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组织基础
五四时期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还有其历史渊源，是辛亥革命后四川“俭学风”的继续和发展。早在1912年，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发起了“留法俭学会”，提倡“以节俭费用，推广西学，而尚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362]。与此同时，吴玉章也在四川积极地“宣传留法俭学的好处，想组织一些知识青年到法国去学习”[363]，因此他便与沈与白、朱芾煌、黄复生等在四川也发起了四川俭学会，设预备学校于成都少城济川公学，办法与北京者略同。这对于刚刚经历过辛亥革命风暴洗礼后的四川青年学生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时即有一批学生到了法国”。[364]但是由于“二次革命”的失败，吴玉章被迫流亡海外，四川俭学会也随之停止了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华工赴法。他们中的许多是失学青年，特别希望重新学习。为了帮助他们介绍工作、安排生活以及组织教育学习，1915年6月，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倡“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365]1916年6月，华法教育会在巴黎成立。吴玉章总结其目的有以下四点：“一曰扩张国民教育，二曰输入世界文明，三曰阐扬儒先哲理，四曰发达国民经济。”[366]受其影响，1918年，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和华法教育会四川分会在成都成立，其目的在于宣传留法勤工俭学以及帮助四川青年处理赴法的有关事宜。1918～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也先后在成都和重庆建立，并培养了大批赴法青年。1918年6月，陈毅、罗世襄、刘述一、陈炎、周礼等61名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一届学生踏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征途。1919年秋，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二届学生肖朴生、穆清、陈家珍、程子健等70名得以赴法。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培养的第一批学生邓小平、邓绍圣、江克明、周玉书等84人也于1920年8月27日离开重庆，远渡法国。
另外，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还与当时人们对于法国的认识以及法国国内具体情况有关。一方面，受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口号的影响，在人们心目中，法国不仅是“自由平等”的发源地，而且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也走在世界的前面。因此“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先学泰西为要图……欲早造成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尤以民气民智先进之为宜。”[367]这说明了当时法国对中国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故留法勤工俭学几为举国公认之唯一要图，自总统至学者莫不竭力提倡。”[368]另一方面，一战后法国人口大减，“所需工人甚多，学生之有工作能力者大概有事可作，工资也可于维持生活外稍能储蓄以备读书之用。”[369]所以当时在法国找到工作并不难。对于四川第一届留法勤工俭学生来讲，“至于来法找工厂之事……其成都法领事则电致法工部，工部即分配各厂学习，如此次来法之六十余人，不一星期已全数入厂矣。”[370]除此之外，留法的费用相对低廉（只相当于留美费用的三分之一）以及留学生的头衔历来受到中国人的重视，都是吸引四川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因素。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在“五四”这样一个思想空前解放的年代，在四川当局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在留法机构和预备学校的宣传和帮助下以及当时法国对于四川青年的巨大吸引力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才得以兴起，并得到蓬勃发展。许多青年在勤工俭学的同时，积极地投身法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在思想上逐渐抛弃了“工读”思想和“实业救国”思想，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就中国。他们回国后更是投身于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试论中国早期合作主义传播和实践中的社会力量
成功伟[371]
中国近代合作运动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早期合作主义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在早期合作主义的传播和实践过程中，以薛仙舟为代表的合作主义者，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以及华洋义赈救济会等社会力量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和分析中国早期合作主义传播和实践中的几种社会力量及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各自表现和作用。
（一）以薛仙舟为代表的合作主义者的努力宣传和实践
早在清末民初，欧美的合作思想就传入了中国，但是并没有被看成是救济社会的良方，所以未受到社会的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固有的封建旧思想遭到批判的同时，现代合作主义思想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传播。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合作主义看成是最适于改造中国社会的办法，他们主张通过组织合作社来进行生产、分配、消费、社会教育，以至建立政权，并幻想用不流血的和平改良办法，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其中，朱进之，徐沧水和薛仙舟对现代合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影响。
教育家兼经济学家朱进之在《东方杂志》、《新教育杂志》等刊物上阐述过对合作观点：一方面看到当时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金融制度，并不能满足广大人民“民生”的要求，另一方面又看到西方合作制度的实施及成效，于是他竭力主张在中国建立平民银行，以便使平民也可得到资金流通的便利。此外，他还提倡互助制度，使平民在生产、消费等各方面都能自行组合，自助互助。同时期的合作主义宣传者徐沧水也通过各种渠道极力地鼓吹合作思想。1916年，在上海南洋商务公学讲学期间，他逐渐注意对合作经济的研究。1917年，他在《银行周报》上发表了《说产业公社》后，又赴日本调查经济组织，研究经济学术，并相继发表了《消费公社与百货商店》、《平民银行之商榷》、《营利主义之矫正与消费公社》、《说贩卖公社》及《合作银行之研究》等文章，大力倡导合作主义。
