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糖果糕点是在近代中国普及较快为普通百姓普遍接受的一种西式食品。由于西点营养丰富，在色、香、味、形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制作新鲜，精洁卫生，包装精美、品种多样，既方便携带又适合于旅行食用、馈赠亲友，所以西点进入中国后很快就被国人所接受，受到消费者的喜爱。我国的西点加工业首先在上海等口岸城市发展起来，较早的为1858年英国人埃凡在上海开办的埃凡馒头店产销面包、糖果、汽水和啤酒；1913年美商在上海开办的海宁洋行产销蛋糕、饼干、糖果、冰淇淋；1919年美商在上海开办的慎昌洋行蛋粉公司产销蛋糕、饼干；1925年美商在上海开办的沙利文糖果公司产销糖果、饼干、面包。[610]在抗战前，成都的西式糖果糕点主要从口岸城市经重庆输入，直到20世纪20年代西式糕点才较多地进入成都，为普通市民所认识。抗战时期，随着东部沿海地区食品工厂的内迁给成都带来了食品工业的设备、技术、人才，从而使成都的糖果糕点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广东、上海、京津等地技师汇集成都带来了京、苏、广式糕点及西点技术。如上海食品公司和冠生园食品公司成都分店生产的广式月饼品种繁多，非常有名。成都本地糖果业历史悠久，但长期以来沿用传统手工工艺生产，在品种、口味、色泽、包装方面都无法与机制糖果相竞争，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洋货的大举进入成都市场，外洋机制糖果极受欢迎，30年代每年进口的糖果食品价值50余万元。土法制糖业随之衰落下去，“本市糖食，为日常必需之品，其原质料为甘蔗等，惟制糖技术尚为数百年前陈腐办法，自舶来糖果运川倾销后，土产糖果，遂大受影响，如本市黄糖，几在淘汰之列，舶来糖果，名目繁多，样式多样，其中以日本产为大宗，一般购者多舍此而食彼，本市糖商，坐视无法抵制，实为本市糖业莫大危机”。[611]抗战前成都仅荣康糖果厂、伊斯兰蕊芬糖果公司能生产机制糖果，糖果品种多样，产品采用罐装或筒装携带方便，深受消费者欢迎。伊斯兰蕊芬糖果公司：“本公司特制太古洋糖每斤定价大洋九角正，因提倡国货，抵制舶来品，用本省白糖提制，定制大洋五角正，如送礼外加罐筒一对，加费一角共五角，一元可买四筒，批发五斤以上九折，十斤以上八折，柠檬香蕉各种，价大小一律”。[612]但两厂规模均不大，产量有限，成都市场上的机制糖果绝大多数仍来自于外洋输入和沿海地区食品工厂生产。抗战时期上海食品公司、冠生园食品公司成都分店分别于1937年、1942年在成都设厂生产，这两家食品公司均为上海规模大、设备技术先进的食品公司，到1942年上海食品公司已发展为资本额25万、雇工70人的成都本地的一家大型综合食品公司了，冠生园食品公司成都分店1942年建立时资本已有50万。这两大食品公司均能大规模生产各种品种的机制糖果，从而使成都本地的机制糖果产量大为增加，并带动了本地机制糖果的发展，1942年成都本地又建立了一家生产机制糖果糕点的食品厂——征属食品厂，该厂位于建国南街于1942年1月成立，资本总额80万元，有职工48人，年产糖果糕点25万斤。
饼干生产技术是20世纪初由国外传入沿海城市的。与糕点面包相比，饼干有其独到之处，如配料考究，含水量低，口感酥脆，耐贮藏，体积小便于携带，是居家旅游和馈赠亲友的佳品，也是理想的战备食品。[613]与西式糖果一样，饼干进入中国后也立即被中国人接受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抗战时期成都本地的饼干生产也发展起来。成都本地的上海食品公司、冠生园食品公司成都分店均专门设立机制饼干厂生产饼干，1940年上海食品公司还生产了一种售价一元一斤的“胜利”牌机制饼干，供市民躲避日机轰炸时食用。[614]罐头是食品贮藏方法之一，通过加热杀菌隔绝空气的办法来使食物能得以在较长时期内得到贮藏而不腐败变质。罐头工业始于19世纪初的法国，1906年我国第一家罐头食品厂上海泰丰罐头食品公司创立[615]。由于用罐头贮藏食品能使食品久藏不坏特别适合用罐头生产各种肉类蔬菜菜肴，罐头包装体积小又便于携带，因此罐头食品进入中国后也得到了普遍的接受。20世纪30年代成都市场上已有较多的罐头食品销售。每年进口的罐头食品高达90余万元。30年代成都本地也有了罐头食品厂，1931年张福华、邓锡候等人在成都创办益机罐头厂，到1940年徐海亭在成都华严巷开设鑫盛罐头厂专制炼乳罐头，1945年成都兴中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始生产肉类和蔬菜手工罐头。[616]当时成都的罐头加工均为手工制罐，尚无沿海城市的机器制罐。手工制罐即用手工将马口铁皮按一定尺寸进行裁剪用锡焊接而成。由于焊锡用品焊药有毒与罐内食品接触对人体有害不卫生。[617]抗战期间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沿海食品企业的内迁，成都的罐头业有了较大发展，产量有较大增长，抗战中最高年产量达到18吨。[618]并有了机器制罐（冠生园食品公司）。