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对流动性过剩问题进行大量的研究，2008年继续研究流动性过剩问题，并对货币政策选择的另一个大的背景——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通货膨胀
物价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一直是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目标。2007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过热趋势，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加大。我国正面临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变为通货膨胀的风险。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采取大力措施防止价格水平的过快上涨，并且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通货膨胀风险正在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和人民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威胁。这使理论界开始更多关注通货膨胀问题，从多个角度揭示近期通货膨胀的根源，提出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
1、通货膨胀的表现及其判断
张文从货币需求和供给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由于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深化阶段，随着经济货币化进程的逐步深入，产品的货币化基本结束，但企业资产、土地、房地产和其他一些生产要素的货币化仍在进行，导致货币需求不断增长，在长期内引起M2/GDP水平的持续上升。从货币供给的角度看，我国基础货币的供应具有较强的被动性质，基础货币投放快速增长，货币乘数也大幅提高，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快速上升。货币供求相互作用，使得在货币存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他同时认为目前外汇市场供大于求导致外汇储备快速扩张，虽然货币当局大力对冲，还是引起了国内货币的超量供应，从长期看会加大通货膨胀压力。
张屹山、张代强用一个带有单位根的门限自回归模型对我国通胀率的波动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通胀率是一个带有局部单位根的门限自回归过程，并且可以划分为加速通胀状态和减速通胀状态。我国通胀率在两种状态下都具有高持久性，并且加速通胀阶段的持久性更高，2007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率处于持续上行的趋势中，演变为高通胀水平的可能性将变得非常大。
左大培认为，在从2003年以来的5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9%的自然增长率，2006年和2007年的增长率甚至高于11%，这样的连续高增长必然导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2007年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将近5%是毫不奇怪的。如果在2008年以及其后的几年还要维持每年11%以上的高增长，中国不但肯定会出现高通货膨胀，而且通货膨胀率还会越来越高。
刘伟、蔡志洲认为，宏观经济失衡的特殊性，对我国现阶段通货膨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长期而言，我国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但就短期而言，却面临着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刘元春通过梳理和分析目前关于通货膨胀研究五大派别（货币数量派、其他需求拉动派、成本推动派、结构性价格上涨派和输入型通货膨胀派）的观点后认为，对于中国通货膨胀的理解一方面需要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分析框架，但另一方面却需要跳出经典分析框架的约束，从中国经济的特性中寻找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同时，建立在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认识上的计量方法选择是当前通货膨胀成因研究的另一个核心。
2、近期通货膨胀的成因
学者们从结构、成本推动、需求拉动、货币供给量和外部输入等不同角度对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了分析。
吴军、田娟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经济结构两个层面对我国通货膨胀形势进行了剖析，认为我国当前源于总需求层面的通货膨胀压力已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锁定，目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来源于经济结构层面，根源在于农业部门发展的相对滞后。
陈彦斌认为，我国2003—2007年的新一轮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到目前为止，同时具有需求拉动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特征；流动性过剩对于当前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有一定的影响，但还不显著；外汇储备、汇率和上证综合指数对于当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具有较弱的解释能力，但是从长远来看，不能忽视流动性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
顾书桂认为地租成本推动型是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
范志勇基于2000年之后超额工资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货币供给而不是超额工资增长是导致通货膨胀变化的主要因素。基于分部门工资数据的研究结果也没有发现超额工资存在对通货膨胀的显著响应。因此，范志勇认为，2000—2007年中国尚不存在“工资-通货膨胀”循环机制。
段瑞君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和VEC模型，就利率、货币供应量、人民币汇率和货币交易额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货币供应量影响，股票交易额和利率的影响相对较小。汇率、货币供应量、股票交易额和利率对CPI的相对贡献率为5.72%、1.63%、0.625%和0.25%。
孙伯良认为，我国近期通货膨胀是由于内外部经济不平衡引起的，内部经济不平衡导致国内的经济波动，当经济疲软时，货币流通速度减缓，中央银行增发纸币来刺激经济的运行，一旦经济走向复苏和繁荣，货币流通速度加快，通货就会显得过多，出现流动性过剩；外部经济不平衡，如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的长期顺差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会使外汇占款增多，引致流动性过剩。内外部经济不平衡因素的作用使通货膨胀成为现实。
