突破揭开了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的历史画页。[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