斤）。[592]兆丰机制面粉厂的创设对推动机制面粉进入成都普通市民的饮食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后兆丰机制麦粉厂成为20世纪30～40年代常年在《新新新闻》报刊登广告的粮食加工厂。[593]随着机器粮食加工业的发展，到40年代除了机制面粉外兆丰机制面粉厂还生产出了燕麦片这种新的主食品种。1940年兆丰面粉厂生产的飞机牌麦片具有“（一）嫩黄而白无黑色，（二）厚薄甚均不灰渣，（三）微煮即熟无硬壳，（四）精制数次无麦禾芒”[594]四大特色。该麦片在当时已销售到宜宾、重庆、乐山等省内各地。由于该麦片质量好销路畅，一时还出现了假冒产品，为此兆丰麦粉厂还在报纸刊登启事谴责这种损坏其产品质量声誉的行为。[595]总的来讲，在抗战前四川机器粮食加工厂主要集中在重庆及其周边地区，成都本地机器粮食加工厂只有一家，其他几家粮食加工厂为手工作坊生产，产量少，成都本地市民还不能较普遍的享受到近代粮食加工业的成果。到抗战时期随着北方、东南、华南大量人口的内迁，抗战时期成都市区人口由1936年的47万激增为1945的70万[596]，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和东部沿海大量食品工厂的内迁促使了成都本地食品工业在抗战期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机制大米加工业方面，1942年外南黉门街创办了第一家电机碾米厂——大伦机器碾米厂，到1949年全市机制米厂发展到40家[597]。在机制面粉工业方面，1940年汉口申新、福新公司投资法币100万元兴建了建成面粉厂，1941年3月建成投产日产面粉四五百袋，到1944年产量提高为1000袋，生产工人亦由60人增加到80余人，超过本地的兆丰成为当时成都最大的机制面粉厂。该厂车间工人实行两班制，每班工作12小时，严格制度以保证生产，产品质量优异，供不应求。当时成都制造高级糕点及面食的“冠生园”、“上海食品公司”和“励志社”，以及“明湖春”等大餐馆长期使用建成面粉。到1942、1943年随着内迁人员和援华盟军激增，对面粉的需求进一步加大。1943年由在重庆的迁川企业大川实业公司、大中工业社、重庆宝元通公司、成都中国国货公司共同投资组成大星实业公司，在成都建立大星面粉厂，生产面粉的机器设备由重庆沿成渝公路运至成都。1944年秋末投产，月产量11200多袋（每袋25公斤），该厂生产的面粉质量好，价格公道，销路很好[598]。成都本地的兆丰机制麦粉厂到1942年工人增至54人，月产面粉万包左右[599]。除上述几家大型的机制面粉厂外，抗战期间成都还兴建了永达、蓉华、东元盛、正和等几家机制面粉厂。[600]抗战时期成都机制面粉业的发展促进了成都的面食业、糕点业和机器绞面业的发展。由于机器制粉产量大，面粉去麸彻底、口感较好、色泽洁白，为面食业的发展提供了高品质的原料，糕点业中的高级饼干、西式蛋糕、多种面包才能大量生产，随之出现的机器绞制面条的作坊取代了手工切面业并形成一个新的行业。总之20世纪30～40年代，随着成都近代粮食加工业的发展，机制大米和机制面粉才较为普遍的成为成都市民的主食原料，较大地改变了成都市民的饮食习惯。
二、副食种类的丰富多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饮食原料的变迁更多的表现为随着西方近代食品工业产品的大量输入和沿海及本地近代食品工业的发展，西式的糖果、饼干、糕点、罐头、饮料等近代食品工业的产品进入成都人的饮食生活，使近代成都的饮食副食品种进一步变得丰富起来，这些西式饮食品日渐融入成都人的日常饮食生活中去，成为了三四十年代成都人新的饮食生活习惯。近代中国最先受到西方近代食品工业产品冲击的地方是最先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沿海开埠城市。19世纪70年代后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开始由沿海地区向中国内陆腹地推进。由于四川深处中国的内陆腹地，与外界的交通条件十分困难，在19世纪90年代前成都受到西方饮食文化的冲击还较小，“在光绪中年以前，成都尚少售苏、广洋货之商店，仅有一种行商，俗呼‘南货客’，皆为苏、浙人，专贩运苏、浙、闽、广等省所出货物，来成都出