金柏松认为，当前我国CPI指数上升实际包括四种成因，一是涨价中有农产品涨价等合理因素；二是进口型膨胀；三是与世界经济接轨导致原来的价格体系转化，新的、与世界密切联系的价格体系正在形成之中产生的价格波动、拉升，连带滋生出泡沫；四是通常意义上的通胀。
3、通货膨胀的治理措施
面对通胀压力，针对不同的通胀成因，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措施。
刘伟、蔡志洲指出，治理通货膨胀必须在需求和供给方面同时采取措施，既要治理通货膨胀，也要防止通货紧缩，尤其应该重视深化市场化改革，理顺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关系及形成机制，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创造好的环境。在宏观调控中，应注意价格总水平的变动与经济增长、就业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均衡。
段瑞君认为，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结构，通过提高利率控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几乎是无效的；在当前的背景下，通过人民币升值不失为抑制通货膨胀风险的有效手段；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方面，货币供应量对于通货膨胀风险具有较大影响。虽然目前央行采用额度管理和提高准备金率的方法减少货币供给，但是关键因素在于降低货币供应量的供给速度。
陈彦斌认为通货膨胀的治理政策要着眼于当前特征，不能盲目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首先，发展生产，加强管理，通过稳定居民最为关心的粮食和肉禽价格来降低居民通货膨胀预期对于在长期中降低通货膨胀是至关重要的；其次，要利用国际市场补充国内短缺物资，增加价格增长最快的物资的供给；再次，控制货币供应量，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孙伯良认为现阶段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效果不明显。利率提高导致国外投机性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我国，并致使股市、房市低迷，物价持续上升；而金融紧缩又使我国主导产业发展困难，中小企业举步维艰，经济增长受到极大挑战。因此，在外部经济不平衡条件下治理通货膨胀，应充分利用市场手段，促进股市、房市稳健运行，推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用市场机制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顾书桂认为，我国在面对地租推动型通货膨胀时，理性的选择只能是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换取温和的通货膨胀，那种企图通过紧缩货币政策迫使企业全部消化农矿产品价格上涨以保持物价绝对稳定的想法，实践上已经被证明行不通。特别是把副作用过大的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当作经常的货币政策手段来使用，可能会招致经济衰退的不良后果。
考虑到政策调控对通货膨胀动态路径的重要影响。张成思认为，进一步加强宏观政策调控，特别是加强“稳定价格”的货币政策导向在新时期仍然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在新时期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巨变和内外经济出现失衡的的背景下，中央银行面临十分严重的挑战，货币政策应当在物价全面上涨之前加大调控力度，防止通货膨胀动态路径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特征。针对当前我国面对的内外失衡背景，要调控通货膨胀，除了加息措施之外，应该加强利率与汇率的联动效应，特别要注重提高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弹性和不可预测性。
（二）流动性过剩
流动性过剩是2008年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现象，并被普遍认为是近几年来我国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2008年，学界从分层界定及其度量、成因和对策等几方面对流动性过剩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
1、流动性过剩的表现、分层界定及其度量
陈锋通过梳理认为，流动性过剩的财务内涵是资产变现的能力或者金融机构获取现金的能力。目前广义的定义主要有：实际货币存量高于均衡水平的情形；准货币的持续增加，亦即“喇叭口”持续存在甚至扩大的状态；存款性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主要包括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存贷差的持续扩大和贷存比的持续走低；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流动性概念是银行间市场资金面的宽松，银行间市场利率往往被视为流动性是否过剩的关键表征。他采用曾康霖（2007）的观点，认为流动性过剩是金融资产在市场上的交易状态，应该从市场主体的行为、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动角度去考察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存贷差、货币市场资金面松紧状况更好地刻画了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情况，是判断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较为理性的指标。从流动性过剩的表现来看，就整个货币金融体系而言，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同比增速绝大多数时间在15-20%之间，狭义货币M1的增长率则波动较大，2006年以来加速上扬，目前已经超过20%；从商业银行的角度看，存贷差规模增长迅速而贷存比快速下降。
王国刚认为流动性过剩实际上就是商业银行体系中的资金相对过剩，把握资金过剩的指标应该是超额存款准备金。
高倩倩、郑建军认为，在马克思的分析视角下，当前的过剩流动性主要追逐的是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产品，尤其是能够带来价值更快更大增值的产品——虚拟金融资产和有限供给的实物资产。因此，当前的流动性过剩主要并不是货币的过剩，而是资本的过剩。同时，这些资本很多并未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大规模地进入非生产性领域，带有很强的投机色彩。他们进一步分析认为，当前流动性过剩可能引发的风险集中体现在：对虚拟金融资产和有限供给的实物资产的过度追逐，会导致这些资产价格快速提高甚至产生泡沫。它一方面推动了短期经济过热；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迅速积聚，若听之任之，可能引发经济衰退，乃至经济货币危机。
蒋云明、张爱武将流动性过剩直接定义为“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之间的（正）差额”。并通过梳理认为，在有关流动性过剩的研究中，绝大部分文献都将中国目前已经公认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全部或部分归因于国际收支顺差或其导致的外汇占款。
蒋云明、张爱武基于交易方程式，从几个简单假设出发，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提出了外汇占款的流动性过剩效应的一种度量方法。根据这一模型，外汇占款的流动性过剩效应完全决定于贸易差额、资本账户差额、货币供应量和国内生产总值。他们据此估算了自2000年以来外汇占款的流动性过剩效应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将流动性划分为货币流动性、银行系统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三个层次，总结了相应的可操作的度量方法，并通过中国数据进行了度量，从一个侧面论证了货币流动性是市场流动性的基础，以及市场流动性高时资产价格一般也较高的观点。