朱进之和徐沧水对早期合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先锋作用。但是他们只致力于宣传合作主义，并没有从事经营合作事业，也没有组织过合作社。而真正把合作主义的宣传和实践相结合的是被推崇为中国合作导师的薛仙舟，他在中国早期合作事业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
薛仙舟不仅是合作主义的宣传家、理论家，而且还积极地投身于中国早期合作事业的实践。薛仙舟曾留学于美国和德国，特别是在留学德国期间使他树立了合作主义思想。通过对于德国合作银行制度的学习和研究，薛仙舟深信这种制度能够解放贫民的经济，能够应用于中国。之后，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他开辟了宣传合作思想的根据地，在阐扬合作知识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合作人才。1919年10月1日，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的薛仙舟和该校的一些教员、学生发起组织了中国最早的合作组织——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它是中国最早的信用合作组织。其宗旨在于“补助小本营业，提倡合作主义，鼓励同胞储蓄，解放平民经济”。[372]他们希望“以合作的精神谋平等之利益，废除特殊阶级”，“免去社会的竞争”，“以这个银行为经济解放的起点”。[373]1920年5月1日《平民》周刊社在复旦大学成立。这是复旦大学学生所组成的一个旨在研究和宣传改造社会的方法的团体，而薛仙舟始终是这个合作团体的核心人物。《平民周刊》从第五期起，开始以宣传合作主义为它的主要任务。这一转变也正是受了薛仙舟的影响而实现的。正如王世颖所说：“是年夏，薛仙舟先生自美返国，携回合作书籍甚多。薛先生研究合作有年，在校宣传不遗余力，特嘱同学担任翻译，以充《平民》稿件，于是《平民》周刊遂自此以宣传合作主义为重大之使命了。”[374]1921年12月6日，鉴于《平民》周刊社的业务范围只限于合作宣传，为了扩大活动范围，《平民》周刊社改组为平民学社，以“研究合作主义、提倡平民教育、发展平民经济”为其宗旨。[375]五四时期，《平民周刊》始终是中国宣传合作主义的主要阵地，在中国早期的合作运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此之外，1920年薛仙舟还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上海合作同志社，以“研究合作主义、提倡合作事业、造就合作人才”为宗旨。[376]上海合作同志社以收集图书、编译刊物，及演讲和通信指导等方式进行宣传合作主义。
正是通过薛仙舟等早期合作主义者积极地宣传和实践，才使合作主义被认为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在他们的影响下，湖南合作同志社、上海职工俱乐部、成都普益协社、无锡合作研究社等合作主义的宣传团体以及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成都农工合作储蓄社、同孚消费合作社、汕头米业消费合作社、湖南大同合作社等合作组织相继成立。
（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对早期合作主义的表述和认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五四时期的合作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的认可。早在1919年，孙中山就在《地方自治开始实施法》一文中讲述过合作问题。他提出地方自治团体在办理“清户口、立机关、定地价、修道路、垦荒地、设学校”等六件事有成效后，“所应办者，则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等。”[377]另外，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第一讲中也曾提及消费合作社的重要性。孙中山对当时欧美的消费合作制度是很赞赏的，并希望运用合作思想为中国的民生事业和经济建设服务。以孙中山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力，他在五四时期对合作主义的表述无疑具有很大的感召力，这对合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无形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当时的国民党要人戴季陶、廖仲恺、陈果夫等对合作主义也持着肯定的态度。
（三）华洋义赈救济会在实践中诠释合作主义
华洋义赈救济会最初是中外慈善人士为了救济各种灾荒而创办的慈善团体，但它却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早期合作事业的坚实力量。1920年，陕、豫、冀、鲁、晋5省发生旱灾，受灾区域达317个县，灾民达2000万人，死亡人数50万，损失巨大。[378]为了救济灾民渡过灾荒，各种华洋义赈团体纷纷成立，并于1921年底成立了一个总会——中国华洋义赈救济总会。鉴于“救灾不如防灾，而防灾之首要工作，则为改良农民生计问题”，于是该会希望通过发展合作事业来改良农村社会经济。1922年4月为了调查农村的经济状况，并对农村的信用制度进行分析研究，该会组织北大、燕京和清华等高校的学生代表分赴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5省的240个村庄进行实地经济调查。调查结果使华洋义赈救济总会更加坚信，在农村建立和发展信用合作社是当时改善农村经济比较合理的手段。为了推动信用合作事业的发展，该会除派人赴印度、日本、丹麦等国考察合作事业，以资借鉴外，还用华洋义赈会拨付的5000元作为设立农民借本处之试办费。
中国华洋义赈会初期所实施的合作事业主要集中于河北省，并直接推动了该省合作事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23年～1927年5月，河北省的合作社由8个增至256个，社员由256人增至13190人，已缴金由286元增至20698元。[379]虽然这有一定的地区局限性，但是它却真正地把合作事业从实践上推向了广大的农村，并着眼于通过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来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民生计，而且对其他省市的合作事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它所从事的合作事业虽然主要限于信用合作社，但这些合作社在中国合作运动史上却有着独特的地位，为后来的信用合作社提供了一个范例。总之，一方面，五四时期的合作思想为华洋义赈救济会实施合作事业提供了思想理论的源泉；另一方面，华洋义赈救济会又对中国早期的合作事业起了直接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是在以上诸多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早期合作主义的宣传和实践态势逐渐增强，中国合作事业也逐渐得到发展，中国合作社的数量从1919年的两个增加到了1927年的584个[380]，这为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展合作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