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合作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农产品市场格局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农业与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小农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此背景下，农民组织得到较快发展。
1、农民合作组织存在的原因
第一，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学者们一致认为，这是农村合作组织存在的最主要原因。叶祥松等指出，按照邓小平“两个飞跃”的设想，要真正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这一根本矛盾，突破口仍在发展“集体经济”即实现体制内生产过程的“联合”，也就是通过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来实现“大生产”，从而以“大生产”应对“大市场”。496纪良纲等也认为，发展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对解决农村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作用。从根本上说，市场系统的运转是产生市场中介组织的源动力。
第二，融通资金的需要。张德元等指出，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是为了适应农民生产、生活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具有促进农民生产，方便农民生活的重要作用，对缓解农村金融流动性约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要。吕志轩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只能增加产品数量，不能提供质量安全的产品。一旦外部有农产品安全的要求，供应链就会实现某种程度的一体化，农产品安全水平要求越高，一体化程度越高，农户规模越大。
另外，对技术进步的要求和融入国内市场，以及与国际市场接轨也是农村中介组织发展的动力。纪良纲等通过梳理学者们关于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指出，对技术进步的要求和融入国内大市场并与国际市场接轨也都是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的动力。
2、农民合作组织的现状
第一，农民合作组织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刘永东等通过调查发现，在所有的农民组织中，文体、健康类组织最多，约占18%；其次是民调和公共治安类组织，各有14%；寺庙和教会类宗教组织合计大约18%；生产互助性组织最少，只有2.4%。根据样本村的情况推算，估计全国目前大约有各类组织316万个。
第二，规模不大。刘永东等指出，农民组织目前的规模（组织成员数量）还较小，平均不到100人。在各类农民组织中，教会、文体、健康类协会，维权组织，农民自教育类组织和寺庙等五类组织的规模比较大，平均在60人以上，明显高于其他类别组织；相比之下，农民技术协会和生产互助性组织的规模平均只在20-30人左右。502张德元等也指出，所有已成立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资金规模都太小，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壮大。503赵晓飞等认为，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呈现发展速度慢、覆盖面窄、发展层次低、规模小、不具有法人资格等特点。
第三，政府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刘永东等指出，中国农民组织发展过程中政府作用非常明显，70%左右的农民组织都是由乡镇政府或村两委发起，并且由乡村干部负责管理。基层政府在组织的发起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纯粹民间自发的组织很少。505纪良纲等指出，多数学者认为，市场中介组织虽然是市场经济体制内生的，但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政府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政府成为市场中介组织建立的主导力量，二是各类政府职能部门给予了专项支持，三是颁布法律法规，为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506苑鹏对北京市密云县奶牛合作联社的考察也发现，政府在合作社联合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将“自下而上”的基层社需求与“自上而下”的政府积极性结合起来，并且形成两者的有效互动，是推进合作联社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第四，决策机制民主程度较高。刘永东等指出，村民（尤其是村内精英）在组织管理上发挥了更多作用。中国农民组织重大事项的决策机制具有较强的民主色彩，65%组织采取全体成员共同决策的方式。
第五，农民合作社治理结构不完善。黄胜忠等指出，合作社存在代理问题，并且交易费用之大导致代理问题难以通过契约解决，合作社治理问题不可回避。在成员异质性较高的条件下，合作社的治理问题会更加突出。
第六，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够。郭红东等指出，随着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外部发展环境的不断改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很快，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以及社员与社长之间信任不足。
3、加快和完善农民合作组织的建议
第一，借鉴城市企业改革思路设计和构建农村经济组织。叶祥松等指出，创新农村经济组织形式不能“就组织形式谈组织形式”。基于新农村建设对“三农”问题的重新定位，借鉴城市企业的改革思路去设计和构建适应“统一大市场”竞争需要的农村经济组织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农联模式”正是根据该思路而构建的以“仿股制”企业“农联”为核心的一系列农村社会的改革模式，其中包括“农联”制度环境和“农联”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的构建和设计。
第二，通过改善治理结构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黄胜忠等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与其治理机制紧密相关。例如，理事会规模、理事会中核心成员的比例、理事会成员的工资占合作社当年盈余的比重、财务信息公开的次数、社员的退出能力、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以及是否拥有依托组织等因素都对合作社的绩效有显著影响。因此，改善治理结构有助于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
第三，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和培训。赵佳荣指出，由于户主受教育年限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户对专业合作社的需求有显著影响，因此，在经济落后地区，当地政府应在切实提高九年义务教育质量的同时，加大对农村成人教育的投入，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普及合作社知识，培养农户的合作意识，增加农户对专业合作社的内在需求。