总之抗战时期成都食品工业有了较大发展，机制糖果、饼干、糕点面包、罐头产量有较大增长，当时除了专业的食品厂生产糖果、饼干、糕点外，成都的西餐馆、提供餐饮服务的新式饭店、咖啡店、小食店也自己生产一定品种的糖果、饼干、糕点。这些西式食品已经进入普通市民的日常饮食生活中。在抗战期间，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和沿海食品工厂的内迁，成都市的糖果糕点业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到1942年成都市糖果食品同业公会共有会员195家，平均资本额11092元，资本额最多的为50万（冠生园）。[619]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的牛奶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农业耕作区的汉民族并无食用牛肉和饮用牛奶及奶制品的饮食习惯，“汉人和中国的大多数少数民族避免食用所有的奶类食物”[620]。而牛奶及其奶制品则是西方饮食原料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代以后中国人对牛奶的逐渐接受是中西饮食文化交流和现代营养学知识普及的结果。清末成都虽然已有牛奶生产与出售，但并无专门的乳牛品种也无专业牛奶场。只是在市中心皇城坝附近的顺河街、东鹅市巷、小西巷及御河一带有回民饲养土黄牛和菜牛在母牛产子后挤奶沿街出售。购买者主要为在成都的外国人。[621]由于没有奶牛，牛奶产量有限，也未对牛奶进行杀菌消毒，牛奶业还不能形成一个行业，在清末成都商帮中并无牛奶业商帮。[622]辛亥革命后成都牛奶业开始有了发展。一些商人纷纷效仿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在成都集资兴办牛奶场，也开始了对牛奶杀菌消毒的加工，如当时的“同仁消毒牛奶场”根据巴氏灭菌法，用蒸汽消毒鲜奶，然后装入有螺旋丝盖的瓶内出售，开西南地区出售灭菌鲜奶的先河。[623]当时牛奶的销售对象主要为官僚地主、富商巨贾等社会上层，一部分收入处于中上水平又较早接受过西方现代营养学知识的知识分子也开始食用牛奶。1919年华西大学美籍加拿大人丁克生从河南开封引入荷兰种公牛与本地黄牛进行杂交，在20世纪20年代培育出四川黑白花奶牛，成为成都本地鲜奶和奶制品的来源。[624]到30年代随着成都奶牛饲养的发展，牛奶业也发展起来。到1935年成立了成都市牛奶业同业公会，1937年有会员数87家。[625]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本地的报纸上已刊登了大量介绍牛奶营养价值和如何保存牛奶的科普文章。
1933年的一篇文章则介绍了对牛奶进行灭菌消毒的巴氏灭菌法：“牛乳为人类养生之品，也是细菌繁殖的所在，牛乳厂往往因为路途遥远，携带不便的缘故，稍延时刻，乳中便寄生细菌，法国细菌学家之泰斗帕斯透氏，曾想法除去乳中的细菌，将乳加热增高到华氏170度，经十分钟或半小时大半的害菌便被杀死，若过为高热，牛乳口味变，蛋白质也凝成粒，因为不容易消化，所以我们应该记忆着。”[626]还有文章介绍了煮沸牛奶进行保存的方法：“以牛奶煮沸，然后倾入玻璃瓶中，用软木塞塞紧，倒置凉处，可以不坏。”[627]随着西方现代营养学知识的普及，牛奶的营养价值越来越多地被普通市民所认识到，饮用牛奶已成为成都中上层社会阶层的饮食生活的新习惯了。抗战时期随着大批党政人员、政府公务员、文教人员、资本家企业主等社会中上阶层人口的内迁，成都的牛奶消费需求有较大增长，牛奶业也得到较大发展。抗战时期南京国民党遗族学校乳牛场和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乳牛场西迁成都，促使了成都本地乳牛和乳羊品种的改良，到抗战结束时过去用以挤奶的土黄牛已全部淘汰。省内外有养奶牛经验人士蔚集成都，奶牛场的建立如雨后春笋。1938年秋，四川大学教授刘伯量和邱泽高等30人集资1万元，租用四川建设厅沙河堡公地50亩，向市内养牛户购买一、二代及不明代数杂种牛12头正式建立合资乳牛场——成都牧场，这是成都第一个私人合资经营的专业牛奶场。刘伯量任董事长，邱高泽任技术场长。鲜奶销售完全采取定量装瓶，分别送到订户家中的办法。[628]随后望江、大华、协作、白羽、大东、模范、义生、科学等13个现代化的牛奶场纷纷在成都建立，这13个牛奶场有大小奶牛355头，占当时成都奶牛总数的三分之一。[629]到1941年加入成都牛羊奶商业同业公会的牛奶场有109家。[630]牛奶主要供在成都的外国人[631]、各大西餐馆、咖啡馆、制作西点的食品厂和社会中上阶层食用。抗战以前由于成都本地牛奶业的不发达，牛奶产量低，在加上食品加工业的落后，以牛奶为原料的奶制品如炼乳、黄油等均来自于国外和沿海地区。20世纪30～40年代仅在《新新新闻》报刊登广告在成都销售过的炼乳和黄油就有美国英瑞公司生产的飞鹰牌炼乳、温州百好炼乳厂生产的白日擒雕牌炼乳、工业部生活实业社生产的连环牌炼乳、大学牌黄油、海燕牌惠民炼乳、七七农场生产的蝶牌炼乳等。随着成都本地牛奶业的发展，成都本地也开始能生产一些以牛奶为原料的奶制品，乳品加工业开始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