售。”[601]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为通商口岸，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规定开重庆为商埠，以此为起点西方列强对四川的商品输出大规模增加，经由重庆输入成都的洋货也大为增加，1890～1911年间由重庆进口的洋货总值增长了10倍[602]，输入商品主要为日用轻工业品，其中西洋食品也是很重要的输入商品之一，成都开始较明显地受到西方近代食品工业产品的冲击。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川江航道和川黔、川陕、川湘、川鄂四大干线公路的修通，特别是1933年成渝公路的竣工通车，经由重庆进入成都的洋货进一步增长，这其中输入成都的西洋食品也有大幅度增长。1934年经成都市商会调查，每年输入成都的西洋食品年销售额为：海产品42万余元、糖食品56万余元、罐头食品92万余元[603]，到20世纪30年代西洋糖果、罐头食品已经成为成都市场的日常生活品了。近代食品工业产品除了洋货的输入外，也来自于沿海和本地近代食品企业的生产。重庆开埠通商以后，重庆逐步发展成为近代四川的经济中心和工业中心，在抗战以前，四川的罐头、饼干、糖果等食品厂共8家均在重庆，主要有开办于1916年生产各种桃片的日昇桃片厂；开办于1936年生产各种罐头、鲜桔汁、果酒、酱油、豆瓣的生生农产制贮有限公司；生产糖果、饼干、蜜饯的野荣芥糖果厂、生产罐头的蜀锦食品公司；生产饼干、罐头的康之制罐厂四川分厂；美法罐头厂等。1932年重庆德泰罐头公司即以提倡国货为旗号在成都当地报纸上推销自己的产品：“重庆德泰罐头食品公司特派成都总批发处启事：中国历年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每年损失至数万万元之巨。弊公司为挽回利权，提倡国货，特集巨资并聘请欧美专门技师设厂重庆，制造各种中西式饼干糖果、荤素罐头、水果汽水等百余种，装璜精致，出品优良，开办数年已蒙长江一带及川东各地人士所欢迎。兹值抵制外货期间，特委托成都少城祠堂街‘九域珍’担任成都总批发处，如各界赐顾，无不克己从廉，以表欢迎，此启。”[604]由此条启事我们也能看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成都市场上销售的近代食品工业产品的种类已经非常丰富，糖果、饼干、罐头、汽水品种繁多。
到抗战时期，随着沿海工业的内迁，四川的食品工业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40年8月底四川有食品工业43家，各企业平均资本14916元，资本总额641388，经营内容为碾米、磨面、制味精、酱油、汽水、果汁、糖果糕点；到1942年12月食品工业122家，各企业平均资本244733元，资本总额29857452元，经营内容为酿造、食品加工工业；1944年底食品工业408家，各企业平均资本568000，资本总额23174400元；到1945年3月食品工业131家，各企业平均资本517003，资本总额67727451元，经营内容酿造业77家，食品加工业54家。[605]与抗战时期四川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相一致，成都的食品工业也在抗战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抗战前成都的食品加工厂以手工作坊为主，普遍规模较小，抗战期间成都的食品工业有了较大发展，有了使用机器生产的食品工厂。据1942年统计，截至1942年底成都市4家使用机器生产的食品厂，除兆丰机制麦粉厂外，还有征属食品厂，1942年1月成立，地址在建国南街，资本总额80万元，年产量25万斤，职工总数48人；上海食品公司，1937年12月成立，地址在西丁字街76号，资本总额25万元，制造饼干、糖食，年产量6千箱，职工总数70人；荣康糖果厂，1936年成立，地址在龙王庙正街1号，资本额2万元，生产糖果，年产值4万元，职工4人。[606]其中上海食品公司为抗战时期从上海内迁的一家规模较大的现代化的综合性食品工厂，1937年2月2日在成都投产，“上海食品公司国历二月二日起开幕纪念，科学机制，上等饼干，面包西点，各种糖果，下江原料，上海技师，货高超群，价廉无匹，本公司为便利营业起见，驻蓉设厂，电机制造各种食品，倘蒙本外埠同业批发价目，克己来函接洽，无比欢迎。”[607]该厂生产车间位于西丁十字街76号，营业总部在总府街66号（后迁至总府街91～97号），在西门西大街62号和春熙路永安商场设有两个支店，用机器生产各种糖果、饼干、西点面包、中秋广式月饼，另开设有茶点室供应苏常糕点和面食及咖啡牛奶，到1942年上海食品公司已发展为资本额25万、雇工70人的成都本地的一家大型综合食品公司了。1938年上海著名的食品企业冠生园食品公司内迁重庆，1942年在成都建立分店，资本额为50万，开设有支店和食品厂及饮食部，采用机器生产各种糖果、饼干、中西糕点、各类罐头，产量大、质量高、成本低。[608]抗战期间上海食品公司和冠生园食品公司的内迁为成都的食品加工业带来了先进的食品加工机器设备、食品工业技术人员、西式糖果糕点及苏、广糕点的加工工艺，极大地推动了成都食品工业的发展，到1945年成都的食品加工工厂也发展为7家，酿造工厂16家，糖果糕点企业4家。[609]由于使用机器生产，糖果、饼干、糕点、罐头的产量都大幅度增加，到20世纪40年代，近代食品工业的产品如机制糖果糕点、饼干罐头已较普遍地进入成都人的日常饮食生活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