第四，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苑鹏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后，虽然帮助广大小农社员取得了规模效益、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与同行业中其他竞争主体特别是业内龙头企业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仍然是中小企业，只有联合，才能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市场的快速扩张，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竞争能力。
（二）农民工问题
1、制约农民工城市化的因素
我国第二代农民工城市化诉求较高，但是城市化进程仍然较为缓慢。李敬等指出，在民工从事低技术类工作的情况下，考虑到民工家庭城市化各方面的支出，为了达到在城镇定居的最低限度经济条件，民工夫妻婚后至少需要连续工作21年，这意味着民工至少工作到45岁左右才有足够的收入完成城市定居过程，而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民工面临着中年（40岁以上）失业威胁，这成为民工城市化的主要障碍。515张国胜等也指出，目前仍然有一些因素阻碍着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这其中既有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等城乡二元制度的制约，也有第二代农民工个体素质普遍较低等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制度方面的原因，这些制度改革之所以难以展开，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制度改革，需要付出较高的社会成本。这也是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最核心的难题。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需要系统性的政策组合，即通过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城乡土地制度的改革推动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同时通过这些制度改革筹措市民化所需资金，并通过第二代农民工所在地政府、中央政府、所在企业与农民工的共同分担社会成本来进一步完善相应的制度改革，最终实现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516鉴于农民工个人素质会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杨晓军等指出，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就业的职业选择和工资收入存在明显制约。因此，提高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实现非农就业的关键，应采取有效措施来帮助农民工提高自身人力资本存量，以有效提升农民工非农就业的职业层次和工资收入。
2、农民工社会保障
第一，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低的原因。刘传江等指出，导致我国农民工处于保障低水平状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二元社会保障体制无法为农民工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致使各地政策之间缺乏衔接，制度运行绩效较低。农民工的流动性也使得建立全国性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举步维艰。而现有的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供给存在着供给不足与供给错位共存的现象。517关信平指出，导致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与率比较低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农民工个人的原因、企业的原因，也有城镇社会保险体制的原因。
第二，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建议。程建林等指出，要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障，必须考虑农民工医疗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以及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医疗保险需求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同时完善制度供给，进行相关的制度安排。这具体包括：一是尽快建立与完善煤矿、建筑等高风险行业医疗保险制度；二是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农民工了解现有的政策，打消参保人员的顾虑，提高他们的参保意识；三是进行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制度安排，以使医疗保障制度具有针对性；四是政府要将女性农民工尤其是未婚女性农民工更强烈的参保意愿应用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五是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外出农民工的家庭负担。519刘传江等指出，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应该坚持灵活性原则，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应建立全国层面的可转移、可持续、完全积累且富有弹性的新型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为今后实现城乡养老保障的对接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
（三）农民收入
1、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
第一，工资性收入是影响农民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辛翔飞等指出，农户家庭经营投入、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农业投入占家庭经营总投入比例、粮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比例、耕地面积、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农户类型是否外出务工以及家庭规模等，均是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和（或）工资性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这些因素中除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外，均直接显著影响农户纯收入的差异。农户家庭经营不是影响农户纯收入及其差异的重要原因，工资性收入的多寡已成为影响农户收入及其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也是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对农户纯收入影响不显著的原因。521姜长云也指出，农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能力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减弱，非农产业作为农民增收主要来源的地位已经确立并不断巩固，对农民增收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增强。以大中城市为龙头的城镇化对农民就业和增收的带动作用正在显著强化。
第二，信息服务利用对农户收入存在影响。高梦滔等经验研究认为，中国农村社区的信息服务利用水平对于农户增收和降低贫困发生率都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电信服务的利用具有显著的惠及穷人效果。