裴平、黄余送在借鉴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以最优货币供给规则为理论视角，提出了适度货币供给增长率概念和及其定值方法，并以该方法对1999-2007年的实际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体在1999年1月—1999年10月、2002年7月—2004年8月，以及2005年5月后的三个时间段出现了流动性过剩。
张新泽依据IMF《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的流动性概念，利用广义货币代替流动性总量进行分析，认为我国近几年流动性状况基本正常，但是2007年流动性已显现偏多的趋势。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国际流动性严重过剩的冲击压力仍在增长。
彭方平等基于STVAR模型的检验结果，选取金融机构存款与贷款的对数差作为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度量指标，进一步结合模型分析表明，自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明显处于流动性过剩状态。
2、流动性过剩的成因
王国刚认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资金过剩不是由全球流动性过剩引致的，也不是由外贸顺差快速增长引致的，它源于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储蓄〉资本形成+外贸顺差”格局，因此，这种资金过剩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
卢万青、魏作磊对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成因的各主要观点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并非外部失衡造成，而是内部失衡造成，也即是消费相对不足与投资相对过度的结构性失衡。
陈锋认为，我国的流动性过剩带有较强的外部输入特征，也与我国当前的体制性因素有关。国际收支持续顺差、银行信贷投放受制加之商业银行的惜贷行为、直接融资发展、银行支付结算体系的完善和信用货币的发展减少了人们对现金的需求、国内储蓄率偏高以及贫富差距较大、1999年以来的不良贷款剥离等都是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原因。
张谊浩、沈晓华认为，对于渐进性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的中国来说，由于相关制度安排不合理、市场经济体系尚不健全、人民币汇率升值和股价波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热钱流入，产生的冲击力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可能威胁到金融安全。
计承江认为宏观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制度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是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且是传统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不可回避的经济现象和无法跨越的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发展中的经济现象在金融领域中的反映，只是金融领域又助推了这一现象的发展趋势，其内在根源在于经济结构的失衡，是我国长期的粗放型和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的必然结果。
3、流动性过剩的应对措施
裴平、黄余送认为，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并且辅之以其他政策工具吸收沉淀于银行体系和流通领域中过剩的流动性资产，应是现阶段解决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的重要手段。
王国刚认为，既然流动性过剩源于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储蓄〉资本形成+外贸顺差”格局，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因此，缓解这一现象的对策，应从中国经济的内部去寻找。
卢万青、魏作磊认为，既然流动性过剩作为结构性失衡的货币表现，具有长期性，因此，解决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是一种系统工程，要综合采用货币政策、金融改革和结构调整，多管齐下才能根本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
张新泽认为，既然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问题是国际流动性严重过剩的冲击，那么，就应该首先解决我国进出口政策与国家发展战略错位的问题，以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流动性冲击。同时认为，保持一定水平的通货膨胀率有利于解决国际流动性冲击问题。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阶段，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从紧。
陈锋认为，应加大贸易政策调整力度，着力平衡国际收支，辅以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加强政策引导，促使商业银行过剩的流动性转向经济短板部门，进入实体领域；着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国内消费；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健全企业信息披露机制；鼓励“走出去”战略在企业和金融机构业务拓展中不断实现。
张谊浩、沈晓华认为，为了避免或减少热钱流入，降低流动性过剩压力，应该采取以下措施：压缩热钱流入的广义套利空间；有效监管热钱流入；掌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步伐；逐步提升股票市场的效率。
计承江认为解决宏观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应该从调整经济结构入手，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时效性等，努力实现货币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实现储蓄与消费、消费与投资结构的均衡；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现内外部经济结构的均衡；疏堵并举、以疏为主，实现国际收支的均衡；增加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对流动性吸纳和消化能力；加强政策协调，形成政策合力。
高倩倩、郑建军基于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本质是资本过剩的认识，认为政策措施应当围绕以下三个环节展开：第一，阻止或抑制新过剩资本生成和发展；第二，对于既有的过剩资本，一方面加强监管，另一方面丰富、拓宽投资对象，以疏通过度郁积于某些领域的过剩资本；第三，推动过剩资本向单纯货币转化。