第三，地理因素影响农户收入。樊新生等指出，资本要素和经营结构都对农户收入有所影响，然而，这些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而在村庄之间存在差异。地理因素影响农户收入的机制比较复杂，具体表现在：（1）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传统地理因素对农户收入的直接作用呈下降的趋势；（2）经济区位、地理邻近性等因素对农户收入的作用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对农户非农业活动的间接影响上。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地理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下降，但地理因素的重要程度和影响方式发生了变化；（3）由于地理因素，农户资本要素禀赋和经营结构在村庄之间存在差异。
第四，财产状况影响农民收入。高志仁指出，收入、财产和财产性收入是一种互动关系，也是一个事实逻辑。无论是财产中的金融资产还是总资产净值、无论是人均资产水平还是资产积累速度，不同居民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农村居民的这两项资产存量水平及增长速度都要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存量财产的巨大差异，必然会在二次收入分配领域对缩小收入差距造成极大障碍。525姜长云也指出，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来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第五，教育影响农民收入。龙翠红考察认为，学校教育在提高农民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效率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家庭成员受到更好教育的农户能够迅速地对市场变化做出调整，把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非农活动中，获取更高的收益。由于这些要素的配置效应，教育为农户收入持续增加做出了突出贡献。527王广慧等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正相关。
第六，农业产业化经营影响农民收入。郭建宇研究发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当地农户收入的增长总体上具有积极的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户收入增加的影响程度与农户的生产专业化水平相关，生产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农户，农业产业化增收效果比较明显。
第七，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胡金焱等指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关系。农村金融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农业贷款的增加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村居民储蓄的增加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起到负面效应。
2、增加农民收入的方法和途径
第一，促进农民纯收入稳定增长。姜长云指出，要进一步改善对农产品市场的宏观调控，防止农民的农业收入增长出现滑坡，促进农民农业纯收入稳定增长。531辛翔飞等也指出，合理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村产业升级，积极促进当地劳务经济发展，提高劳动力技能和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力度以减轻劳动力负担等，都是有效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农户收入差异的途径。
第二，提高农村信息服务利用水平。高梦滔等指出，中国近年来农村信息服务利用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城乡、地区之间依然存在严重的“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跨越需要政府在其中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贫困地区来说，信息化建设和服务利用需要政府给予补贴，其社会收益同时体现在增收和减贫两个方面。
第三，完善人力资本投资制度。樊新生等指出，要解决农户间收入差距，政府应尽力完善包括教育制度、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内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制度，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负担，增加农户资本积累，缩小农户在人力资本上的差异。534龙翠红也指出，加强农村教育建设，对农村居民素质和农村经济发展将产生深远的意义。一方面，要依法推进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工作，减少农村学生辍学率；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农村成人教育及职业技术教育，增强农民职业转换能力。
第四，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樊新生等指出，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为劳动力跨部门、跨地区流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以弥补农户社会资本的不足，有利于农户的资本禀赋切实转化为收入。536姜长云也指出，要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要求，统筹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创造条件、完善机制，增强以中大城市为龙头的城镇化对农民就业、增收的带动作用，努力拓展农民非农就业渠道，完善农民转移就业的环境，促进农民非农产业纯收入持续稳定增加。537郭建宇也指出，在通过扶持农业产业化的同时，应该关注农民生产中的服务需求，给予农民适当的资金、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帮助，提高农户生产专业化水平。
第五，采取差异化扶贫措施。樊新生等指出，由于地理因素在村庄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并影响农户的行为，因此，应根据具体的地理因素采取不同的发展政策。同时，针对不同的农户采取差异性的扶贫政策和措施，以便获得更好的扶贫效果。
第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高志仁指出，应该为更多农民提供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条件，使得他们拥有更多的财产，成为名副其实的有产者。主要可以通过四种方式来增加农民财产收入：（1）提高农民收入，夯实农民的财产基础；（2）加快土地流转进程，使农民获得切实可靠的财产性收入；（3）采取多种措施，让农民获得多元化的财产性收入；（4）实行差别式税收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第七，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胡金焱等指出，有效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地增长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增加农业贷款的支农力度；二是避免农村资金的倒流；三是强化财政支农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